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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伯利亚某处一辆呼啸的列车上,我上了有关战略的第一课。那时我八岁,正朝父亲肩头那边瞧着。父亲让我这么做的。他全神贯注地下着一盘棋。对手是个陷入沉思的老头,他双肩拱起,长而白的手指不断捋着唇上浓密的灰色胡须。慢慢地,老头一边嘀咕着一边从座位上朝前挪了挪,好像劲头上来了。
“将!”他用意第绪语突然叫道,他的“卒”下底顶住了父亲的“王”。时间仿佛永远停滞住了一样。父亲坐在那儿,他后来告诉我,他正在三种计策中权衡着。
我记不起父亲是如何反攻的,或是谁最后赢得了胜利。然而,触动我的是两人的镇静和走每一步棋时的深思熟虑。他们好像没有听到车轮震动着薄弱的车身发出的那种铿锵节拍。雪霰“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并化成了水流缓缓地流淌下去,不过这对两人并没有什么打扰。
回首1940年年末的这一情景,一切几乎不太真实。两个男人下着棋,悠闲地思考着每一步棋着,仿佛占有了世上所有的时间,又无处可去,因此除了这场棋赛并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然而事实上,时间很快就逝去。我们是一车的难民,为了要逃脱纳粹的追捕,为了生存。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啊,我们就仿佛是别人棋盘上的“卒子”。
那场席卷欧洲的灾难将所有一切都颠覆了。什么种族、语言、观念和意识形态,全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并将我这样的家庭送上流亡的生涯。我们还算幸运。家庭的主要成员--母亲、父亲和我--仍然在一起,虽然有时饥寒,身体却依然健康。我不知道留在柏利斯托克的祖母们、我亲爱的玻波尔姑姑,还有我的朋友们,他们能不能侥幸逃出战争这头野兽的蹂躏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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