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人物之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Frieherr von Wie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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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 11:09

riedrich Frieherr von Wieser
(July 10, 1851 - July 22, 1926)


维塞尔

Friedrich Frieherr von Wieser (1851～1926)

奥地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维也纳一个高级军官家庭，早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到奥地利政府机关供职达10年。曾去德国，在历史学派的W.罗雪尔、B.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K.G.A.克尼斯(1821～1898)等指导下研修经济学。1884年到布拉格大学任教，1889年成为该校经济学教授。 1903年接替岳父C.门格尔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1917年后，任奥匈帝国上议院终身议员，并在奥匈帝国最后两届内阁中任商务大臣。维塞尔的主要著作有:《经济价值的起源及主要规律》(1884)、《自然价值》(1889)、《社会经济理论》(1914)、《强权的法律》(1926)。

　　维塞尔继承和发展了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他和门格尔一样，以人对满足其需要的财物的效用的主观评价来说明价值。他最先提出“边际效用”一词，说明价值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照维塞尔的解释，某一财物要具有价值,它必须既有效用,又有稀少性，效用和稀少性相结合是边际效用，从而是价值形成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他所谓的“边际效用”就是人们在消费某一财物时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而递减的一系列效用中最后一个单位的消费品的效用，即最小效用。该财物每一单位的价值都由边际效用来决定，其总价值等于边际效用与单位数的乘积。维塞尔把这种由边际效用决定的价值叫做“自然价值”。维塞尔还把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解释分配，并提出所谓“归属论”。他认为生产财物即生产资料的价值是由他们所生产的消费财物的边际效用决定的，这价值应按各个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或“贡献” 大小，以一定份额“归属”于各有关生产要素，从而构成各生产要素的收益，工资、利息、地租就是劳动、资本、土地各生产要素的收益，这些收益归根结柢都是主观评价的结果。

　　维塞尔用主观心理来解释价值、利息、地租等，完全抹煞了这些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和历史性，掩盖了它们的真正来源和本质，其目的就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参考书目

　 M.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Irwin,Homewood,Ill.,1962.

　　　　　　　　　　　　　　　　　　（纪明山）

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 (July 10, 1851 - July 22, 1926) was an early member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Born in Vienna the son of a high official in the War Ministry, he first trained in sociology and law. He was the brother-in-law of another prominent Austrian school economist Eugen von B?hm-Bawerk. Wieser held posts at the universities of Vienna and Prague until succeeding Austrian school founder Carl Menger in Vienna in 1903 where with Bohm-Bawerk he shape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ustrian economists including Ludwig von Mises, Friedrich Hayek and Joseph Schumpeter in the late 1890s and early 1900s. He became Austrian Finance Minister in 1917.

Wieser's two main contributions are the theory of "imputation", maintaining that factor prices are determined by output prices and the theory of "opportunity cost" as the foundation of value theory - subjectivist pillars in Neoclassical theory.

In developing these ideas, Wieser can be credited with turning Neoclassical economics firmly towards the study of scarcit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 a fixed quantity of resources and unlimited wants - all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arginal utility, a phrase he coined. Wieser's imputation theory allowed that single principle to be applied everywhere. Wieser's theory of alternative cost (not yet known as opportunity cost), where costs would be analysed in terms of the foregone use of the product, and Alfred Marshall's "real cost" theory soon came into conflict.

Wieser is renowned for two main works, Natural Value (1889), which carefully details the alternative cost doctrine and the theory of imputation, and his Social Economics (1914), which is an ambitious attempt to apply it to the real world.

The economic calculation debate started with his notion of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accurate calculation to economic efficiency. Prices to him represented, above all, information about market conditions, and are thus necessary for any sort of economic activity. A socialist economy, therefore, would require a price system in order to operate.

He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trepreneur to economic change, which he saw as being brought about by "the heroic intervention of individual men who appear as leaders toward new economic shores." This idea of leadership was later taken up by Joseph Schumpeter in his treatment of economic innovation.

