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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
一、供给学派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是西方经济学说在20世纪的第一次革命,它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基本内容的古典经济学,以“有效需求不足“代替了“供给能创造自身的需求“这一传统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家也把战后出现的经济繁荣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但是到了6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形势,凯恩斯主义对此已不能加以解释。供给学派就是在美国经济滞胀中诞生的。
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该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提出减税、紧缩货币供给、减少政府干预、削减政府支出等政策。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这一学派的政策主张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成为复兴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并自80年代以来,一直在英美等国用于治理经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济实践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第二次革命。
二、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在美国,供给学派存在着所谓“极端的供给学派“和“温和的供给学派“之分。“极端的供给学派“又称“纯粹的供给学派“或“激进的供给学派“。而且,由于其观点更鲜明、更富有特色,西方经济理论界又将“极端的供给学派“冠以“正统的供给学派“之名。“温和的供给学派“也称为“传统的供给学派“,它与“极端的供给学派“的区别不在于其基本理论和思想方面,而在于它们对各自政策主张的效果所持的预期和判断不同。
1、“极端的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最早提出“现代“供给学派理论基本思想的,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德尔(又译芒德尔,1932-
)。1971年,他就批评美国政府通过增税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而主张一方面应紧缩货币供给量以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应该实施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而减税之后,政府的税收未必减少,因而不一定会增加政府预算赤字。1974年,他反对福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而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当算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阿瑟•拉弗(1941-
)。他提出的描述税收与税率之间关系的“拉弗曲线“形象的解释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成为供给学派的思想精髓。其他代表人物有《华尔街日报》副主编、综合经济分析公司总经理裘德•万尼斯基,乔治顿大学教授、里根政府财政部经济政策助理部长保罗•克雷•罗伯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项目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乔治•吉尔德、另外还有杰克•肯普等。万尼斯基所著《世界运转方式》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阐述供给学派的资本和分配理论,被誉为是供给经济学的第一流分析;罗伯茨的《供应学派革命》影响也较大。
2、“温和的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温和的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首推美国经济研究局主席、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1939-
),他强调要靠资本积累和倚赖市场刺激而不是利用政府干预来减轻社会弊病;建议应使失业津贴也成为可征税对象,以便使领受者更积极地去寻找工作;鼓吹应把折旧放在代置成本基础上而不放在历史成本基础上,就能促进更大的资本积累这样一些政策。他最出名的理论当属说明财政赤字水平对资本形成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的“费尔德斯坦曲线“。代表作为《美国税收刺激、国民储蓄与资本积累》。其他代表人物还有迈克尔•K•埃文斯等。
三、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与政策主张
1、拉弗曲线(LAFFER CURVE)
拉弗曲线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所以减税未必使政府税收收益减少,于是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又不用担心会减少政府收入。
如果税率为零,意味着人们可以获得生产的全部成果,政府的收益自然就为零。这样,政府对生产没有妨碍作用,生产即可达到最大化。但是,由于税率为零,政府的收益也为零,政府就不可能存在。如果税率为100%,政府的收益仍为零,这是因为由于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征税,他们就不愿意再工作了。生产中断,自然“没有什么可供100%的税,因此,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税率从0—100%,税收总额从零回归至零,这一结论,若用数学语言(或用几何图例)来描述的话,它只能是上图的情形。其中,必有一个转折点,在此点之下,即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是随税率增加而增加的,而一旦税率再增加而越过这一转折点,政府的税收将随税率进一步增加而减少。在图中,高税率的A点和C点,分别与低税率的B点和D点,为政府提供着相同的赋税收益。换句话说,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所以减税未必使政府税收收益减少,于是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又不用担心会减少政府收入
那么,政府的活动怎样才算合适或税率应确定在哪一点最恰当呢?万尼斯基在拉弗曲线中作了进一步说明。如果政府将税率降到100%以下,如A点,生产将会恢复,政府也会获得部分收入。相应地,在图的下半部,当税率从0点提高到B点,政府就会妨碍一部分生产,经济中的一些部门由于发现其边际收入亏损超过从经济中得到的好处,它“便会转而选择闲暇“。但由于税率的提高,政府仍能获得一些收益。在上述两种情况下,“A点代表一个很高的税率和很低的产量,B点代表很低的税率和很高的产量,然而两者为政府提供同等的收益“如果政府迸一步将税率从A点降到C点,产量将进一步扩张,政府收益也增加;而政府将税率从B点提高到D点,政府的收益以同样的数额增加。只有在E点上,政府的收益和经济产量都达到最大。在E点上,如果政府再降低税率,产量将增加,但政府收益将下降;如果提高税率,产量和收益都会下降。因此,对政府来说,图中的EF以上部分是税率禁区。
2、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
供给学派全面否定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政策,认为它是美国经济滞胀的“罪魁祸首”。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大量失业的说法只适用于三十年代大危机时期。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在没有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失业率也很高的事实说明:失业问题并不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美国历届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果。由于社会福利开支的扩大,失业者能够领到数额相当高的失业救济金,这使得失业成本降低,很多人宁愿失业。同时也鼓励了资本家在经济衰退时肆意解雇工人,使失业人数增加。而刺激总需求的扩张性政策并不一定会导致实际产量的增长,而很可能会单纯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还认为,凯恩斯主义应对美国投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负责。由于战后美国各届政府依据凯恩斯主义理论,片面强调提高需求水平,鼓励消费,并且采取一系列阻碍人们储蓄积极性的政策,最终使美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由于投资不足,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革新缓慢,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持续下降,并且远远低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
