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大学的奥地利经济学派

（本文系根据作者1962年5月2日在纽约大学教师俱乐部的演讲整理而成。听众中有F.A.哈耶克，时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学与道德科学教授。）

　　我们在提到维也纳和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时，通常都会谈及所谓“奥地利学派”。许多人误解了这个术语，以为在维也纳真的有这么一个专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一个像美国法律学派那样的有组织的机构。实际上，这个与奥地利经济学家相联系的术语“学派”只是指学说上的一种流派而已；只是个学派用语。
　　“奥地利学派”这个术语最初是德国经济学家对一小群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称呼。这个术语在1880年代首次用来称呼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时候，带有贬义和一定程度的轻蔑。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另外两个奥地利学派，即心理分析运动和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有很大不同，后两者的名称都是学派中人自己起的。而且这两个学派作为科学团体后来都成了国际知名的学派。实际上，逻辑实证主义后来还成了盎格鲁-撒克逊大学里教授哲学的主要流派，主要是在英国和美国，在法国则没那么流行。所有这三个学派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奥地利官办的学校体系中不太受欢迎。
　　欧洲大陆的所有大学都是官办学校。对于欧洲大陆国家而言，甚至连大学可以是私立机构的概念都是外来的。因此各大学都是由政府经营的，但是它们和其他的政府机构相比有一个基本的区别，那就是大学教授们享有学术自由。
　　所有政府职员和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期间都得严格服从上司的训导和指令。而各大学、技术学院和所有级别相同的其他学校里的教员，虽然也是政府雇员，但却不受上司的督导；他们享有学术自由。任何人，甚至连负有最高教育管理职责的内阁成员也没有权利以任何方式干涉教师的教学。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盛行的做法是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影响法律教学，还有经济学、政治科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的教学。
　　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对于这三个团体，即奥地利经济学派、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心理分析运动来说，有一件事是共同的。那就是至少在战后，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校方指派的教授，而是私人讲师（Privatdozents）。私人讲师这一制度，在盎格鲁-撒克逊大学里是没有听说过的。一个私人讲师就是被大学认可的私人讲师，他不从政府支取任何报酬；实际上他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权利，可以接受他的学生所付的微薄的学费。大多数私人讲师从学生那里收得的报酬大约只相当于每年5美元或10美元。因此他们还必须另找一份无论什么差事才可能谋生。拿我来说，我就曾给奥地利商业部做过经济顾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我就是维也纳大学认可的私人讲师，讲了一年多一点的课。几年以后，我从战场上回来，发现许多年轻人对“经济学研究”很感兴趣；他们不只是想通过考试，而是想成为经济学家，想对这个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在奥地利，学生们要在大学里攻读经济学与法学的综合科目，得先预习近代语言，这曾引起过普遍的不满。因为在奥地利的文法学校（高中或大学预科），还有在其他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和德国的文法学校里，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育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近代语言却被忽略了。那些懂法语和英语的人都是通过自学而成的，这在战时尤其不易。一战之后，我作为私人讲师开了个研究班，来我那儿上课的年轻人实际上一点儿都不懂外语。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就是弗利茨?马施拉普（Fritz Machlup），他现在在美国最大的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已经成了知名教授，他每次见到我都要说：“您还记得您在纸上开了一堆书目作为我上您的研究班的预备课目，而这份书目中英语书居多吗？”马施拉普说他当时非常沮丧地对我说：“这些都是英语书啊！”马施拉普回忆说，我当时回答他：“没错。学英语吧。”
　　也就在那个时候，战争刚结束不久，我有了第一个美国学生。这个美国学生到维也纳来，不是以私人身份，而是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中尉来的，他是另一位美国老上校的副官。那位上校在维也纳的使命差不多就是无事可做，因此悠闲的时间很多。而他的年轻助手也很少有什么事可干，也很悠闲。于是他便决定利用他的闲暇时间学点儿东西，可能会对他将来回美国哈佛做他已在开始准备的博士论文有所帮助。在我的研究班，他写了一篇论述奥地利直接税的博士论文。那个时候，所得税在美国还是个很新的话题。而在奥地利，所得税和公司税已有百年历史，比起美国来经验要丰富得多，所以关于税制，美国人可以从奥地利学到很多。这个年轻人，也就是约翰?冯?希克勒（John Van Sickle），后来写了好几本非常有名的著作，今天是瓦巴士（Wabash）大学的退休教授。
　　我还曾在维也纳大学办过一个每周两小时的研究班，但很快就发现这点儿时间不够了。这个班上的一些学生已经对经济学问题有了很深的研究，他们希望从事一些真正的研究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刚刚起步的学生。所以我便开设了一个私人研究班，这种研究班在德国、法国和奥地利被认为是一个教授能够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一个私人研究班与大学实际上既没有公务关系也没有法定关系，它只是一种制度，允许教师定期地与其学生进行工作会面，讨论经济学问题和各种历史问题。
　　我就这样开设了这个私人研究班，我必须说，今天回想起来，这个私人研究班是个成功之举。就是在这个班上，我见到了最早的学员之一，哈耶克教授。从我这个班出来的其他一些人如今还有在美国哈佛教书的戈特弗里德?哈勃勒（Gottfried Haberler），在普林斯顿的弗利茨?马施拉普和奥斯卡?摩根斯滕（Oskar Morgenstern）。在马奎特（Marquette）大学，有瓦尔特?福略里希（Walter Froelich）。还有一位女士，伊尔丝?明兹博士，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普通研究学校的教授。