Unlike almost all Austrian School economists he rejected classical liberalism, writing that "freedom has to be superseded by a system of order."

伟大的误导者

——浅论维塞尔边际理论

向天宁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三位经济学家几乎同时提出边际效用理论，这一事件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边际革命”。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是门格尔所开创的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对边际理论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一方面，其理论突破对于后世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作用；但同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其理论内在的缺陷和偏差又对后世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误导。

　　纵观维塞尔的边际理论，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均衡”。由于其理论具有完善的数理逻辑背景和良好的解释力，维塞尔的边际理论自其创始就被广为接受并成为后世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但笔者个人认为，这几乎被视同为真理的边际理论在价值取向上存在严重的偏差，并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边际理论以“均衡”为其价值取向。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均衡”是否应该是社会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却是不无疑问的。现代伦理理论通常认为“正义”、“自由”是更上位的社会价值目标，在这一框架下，“均衡”仅仅是作为实现上位价值目标的下位手段和途径而已。而维塞尔的边际理论却把“均衡”作为其直接和最终追求的价值目标，无异于浅尝辄止，买椟还珠。

　　实现“均衡”固然通常是最终实现“正义”、“自由”的可行途径1之一，但现实却并不总是如此。当“均衡”与“正义”、“自由”发生冲突时，由于维塞尔把“均衡”默认为最高价值，在其理论框架下采取的冲突消解机制带来的效果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累进制税收。累进制税收的理论基础在于富人与穷人的收入边际效用不同，其经济合理性看似难以撼动的。但请注意，首先，这里的合理性仅限于经济合理性而不包括更广意义上的社会合理性。固然，随着财富的增加，富人较之穷人对于收入的边际效用将逐次降低，对于向高收入开征重税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貌似是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增进的。但，社会总福利的增进是否可以构成对部分人（在这里是富人们）利益进行损害的完整而充分的合理性证明？均衡是必要的，但在什么限度内以及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均衡则是值得深思的。萨缪尔森在这一点上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不能回答好像公平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经济学能有助于设计增加穷人收入的更有效率的方案，但它不能回答多少贫困是可接受的或多少才是公平的。”2税收是国家对公民财产的合法侵犯，但其合理性，尤其是针对不同收入以不同税率进行课征的合理性的证明并非自然而然。关于累进税率的设定必然需要有个“度”的限定。但如果按照维塞尔的边际逻辑严格往下推导，出于对社会整体福利程度（帕累托最优）的片面崇拜和追求，要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必然要求社会上每个人的边际福利趋于一致，从而将无可避免地陷入极端功利主义者主张的社会收入及福利分配基尼系数为零（绝对均等状态）而丧失激励的泥淖。从另一层面上看，“杀富济贫”并非完全不行，但其合理性的前提在于“为富不仁”，因为致富本身是没有原罪的。“多数人的暴政”（majoritarian tyranny）在民主社会中尤其危险，而维塞尔的边际理论无疑为这个社会悖论提供了一个经济学上的合理性支持，是存在一定危险的。况且更进一步看，在维塞尔的理论框架下是否真的就一定能实现社会总福利的增进还是值得探究的。因为维塞尔强调的“均衡”是一种事后的、机械的和静态的均衡。固然，在社会生产情况既定的前提下，通过累进税实行财政的转移支付在一般意义上确实可以提高社会的总福利状况。但从动态的角度进行考察，被征收重税的富人们在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受挫之后还能不能如先前那样积极地从事生产和穷人们在收到由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午餐”后是否还能如先前那般努力工作是很值得疑问的。通俗地说，就是当我们把蛋糕分得更均匀了之后，蛋糕本身会变小这一趋势必须同时进入我们的视野。可以预见，在统一适用高额累进税的世界中，同质化（而且是整体水平下降的同质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考虑，开征高额的累进税无异于杀鸡取卵，得不偿失。

