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历史站点，我们可以期许什么？

【吴思，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历史学者，作家, 前《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血酬定律》等。本文为作者2018年1月9日在2018“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作者授权FT中文网发布。】

我说三点。先勾勒位置地图，再说期许。

第一，历史的走势图

前些天给一个老人过生日，他85岁了，回顾自己的一生，分了三个阶段。1949年之前是一个阶段，他有两个梦想，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加美国式的民主。第二个阶段是毛泽东时代，他用两个字概括：“恐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三个阶段是邓小平时代，他也用两个字概括：“腐败”。

我听了有点愣神，改革开放那么大的成就，用“腐败”二字就能概括吗？他解释了一句：腐败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

顺着这个思路说，腐败到底是什么交易？毛泽东时代的专政和阶级斗争，基调就是暴力和强制。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让步，向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让步。但是，很多手握大权的官员未必愿意让步，于是就有资本等民间力量掏钱赎买，造成改革开放的利益共同体。腐败，大体是民间对官方的暴力强制的私下赎买，这是新增利益的私下分配机制。由此看来，腐败就有了两面性。

顺着这个思路，我想到描绘股票走势的波浪图。以民众的自由权利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改革开放40年，大概可以数出四大浪。

第一浪上升：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大约走了十年，波动上升到了1989年，民众的自由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第二浪调整：从1989年调到1992年，回调了三年，可以看作一次小幅调整，时间长度不到上升浪的30%。在此期间，管制加强，民众自由减少。

第三浪上升，而且是持续20年的主升浪，从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开始，波动上升到2012年，市场经济大发展，中国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人们觉得改革开放不错，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可以“端起碗来吃肉”；另一方面，腐败了，两极分化了，分化得很不公平，又难免“放下筷子骂娘”。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自由，就没有经济的发展繁荣。不赎买，又没有那么多的自由。

人们对富裕和腐败的感觉是有变化的。经济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物质满足，边际收益递减，大家有点钱了，对钱就不那么重视了。而腐败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惊人，由此造成的不满，由此导致的不平等，让人们觉得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觉得难以忍受，边际成本递增，仇官、仇富情绪遍及全国。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反腐败的民意基础和历史意义，还可以看出，在自由和强制之间做调整，回调的历史分寸并不难辨别，不跌破底线即可。

第四浪调整：2012年之后，以大规模反腐为标志，又出现了一次回调。回调已持续了五年，尚未达到第二浪30%的时间长度，但各种管制全面加强，经济自由度徘徊不前，民营企业人心惶惶。

这次回调，到目前为止，还没跌破支撑线，最主要是经济改革方面的东西，整体上并没有明显倒退。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回调幅度很大，很明显，很多毛泽东时代的东西再次浮现，超过了邓小平设定的边界。

我估计，四浪回调的幅度不会太深。和股市一样，回调幅度并不是少数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这次回调，冲到支撑线附近就止步了。比如说2016年和2017年，连续出台了一批保护民企或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文件，中央级的文件出了三个，部委一级的文件出了几十个。为什么？民营企业出走，民营企业家在国内投资的增长率急剧下降，一度出现负数。如此下去，经济上要出大事，政治稳定也会受影响，于是回调止步了——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回调。

这就是我对1978年至2018年这40年的历史走势图的大概想象。

第二，历史走势图起点站和终点站

改革开放的起点站叫什么名字？按照官方的说法，文革时代是极左时代，现在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这些表述方式大家都熟悉，我就不重复了。

按照西方学术界的说法，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属于“极权社会”，又译为全能社会，全权社会，这是高度一元化的社会。有人把华国锋时代称为后极权社会，也就是弱化的极权社会，性质差不多。

未来走向哪里？未来几年改革的阶段性终点在哪里？按照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的承诺，一方面要提高市场经济的纯度，另一方面要提高依法治国的水平。如果这两个目标实现了，社会就会近似于台湾或韩国转型前的样子，国际学术界称之为“威权社会”。威权社会是有限多元化的社会。

现在我们在哪儿呢？超越了毛泽东时代高度一元化的极权社会，但又没达到台湾和韩国转型前那种有限多元化的水平，我们处于极权社会和威权社会之间。仿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名，我就把这个位于转型半途的社会称为“半极权半威权社会”。

当然还有其他命名。有人把当代中国称为“新极权社会”，西方学术界还有人采用极权、后极权、威权、新威权等概念。有这么多不同的命名，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这是正在形成的东西，出现未久，前无古人，还没到形成共识的时候。

总之，一浪起点是极权社会，未来几年可以看到的阶段性终点是威权社会。在极权和威权社会之间，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都属于半极权半威权社会，但是极权和威权的比重不同，也就是有限多元化的程度不同。

如果“十八大”的60项改革承诺大体兑现了，那就接近威权社会了，例如转型前的韩国和台湾，那时才会出现威权社会向民主法治社会的转型问题。当然，苏联和东欧那种极权或后极权社会，也可能直接向民主法治社会转型，只是“百废待兴”，转型的质量通常不如威权社会高，威权社会是“五十废待兴”。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对历史走势图的几个位置的命名。换个说法，就是讲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现在到了什么地方，报几个站名。