　　我们在一起探讨了所有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关联的问题，因为在我的私人研究班里不光有经济学者。很多学生对经济学问题的兴趣比不上对一般社会科学问题和人类行为科学问题的兴趣。这些人中就有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他在Baton Rouge的路易斯安那国立大学做了20年的教授，现在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哲学教授。这儿可能有人知道沃格林的名字，他因写了几部哲学著作有了不小的名气。还有两位教授在新校（New School）讲授社会研究课程，就是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博士和菲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博士。你们或许会很吃惊，在我的研究班上还有一位学员，即埃曼纽尔?温特尼茨（Emanuel Winternitz）博士，他在耶鲁大学讲授或者曾经讲授过艺术史。如果你们知道温特尼茨博士还是个有执照的律师，到美国后因其专长几乎立即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聘请去处理有关绘画和音乐的相互作用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你们会不会更吃惊呢。他如今是大都会博物馆艺术部的头儿。
　　还有其他一些外国人短期来到维也纳参加了我的研究班，虽然没按正规时间来但也还算常来。我将只提到其中几位。正如你们所知，我非常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和类似的学说，所以你们要是听到在这些外国人中居然还有休?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想必会吃惊，此人现在任英国工党主席。不妨让你们再吃一惊，这些外国人中还有一位日本教授Kotari Araki，他后来在轴心国时期任柏林大学教授，讲授日本经济和轴心国的经济问题。我还想提到另一位参加过我的研究班的外国人，即弗朗索瓦?佩鲁克斯（Francois Perroux），现任法兰西学院经济学教授，是法国学术界最有名望的人物。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人我没有提到。
　　由于当时的通货膨胀和欧洲的经济状况，欧洲学生普遍关注而奥地利学生尤为关注的问题那就是生存大计。当人们买不起书本，特别是当图书馆甚至官方的图书馆都没钱买书的时候，要进行正常的经济学研究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当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一切手段和方法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出国机会。
　　我的第一个因此而出了国的学生就是哈耶克教授。当时纽约大学的一位杰出教授杰里米亚?詹克斯（Jeremiah Jenks）正在撰写关于远东黄金汇兑标准的重要著作；有人可能会说，詹克斯就是因黄金汇兑标准的研究而闻名的经济学家。但詹克斯当年去维也纳是因为他想研究和写作关于欧洲社会状况的书，我介绍他认识了哈耶克。后来通过特殊的安排，哈耶克博士就成了詹克斯在纽约的临时秘书。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而杰里米亚?詹克斯与哈耶克也都是非常特殊的人物。而要帮助其他人出国，显然还需要找到其他的办法。
　　一家美国机构在此事上做了杰出的贡献，这个机构就是劳拉?斯佩尔曼（Laura Spelman）基金会，它的更为响亮的名字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劳拉?斯佩尔曼是基金会创始人老洛克菲勒的妻子。这个劳拉?斯佩尔曼基金会承担年轻的欧洲学者到美国一至两年的花费。要是他们愿意，可以上大学，也可以去参观美国各地；他们从这样的安排中获得了真正的益处。
　　这个基金会在奥地利的代表是历史学教授弗朗西斯?普利勃拉姆（Francis Pribram）。普利勃拉姆也接受我举荐的经济学者，就是在那段时期，戈特弗里德?哈勃勒、奥斯卡?摩根斯滕、弗利茨?马施拉普，还有其他一些人陆续来到美国，在基金会的赞助下居留两年，然后按我的说法是作为“有造诣的”经济学家返回奥地利。正如你们知道的，他们后来写出了很多引人入胜的优秀著作。我也许还应该提到劳拉?斯佩尔曼赞助的另一位学生，德国人威廉?勒普克（Wilhelm Roepke）。
　　另外一件出自我的私人研究班，也是我作为奥地利商业部经济顾问而襄助的事情，就是1926年我们在维也纳创办了经济周期研究学会。该学会的首任经理又是哈耶克教授。而当哈耶克教授1931年前赴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时，则由现在的普林斯顿教授摩根斯滕继任。尽管该学会与纳粹曾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但学会依然存在，只不过不再叫经济周期研究学会，而是扩大了研究范围，如今改叫奥地利经济研究学会了。
　　想想当时的情景真令人感慨万端。这些1920年代奥地利各大学的学生，他们不过希望选择一份学术工作，能够为学术的进展做出点贡献。然而，在那个时候，要想成为研究经济学的学者，靠这种本事赚到足够的钱或者仅至于谋生，其机会都是微乎其微的。这些学生完全清楚他们只能靠做别的行当才有可能利用闲暇时间从事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事，即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当时他们谁都不可能知道，在纳粹德国1938年入侵奥地利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到国外去寻找一份教职，特别是来美国。他们在这儿找到了比在奥地利能够找得到的更为广阔的活动领域。
　　因此，我必须说，作为一名维也纳的经济学教授，我认为我的工作是成功的，因为我让很多有天赋有才能的人找到了为学术研究奉献一生的道路。当然，这并非因为我个人有什么长处。事情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的普遍态度，她可以接纳这些年轻的欧洲避难者来教书，而根本不会去考虑他们是不是美国人，根本不会考虑他们是在欧洲极为不同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并长大成人的。而美国从我的这些以前的学生那里所得到的也并不坏；确切地说，他们今天都拥有了非常好的社会地位。作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教师，他们对美国各大学都有贡献，对大学里的社会科学系和经济学系的贡献尤多。很多人还在其他领域，在其他业务分支，通常是在学术领域里从事工作。
　　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论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国际交往。事实上，在这方面很少有什么事是官方促成的。相反地，世界迄今为止依然分裂成相互敌对的阵营，这是非常不幸的。但是，在非官方领域中开展的合作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与教学的国际主义。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在同一研究领域内各国之间开展的国际合作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我们所有人都会为此而自豪，因为我们对这一进展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义 川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