　　关于“木桶原则”。维塞尔的边际理论强调了“当要素可生产多种产品时，其边际生产贡献由这些产品中具有最小边际效用的产品价值所决定。”3落实到一个团队里，意味着集体的战斗力取决于该团队中最弱成员的个人能力和工作参与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态度会在事实上削弱团队的整体战斗力。更可怕的是，这提供给了团队中较弱成员对较强成员进行威胁的一个可信手段，尤其是在团队分组情况已经确定而且根据强行性规则不可改变，或者改变分组的制度性代价过大以至于重新确定分组完全不具有经济可行性的情况下。在这样的社会中，精英是得不到鼓励的，中庸成为人们计算完“机会成本”后普遍采取的最优选择。维塞尔的理论单维度地强调了静态的边际效用，忽视了团队其余组成部分的先决性作用和动态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这是其又一缺陷所在。

　　关于“机会成本”最低原则。从纯粹的经济合理性角度考虑， “机会成本”的确是最方便的度量工具之一。但维塞尔理论对其的片面强调在事实上造成了“机会成本”万能的假象。机会成本在现实中得以顺利运用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成本的可度量性”，但这个前提并非必然成立的。情感的波折与金钱的补偿间如何能建立起一个兑换比率？保研的安全与力拼出国的相对高风险高收益如何取舍？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一般地说，其实并不是一切都能计算得清楚。另一方面，维塞尔还有意无意地假设了“计算”边际成本这一进程本身没有成本（或者至少是成本小至可以忽略不计），但这实际上也是不成立的。由于资源与信息是有限的，人们常常只能在不完全信息或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决策。在现实生活中，即使计算清楚边际成本本身保有逻辑可能性，但“计算”行为所引致的巨大物质和非物质成本往往导致“以计算清楚边际成本作为行动前提”的行为本身的严重不经济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就此提出了受到约束的合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4所以，就笔者看来，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市井小民的我们没有必要严格地把计算清楚“机会成本”作为行动的前提。“拍脑袋”——简单决策原则更应该成为我们可以倚仗的行事策略。所谓“难得糊涂”，“率性而为”正在此意。

　　维塞尔作为门格尔的继承者进一步深化了边际理论，为后世的经济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其片面强调“均衡”，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造成了思想上的偏差，因此，将其界定为“伟大的误导者”当不为过吧。

“斯堪的纳维亚的马歇尔”--维克塞尔与今日主流经济学

“他不像同时代的教授那样, 讲课时穿着正规的服装和燕尾服, 他经常穿着普通的很少熨平的衣服, 也不戴大礼帽, 而是戴着非常像渔民戴的那种遮阳帽. 他住的地方离学校较远, 早晨上课前, 他经常到附近的露天市场为家里买东西. 因此, 当他走进教室时，经常把放满物品、肉、蔬菜的篮子放在讲台旁或其他东西上.”(《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看到上述文字，我们大概想不到这位不修边幅、略带寒酸的教授就是大名鼎鼎的维克塞尔。

提起维克塞尔, 读者的第一个反应恐怕是: 这不过是北欧国家一位边际主义学派的代表, 还是第二代的(国内大多教科书都是这样描述的). 其实, 作为1874-1914年间几乎与伟大的瓦尔拉斯和马歇尔齐名的经济学家维克塞尔, 其贡献远不止是“扛着边际主义的大旗”, 他的渊博学识和深邃洞见, 不仅感染了一大批学者, 形成独具风格的斯德哥尔摩学派; 并且对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凯恩斯发表《货币论》与《通论》之间的那段时间, 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都成了新维克塞尔主义者; 在大陆, 奥地利人如米塞斯、哈耶克、哈伯勒也都这么认为; 在美国, 年轻的汉森在接受凯恩斯《通论》思想之前, 也成了维克塞尔的追随者. 直到今天, 我们仍能在主流经济学中发现维克塞尔的影子. 怪不得萨缪尔森由衷地赞叹: “和古诺的著作一样, 维克塞尔的著作是意味深长地讲给下一个世纪读者的”.