第三，在这个历史站点，我们可以期许什么？

如果我们手里的股票今天是52块钱，通常不会期许下个月涨到100块钱。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概率很低。如果你的期许是54块钱，58块钱，该公司的基本状况最近也不错，那就有比较大的实现可能。我就在这个意义上谈我们可以期许什么。

国际学术界研究各国转型史，通常会从三个方面分析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其中政治又会从三权分立的角度拆成行政、立法和司法，总共五个方面。极权社会通常是意识形态主导的，特别讲思想、讲政治。研究威权社会转型不关注意识形态问题不大，研究半极权社会则必须关注。于是应该关注的领域就从五个增加为六个。我就在这六个领域谈对于中国社会的期许。

行政领域。行政方面最近几年来的突出成绩就是反腐。我的期许是，反腐再往前走一步，建立制度化的反腐机制。比如说官员公布个人财产。未来几年是不是有这个可能，由某个领导人带头公布？以上率下，随后要求各级官员公布？如果很自信，走出这一步应该是可能的，这是我的一个期许。

行政方面的另一个期许是，既然有很多官员怠工怠政，不好好干活，我希望发展出一套行政方面严格规范的考核制度，将考核制度化，同时精简机构和官员，在行政方面进行一些基本的制度建设，以免像张居正改革那样人走茶凉。

我觉得这两个期许有点高，尤其是个人财产公布制度，顺着52块钱的比喻说，我的期许是60块。不过，发点狠，努努力，也未必不可能。

司法领域。“十八大”做的承诺，比如说司法文书要在网上公开，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据说公开率能达到50%。我的期许是，能不能达到60-70%？如果不公开，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罚则？不公开的比例低到某个限度，责任人是否应该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公开化很好，但要补一个罚则，否则很容易落空。这就是我对司法方面的一点期许。

现在各大区基本都建立了巡回法庭，我的期许是，巡回法庭起到更大的作用。如果现在的作用是20%，能不能提高到40%？我希望有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让巡回法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终形成一种提供公共服务的竞争机制，像几百年前的英国那样，王室巡回法庭与地方法院竞争，看谁能提供更多的公正。

立法领域。刚才说到了，约束权力要有罚则。我们有很多规定，包括比如说律师为当事人辩护，法官如果不采信律师的东西，必须逐条反驳。这个要求很好，但法官就是不反驳，不予采信还不讲理，你怎么办？能不能补一个罚则，如果法官没有能力逐条反驳，写不好司法文书，这个法官就要降级甚至下台？这是我在立法方面的一个期许。

另一个期许就是合宪性审查。2017年12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承诺，争取做到条条有回复。我希望他们尽快兑现承诺，让江平老师他们提出的合宪性审查申请，也就是审查北京市驱赶低端人口和拆除天际线是否合宪的申请，能够得到及时回复，最好还是公开回复。这是非常具体的期许。

以上是政治领域的三个方面：行政、司法和立法，下边谈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

经济领域。我查了一下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对于世界各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的打分。满分为100分，我在2008年第一次关注这个评估，当年的最高分是香港，90分，最低分是朝鲜，3分。世界平均水平是62分,中国大陆是52.8分。

我昨天想查2017年的，还没出来，2月份才能发布。我查到的是2016年，中国大陆的自由经济度是52分。2009年，因为4万亿投进去，政府的作用扩大，只得了51分。2016年，我们比2009年进步了1分，比2008年退步了0.8分。

我的期待就是再往前走一步。2016年越南是54分，我们十年徘徊不进，能不能小进一步，达到越南的水平？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难，经济自由度的评估，第一项就是产权保护，第二项就是政府的规模和作用，下边还有各种生产要素能否自由流动等等。重庆“唱红打黑”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很多企业家尚未平反，还有顾雏军之类涉及民营企业家的案子，只要做好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就能够使产权保护水平提高一截，分数就能涨高一点。

能提高得分的另一个重要项目，就是给企业降税，让企业掌握的资金更多一点，政府少拿一点，政府干预市场的资源减少一点。美国已经降税了，中国政府能不能顺势而为，把增值税从17%降到16%？降一个百分点就行。

土地问题、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问题，国有企业的特权问题，哪一项都可以提出一点期许，我就不一一展开了。

社会领域。我的期许不高，不继续打压公民社会就好。例如，让天则所正常运作，有一个稳定的办公场所，至少容许我们这个社会组织平安地度过2018年。


意识形态领域。我的期许也不高，回到邓小平时代的“不争论”就好。现在红色话语越来越多，在高校里宣扬一些未必适合中国现状的理论，我希望能够向邓小平的政策靠拢。

这就是我对2018年中国的几点期许。在我看来，这几点期许的共同特征是双赢，决策者和民间双赢。至少是多数赢，长期赢。一方短期受损，必有两方长期受益，在正当性方面，短期受损者也会认账。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