3、重新肯定萨伊定理,重视市场机制作用
在凯恩斯革命以前,西方经济理论界信奉萨伊定律。这一定律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和劳务的供给能够创造出自己的需求。根据这一定律,经济根本不会发生严重的购买力不足的情况,市场自动调节能够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本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打破了这一“教条”。凯恩斯根据他对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分析,否定了萨伊定律,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论点,其内容实质被认为是需求创造出自己的需求。
供给学派认为要解决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必须把凯恩斯主义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因为战后美国多次发生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生产过剩引起的,而是由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市场机制的作用遭到破坏。
但是,供给学派并不是萨伊定律的简单复活,他们不是一般地号召增加供给,而是要求人们注意美国经济衰落的最重要因素——生产率下降问题。其理论核心是提出依靠市场机制,通过储蓄、投资和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提高,来提高生产率。并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最好办法。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强化个人刺激。
4、降低税率,刺激供给
供给学派认为,税收是激励个人和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最主要因素,降低税率能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说来,他们认为减税对经济增长有如下的积极作用:1、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和投资,并促使个人少休闲,多劳动,企业多投资、少消费,从而促使供给增加。2、降低税率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政府收入增加。表明税率与税收总额之间关系的曲线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由阿瑟•拉弗提出。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重要理论工具。供给学派利用这一曲线强调指出:降低税率不会增加政府赤字,因为税率的降低可以通过收入增加和储蓄增长而实现自偿。3、降低税率可以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税率之所以能够抑制通货膨胀,是因为一方面,降低税率可以增加供给,从而缓和需求过度的矛盾。另一方面,降低税率还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如果同时削减政府支出,就可以减少或消除赤字。
总之,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思想,主张从供给方面刺激经济,肯定萨伊定律的合理性--“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来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总需求不足而造成产品过剩,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他们对产品的需求“。供给学派的理论,表现在四个方面:财政政策主张;货币政策主张;减少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削减政府支出。
1、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供给学派提出刺激供给的最主要的财政政策主张就是减税,其理论依据是拉弗曲线。供给学派认为,过高的税率降低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高税率对经济有抑制作用。首先,如果公司所得税的税率过高,则投资所得扣除税收后所剩无几,企业家也就失去了扩大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其次,若国民收入的所得税税率过高,则会刺激消费,抑制储蓄了,因为人们的储蓄所得利息在扣除税收后余下较少,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则有可能为负,因此,人们宁愿把钱用于消费,而不愿用于储蓄。第三,若国民工资税税率过高,则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将大大削弱,缺乏工作的经济动力。最后,若社会保险税税率过高,则势必会削弱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供给学派看来,减税可以更好地刺激经济潜力的发挥,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企业所得税的削减,会使投资增加,进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二,个人所得税的削减,有利于刺激劳动者工作的经济潜力,劳动的供给随之增加,从而有利于增加社会总产品的供给。此外个人所得税的减低也有利于抑制消费,增加储蓄。储蓄的增加又将使利率下降,进而进一步刺激投资的增加;第三,社会保险税的降低,将降低社会对劳动力使用的成本,从而导致社会对劳动需求的上升,失业率随之下降。按照供给学派的观点,上述三者的综合效应是增加总供给、降低物价水平和降低失业率,最终帮助经济走出“滞胀“的泥潭。当然,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否定减税对经济具有刺激作用。反对者认为:首先,减税不一定能刺激工作。当税率降低时,人们的收入的确会提高,可是收入提高了,人们可能会变得不再想增加工作,因为他们对既有的收入已经满足了。其次,减税也不会刺激储蓄的增加,因为人们的储蓄往往都有预定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一般都同税率的高低无关。例如,为供子女上大学而进行的储蓄与税率的变动并无多大关系。凯恩斯主义者还认为,减税将进一步刺激消费的增加,从而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另外,很多人也对拉弗曲线提出了质疑,认为拉弗把整个宏观税收体制用一条简单的曲线来刻画,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2、供给学派的货币政策。供给学派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学派理论大体相同,认为货币供给过多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必须实行紧缩货币的政策。关于如何实施紧缩货币的政策,供给学派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解决美国通货膨胀和美元信任危机的根本方法,是使美元与黄金重新挂钩,实行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这样可以消除人们对美元贬值的担心。美元的币值稳定了,社会的货币供给总量就会受到限制,进而可以实现平稳物价、降低利率和平衡预算。这种观点不同意货币学派只着眼于控制货币供给量,通过通货紧缩、减少信贷的方法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方法,认为只有致力于稳定美元币值,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这种观点提出,单纯的紧缩通货还可能提高已经很高的利息率,对增加投资率会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恢复金本位制,无论是对稳定币值还是降低利率,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这又是减税政策发挥刺激投资和储蓄、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必要条件。此外,恢复金本位制,还可以是美元成为稳定的世界储备货币,巩固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特权地位。另一意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必须降下来。但是与货币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须在一定保持在货币学派所认定的4%-5%的固定年增长率上。这种意见既不同意过多地增加货币供给量,也反对过分紧缩货币,而主张货币政策与减税政策相配合并为之服务。它认为,当减税改善了工作和投资的赢利状况后,经济将会因为商品和服务的迅速增长而要求更快地提供货币,这时如不及时增加货币供给,很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并非一概都是由货币增加引起的,而货币增加也并非一定都会引起通货膨胀,能否引起通货膨胀,取决于货币供给增长的目的。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因为政府把货币当作还债的手段,那么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是由于实际产量的增长对货币需求十分强烈,则会降低利率,阻止正在形成的资金短缺,从而可以避免通货膨胀。