一、维克塞尔的生平和思想

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 1851-1926)生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斯德哥尔摩。也许是上帝的特意安排，与他同一年出生的还有庞巴维克和维塞尔, 他们都是边际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早期的维克塞尔对经济学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打算成为一名数学家或钻研物理学；在接触到德莱斯代尔 (G·Drysdale) 的《社会科学的构成》及 J·S·穆勒的一些著作以后, 他的思想才转到“社会问题”上. 和大多年轻人一样，维克塞尔对各类社会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 并愿意发表看法。他曾就社会主义、卖淫、宗教信仰等内容作过专题演讲. 令我们略微有些吃惊的是，这位未来的大经济学家直到三十多岁才开始接受较正规的经济学训练. 1887－1888年间，他四处求学：曾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去听布伦塔诺(Brentano)的劳动经济学课, 纳普(Knapp)的货币和信贷课及辛格(Singer) 的经济分配课；并到维也纳听卡尔·门格尔的课, 到柏林大学听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的公共财政课. 这些经历为他将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1893年维克塞尔的第一部著作《价值、资本和租金》问世. 在这部倍受庞巴维克和瓦尔拉斯称道的著作中，维克塞尔完成了一个伟大的综合. 他把杰文斯、门格尔和马歇尔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生产力理论应用于庞巴维克的资本分析, 并把这种结果溶合到瓦尔拉斯的比较静态一般均衡框架中. 从而成为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他提出该理论的时间比学界所公认的这一理论的创始人威克斯蒂德还要早一年.

三年后他又发表了专题论文《财政理论研究》. 该论文内容比较庞杂, 重点是将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公共部门, 进行公平税制的设计; 同时提供一种定价方法(特别是边际成本定价), 应用于纯粹的和不完全纯粹的公共物品、公用事业服务、寡头产品或卡特尔产品. 此外他众多的理论成果中还有一项是所谓财政和税收的自愿交换(或利益)理论. 维克塞尔(1896) 以此开创了“维克塞尔-林达尔-马斯格雷夫-萨缪尔森-维克里纯公共物品理论”; 在处理公共物品上, 维克塞尔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 即没有简单沿用流行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讨论公共物品的供求, 而是采用了一致同意的方法. 布坎南声称, 在这一点上, 他深受维克塞尔的启发. 这里表明了公共选择学派与维克塞尔的渊源.

之后，维克塞尔致力于货币理论与政策的研究. 在《利息与价格》中, 他首次提出被称作维克塞尔主义的“累积过程理论”(详细内容见后文). 这一理论对萨伊的“面纱论”提出质疑, 第一次打破传统的两分法, 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结合起来, 指出货币对经济过程的实质性影响, 成为凯恩斯以及后来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直接渊源.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仅仅这三部著作就足以使他跨入一流经济学家的行列。但当时的瑞典还不能完全理解维克塞尔学说的重大意义，致使维克塞尔在找工作时颇费周折. 为争取隆重德大学的一个编外教授职位，他不得不和包括卡塞尔( 即那位以购买力平价理论而著称的古斯塔夫·卡塞尔)在内的另三位对手竞争。幸亏他有法学学位, 才得以如愿以偿. 此后维克塞尔长期执教于隆德大学, 直到退休.

在隆德大学期间, 他分别于1901和1906 年出版了《国民经济学讲义》第一卷和第二卷. 该书对他以前的学术思想作了一下总结, 将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揉合起来，自成体系，堪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当时最流行的教科书）相媲美。熊彼特甚至认为, “还没有掌握维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第一卷全部理论的人, 不能说已经完成了经济系学生应受的训练.” 并称维克塞尔是“斯堪的纳维亚的马歇尔”。

1916 年维克塞尔从隆德大学退休，此后不再有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出版。不过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 30年代西方世界掀起凯恩斯革命狂潮不久, 便有人(俄林, 缪尔达尔等)纷纷扬言, 其实凯恩斯的理论并不新鲜, 维克塞尔那里早已之. 剑桥学派马上站出来反驳. 于是经济思想史家们就突发奇想: 如果能让这俩人呆在一起聊聊, 这段“公案”或许会有一个了结. 没 想到历史竟是这样有趣, 居然为满足他们的好奇, 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机会.

1916 年, 维克塞尔在一次去英国的旅行中与凯恩斯相会 (凯恩斯当时在财政部工作, 其所有重要的著作都还没有发表). 对于这次会面, 维克塞尔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

那天我遇见凯恩斯恩斯并共进午餐. 我们兴致勃勃地进行交谈. 尽管有些问题他还不很清楚, 但总的说来收获颇丰. 我当时非常希望能和他多聊一会儿, 不过他用餐以毕喝完咖啡就得走–––我陪他去了理发店.

从维克塞尔的信中, 我们能感受到维克塞尔对凯恩斯的敬重. 遗憾的是, 凯恩斯是否因这次谈话而大受启发不得而知. 历史跟经济思想史家们开了个小玩笑.

顺带地要提一下维克塞尔的方法.

维克塞尔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属于高水平的抽象理论范畴(对人口、财政等现实经济问题除外). 他的这一风格很象其前辈尊师门格尔(门格尔与历史学派就方法论曾发生过著名的论战). 不过他在70寿辰的谈话中表示： 对那些掌握了大量实际经济资料以从事经济问题分析的人们, 他甚为羡慕， 深悔以往吸收各经济学派之长而忽视了历史学派， 因而建议须研究历史， 研究经济生活的发展（见英国《经济学杂志》， 1926年第三期， 俄林介绍维克塞尔的论文）.

另外, 维克塞尔是一个学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 但并不卖弄数学(他同时代的马歇尔及后来的凯恩斯都是这样). 他在《利息与价格》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 我在这次研究中几乎没有使用数学方法。 这并不是说明这一方法的适用和有效已经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而只是由于我的论题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使用这一精密方法。” 这对当前那些满足于玩弄数学技巧而无实质内容的人将是一服清醒剂.


　

二、维克塞尔与主流经济学

今天的美国经济学家们在主流经济学中出尽了风头. 然而, 一个世纪以前, 美国的经济学不过处于初级阶段. 此前一直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处于统治地位. 人们为了简单起见, 往往称十九世纪是英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二十世纪是美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果如所言, 其它国家的经济学家干什么去了?

其实, 我们很难分清哪是纯粹的美国学派, 哪是纯粹的英国学派, 哪是纯粹的奥地利学派,……是各国经济学的涓涓细流才汇成今天的经济学主流. 这里要提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经济学家维克塞尔, 由他所开创的传统影响了直至今天的主流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方面, “维克塞尔微观经济学”曾被现代人誉为王冠上的宝石(萨缪尔森语). 无论是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维克塞尔效应”, 有关垄断的讨论; 还是声称自由放任的竞争均衡不会必然导致或接近社会福利最大化, 市场竞争的皇帝没有穿道德的外衣等等, 都是堪称经典的论述.

这里主要想谈谈维克塞尔与当今宏观经济学的渊源. 维克塞尔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 首次将总量问题引入经济理论体系核心中来的经济学流派是早期的瑞典学派, 作为这个学派创始人的维克塞尔自然功不可没. 只是由于篇幅限制, 不可能细致探讨维克塞尔与现代宏观经济学方方面面的联系, 而只想谈一点: 一个世纪以前的维克塞尔就已经把握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所关注的最核心问题–––真实变量与名义变量的关系问题. 经济学家樊纲(1991)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 它着重研究货币变量, 即研究名义变量变动的原因以及由名义变量变动所引起的真实变量的变化. 例如, 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如何引起物价水平、名义收入等等的变化, 引起总需求的变化( 总需求是以货币为支付能力的需要), 并因此引起社会生产水平真实变量的变化. 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维克塞尔是怎样冲破固有的教条, 接触到现代经济学的中心的.