3、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美国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理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工资、就业、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章条例,要求企业遵守,并设置了相应的监督机制。供给学派认为,这些规章条例首先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产品生产的成本和大量的非生产性开支,其次是束缚了企业的手脚,扼杀了企业家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使企业不得不压缩研究和开发支出,减少风险投资,延缓扩大生产的计划,从而造成了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减弱。供给学派相信,政府管制越少,私人经济运行就越有效率。他们督促政府要撤消价格限制、最低工资法等法令,放宽关于环境污染、生产安全、商品检验等规定的标准,让企业尽量自由地经营,让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发挥。
4、削减政府支出。供给学派一方面主张大规模减税,另一方面主张削减政府支出。他们声称,削减支出的目的不是为了弥补因减税而造成的政府收入的减少,而是为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政府的一切支出都具有排挤私人生产性支出的性质,而且政府用钱不会比私人用自己的钱更有效率。供给学派所要削减的并不是政府支出中的政府购买,而是政府支出中的政府转移支付。他们认为,美国战后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支出,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带来了官僚机构臃肿、营私舞弊等一系列弊端。更为严重的是。庞大的社会福利制度削弱了人们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扼杀了竞争性和个人独创性,使人们产生了依赖政府的思想,从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削减福利支出,包括减低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额,严格限制受领条件,除只对老年贫困者和赤贫发放救济外,停办其他福利。
供给学派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很快受到美国统治阶级的重视。里根在竞选总统时就宣称自己信奉“供给学派”。他上任不久,即向国会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里根的复兴计划基本上是“供给学派的复兴计划。”然而,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的主张遇到严重挑战,他们的主要理论观点在实践中并没有应验。第一、减税对于刺激人们的储蓄积极性没有多大作用。第二,由于紧缩货币政策引起利率上升抑制了投资,减税也没能促进企业投资。第三,里根政府的实践表明,减税没有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减少了财政收入,赤字年年增加。所谓减税会自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拉弗曲线”破产。在现实种种问题面前,供给学派受到巨大责难。里根政府和国会也从减税的立场上后退,在1983年的预算法案中明确把增税作为减少政府赤字的手段,这标志着供给学派在实践上的失败,并从此衰落下去。
四、供给学派与中国经济发展:走出通货紧缩的漩涡
近些年来,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非常重视用供给学派的理论政策来解释解决现阶段的通货紧缩问题。
如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1999年6月25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向供应方面倾斜》一文就提出:我们不仅要采取“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从增加需求入手来拉动经济增长,还应当采用“供应学派”式的政策,采取一切手段使“供应方面”(企业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出来,由此形成供给扩张与需求增大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把经济推出通货紧缩的漩涡。
反观中国的情况,从1998年中期中国政府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增长的经验可以看到,这种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复苏,但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稳定增长。现在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一方面,我国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靠财政赤字进行的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而且即使政府有这样的财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所以,继续把政府大规模投资作为支撑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于提高是我国的一个客观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而加税,还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所以,为了扭转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我们除继续采取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个人收入政策)外,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供给方面”去,实施“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具体说来,这一套政策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继续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在财政资源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方法上要加以改进。这就是说,在资金运用方面,改变财政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实行投资方向多样化,增加教育、科研、共用技术开发等投资的比重。在资金运用方法方面,要避免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尽量采用贴息、参股、项目融资等方法争取民间投资的更多参与。
第二,更加明确地采取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是一种短期调控,货币政策目标总是根据宏观经济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的。但在1997年宏观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以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没有作出明确地调整;而一些货币政策工具如法定储备金和超额储备金利率过高、公开市场操作手段运用不足,也不利于货币供给的扩张。与此同时,银行改革滞后,也使它们放贷取利的压力和动力不足。货币政策及其实施方面的这类缺陷需要及时加以克服,使有购买能力的总需求真正得到扩张。
第三,采取重点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政策,增加消费需求。目前存在一系列增加居民个人收入项目,如对无房老职工的住房基金作出补偿、偿还政府对老职工劳动保障的隐性负债、补足欠发的职工的工资、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薪金等。在实行这方面的政策时,必须按照低收入阶层优先的原则在实施时序上作出妥善的安排,有先有后地加以解决。
以上属于需求方面的政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实行“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长的企业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发动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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