新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大多接受了萨伊的观点, 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实物经济, 否认货币对经济过程有实质性的影响. 在他们看来, 市场是完备的, 所有商品的交易都在组织完备的市场中进行; 人们关于市场的知识也是完备的, 所有交易者对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状况、现期价格和未来价格的状况, 都有充分的知识. 这样, 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存在所谓的”不确定性”. 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中把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是没有必要的, 货币的作用仅仅是媒介商品交换, 只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起着转瞬即逝的作用, 对实际经济活动不产生影响, 货币只是” 一块遮挡实际经济力量活动的面纱” . 与此相对应, 整个经济研究分成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两部分. 价值理论研究商品的供求与商品相对价格的关系以及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的决定, 即实物经济领域的问题; 货币理论研究货币数量与绝对价格的关系以及绝对价格水平的决定, 即货币经济领域的问题. 前者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来表示, 后者则表现为著名的剑桥方程式, 从而使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截然分开, 形成所谓”两分法”.

第一个站出来打破这种两分法传统的就是维克塞尔. 他认为, 货币在实际经济中并不是简单的一层面纱或润滑油, 将货币比作润滑油不过是一种姑且的说法而已. 维克塞尔称一些经济学者往往不顾货币在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如媒介交换、投资与资本转移等, 而动欲将其抽去后所演绎出来的经济规律, 直接应用于货币起着这些作用的现实情况. 维克塞尔强调指出:“货币的使用(或滥用)事实上对实物交换和资本交易起了强烈的影响. 因为货币–––例如政府纸币–––的发行, 将可能破坏巨额的实物资本, 将可能使整个经济生活陷于绝望的混乱. 并且, 这一类事情在实际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 但对货币和信用, 若能合理地加以利用, 则亦颇能促进实物资本的形成和全部生产的增加. 这话并不是说货币与信用本身是实物资本或可以代替实物资本, 而是说通过货币和信用, 可以限制现在的消费, 换言之, 即可诱发或强制–––这种强制虽然不是无条件的好–––人们的储蓄, 借以促进实物资本的现实的增加”.(《国民经济学讲义》)

一个理论的提出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 而一个理论突破更往往是由于现实发生了大的变动. 希克斯(1967)在《货币理论评论集》中谈到: 货币理论与大多数经济理论相比较并不抽象. ……它常常是由某些特定事件和某些作者自己所处时代的特殊经历引起的.” 如李嘉图关心的是拿破仑战争后货币制度的重建问题, 凯恩斯恩斯关心的是二十年代货币制度的重建这一类问题, 以及后来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那么维克塞尔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完成他的理论创新的呢?

维克塞尔处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 当时的欧美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金融革命”. 这在当时很多经济学家的作品中都有反映. 比如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08), 凡勃伦的《企业论》(1904)都对经济中虚拟部分(即货币金融因素)对实际部分的影响有所论述. 不同的是, 希法亭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凡勃伦是制度主义的方法, 而维克塞尔则是新古典的方法.

维克塞尔经历了瑞典金融方面的繁荣. 当时瑞典已有运行良好的资本市场, 在名著《利息与价格》出版的前一年瑞典又设立了中央银行. 这些金融上层建筑的发展, 使得货币、利率等因素在现象形态上开始表现为超脱于实物经济之上, 它们在实际经济中的作用一下子突显出来. 这些新的现实以及长达二十年的物价下跌, 都为维克塞尔进一步阐明货币与实际经济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契机. 于是有了著名的”累积过程理论”.

” 资本自然利率” 的概念是理解维克塞尔理论的关键. 用维克塞尔的原话来讲, “ 借贷资本的需求与储蓄的供给相一致时的利率, 从而大致相当于新形成的资本之预期收益率叫做正常的自然利率. 就其本质而言, 这个利率是可变的, 若资本利用的希望较好, 则借贷资本的需求就要增加, 因而在最初就要超过其供给. 这样, 利率就将上升, 以致促进了储蓄的增加, 而同时也压抑了企业家的需求, 直至在较高的利率水平上再度达到均衡为止. 这时, 若无其他原因的干扰, 在商品及劳务市场也将达到均衡, 从而物价与工资就将保持不变.” 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到, 资本自然利率实际上包含着三层含义:

(1) 自然利率是相当于实物资本之收益率或生产率的利率.

(2) 自然利率是借贷资本的需求( 投资) 与供给( 储蓄) 相一致时所形成的利率.

(3)自然利率是使货币保持中立, 既不使物价上升 , 也不使物价下跌的利率.

显然, 第一个概念是用以表示自然利率的实质的, 它关系于生产过程; 第二个概念是用以说明自然利率形成的, 它关系于资本市场; 第三个概念则是用以表现自然利率的作用的, 它关系于商品市场. 正是通过自然利率, 看起来分割的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生产过程才关联起来. 为了阐明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 维克塞尔将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结合起来考察. 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资本自然利率作为实物资本收益率, 市场利率作为货币借贷资本的收益率, 一个是联系着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范畴, 另一个是联系着借贷过程中的货币范畴. 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呢? 这是令很多经济学家困惑的问题.

维克塞尔的巧妙之处在于抓住两种利率间的共同点, 这就是二者都表现为一种实物资本的借贷关系. 他指出,” 大致说来, 自然利率同在实际交易中的实际利率是一件东西. 我们可以将这种利率看作是假定实物资本没有货币参加而用物品贷出时在这样的供求情况下所决定的利率, 这样就可以获得要一个比较确切的、虽然还是有些抽象的标准.” 显然, 自然利率在此不过是生产过程与资本品的交换过程的统一而形成的. 在此, 维克塞尔直接继承了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 他利用了交换关系这一枢纽, 把各个不同的环节联系起来了. 因为, 在他那里, 资本自然利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交换关系, 货币借贷也表现为一种交换关系, 两种交换关系可以在实物形态(实物资本的借贷) 上统一起来( 当然, 若抽掉物质形态, 也可以在货币形式上, 在金融证券形式上统一起来). 正是因为这种统一, 这种联系, 两种利率就有了相互比较的基础和前提. 那么, 在现实经济运动中, 这两种利率究竟是怎样互动从而影响实际经济过程的?

当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相一致时, 货币是中性的, 货币因素就不影响经济. 但在更多情况下, 二者是不一致的. 当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 企业家因获利希望较大而扩大生产; 生产扩大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从而生产资料所有者货币收入提高. 在利率较低情况下, 提高货币收入更多的不是用于储蓄而是消费, 这样造成消费品需求上升, 从而消费品价格上升, 以致为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需求和价格也上升, 这便形成经济上升的累积过程. 相反, 假如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 则一切与上述相反, 形成经济下降的累积过程.

维克塞尔在这里不但强调了货币对实际经济过程的影响, 尤其重要的是, 他提出了货币与实际经济的作用机制, 将产品市场、货币市场统一起来进行考察. 这对后来者凯恩斯、托宾等都有深刻的启发.

正如凯恩斯所认识到的, 比起与其他任何模式的关系来, 他的模式更接近于维克塞尔的模式. 仔细分析一下凯恩斯的划时代著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不难发现, 他所谈的正是实际经济与货币的关系问题. 就业是实际经济, 利息是中介环节, 货币通过中介环节作用于实际经济, 在这一点上他与维克塞尔的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 所以, 缪尔达尔说, “凯恩斯革命主要是一个盎格鲁-美利坚现象. ……对维克塞尔传统下成长起来的我辈瑞典学者而言, 凯恩斯的著作可以说是沿着与之相似的思路作出了贡献, 但无论如何不能得算是革命性的突破.”(Myrdal, 1972)

谈到实际经济与货币的关联, 就涉及到所谓关联机制, 也即传导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 . 在维克塞尔那里, 自然利率是中介环节. 到凯恩斯那里略有修正. 凯恩斯用资本边际效率代替了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 然后把资本边际效率看作是投资收益, 把市场利率看作投资的机会成本. 这样投资行为就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 当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市场利率, 投资扩张, 反之投资缩减. 与维克塞尔不同的是, 凯恩斯在这里加入了投资者的预期, 而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行为趋于复杂, 但基本的传导机制未变.

沿着维克塞尔-凯恩斯的思路, 托宾又提出他的资产组合理论. 资产包括实际资产(土地、耐用消费品等等)和金融资产(货币、债券等等). 当政策变量发生变动, 比如实际货币供给量发生变化, 随之资产组合开始调整, 导致资产价格和利息率的变化, 从而花费(spending)的变化, 然后是总需求的变化, 最后是总产出的变化. 这就完成了从金融市场到实物市场的传递过程. 所以托宾的研究被认为是“核心经济理论中实物和金融状况结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 在托宾那里, 实际经济与金融的关联不再是简单地通过“一般”的利率水平或任何定义的货币存量, 而是通过整个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特征.

萨伊也好, 维克塞尔也好, 凯恩斯也好, 托宾也好, 他们的理论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时期不同的”经济风格”.

在萨伊称货币为面纱的时代, 所对应的是货币经济的很不发达. 现实中只是有了货币流与实物流的分离. 是实物流带动货币流, 货币流是实物流的反映. 二者的关联是直观的.

维克塞尔时代, 金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它对经济的作用明显加强. 货币、信用等逐渐赋予自身独立的性格, 不再是简单地对实际经济的反映, 而是对实际经济有巨大反作用.

凯恩斯时代, 股市崩溃导致全球大萧条足以表明金融因素对实际经济的冲击力; 而七十年代以后的金融创新再次强化了现代经济的金融色彩. 货币流与实物流的分离演变成虚拟经济与实际经济的极大偏离.

这些变化大都反映到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了. 在那里, 我们会发现简单的IS-LM模型、 扩展的IS-LM模型、货币传导机制等等. 这些大多不过是对自维克塞尔以来的思想进行了一番技术处理, 使它们的理论形式更加精致和漂亮而已. 因为稍作分析就会发现, IS曲线基本概括的就是实际经济, 而LM曲线基本概括的就是货币金融领域, LM曲线移动造成的产出变动, 就是用简单的模型显示了货币、金融对实际经济的影响. 不过, 当看到IS-LM曲线的时候, 很多人考虑的是曲线斜率大小之类的细节问题, 而几乎忘了两条曲线恰好代表这两个不同的经济领域, 曲线的交叉移动体现这两个经济成分的互动.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 金融分析家们往往跳不出他们的小圈子, 喜欢纠缠于一些技术细节; 宏观经济学者又未能完全把七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巨变(特别是由一批火箭科学家精心设计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大量出现, 很大程度上切断了虚拟经济与实际经济的关联. 在虚拟经济中有时竟找不出任何实际经济的影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因而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1986)称 : “符号经济( 即资本的运动, 外汇率及信用流通) 取代实体经济(即产品和服务的流通), 成为世界经济的飞轮, 而且在大体上独立于实体经济, 这是一个最为醒目而又最难理解的变化.”

对于这些变化, 经济学家也作过一些努力和尝试. 例如将货币概念扩展, 由M0到M3等; 或者将两个市场扩展到三个甚至四个市场(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和债券市场). 但无论如何, 期货、期权、更高层次的衍生金融工具以及形形色色的金融发展, 它们如何与实际经济关联, 还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