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的工商业循环理论

今天在经济学中谈论奥地利工商业循环理论已经十分常见了。这是对我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极大恭维，而且我们对此荣誉深感荣耀。然而，与所有其它科学贡献一样，经济危机的现代理论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贡献。与当前经济学知识的其它部分一样，这个分支也是全世界经济学家的合作的结果。

　　对贸易循环的货币说明不是全新的。英国“货币学派”曾经试图把工商业的景气解释为由发行无金属准备的纸币造成的信用扩张引起的。然而，该学派没有认识到可以随时用支票提取的银行户头——也就是说，现金帐户——在信用扩张中的作用与纸币完全一样。因此，信用的扩张不仅可能出于过度发行纸币，还可能出于开立过多现金帐户。正是由于误解了这一真实的原理，货币学派相信为了防止经济危机的反复，只要立法限制无金属准备的纸币就行了，而不必管制由现金帐户造成的信用扩张。1844年的Peel银行法案（Peel's Bank Act），以及其它国家的类似法律，都没有达到其目的。由此人们得出错误的结论：英国学派用货币说明贸易循环的尝试被事实驳倒了。

　　货币学派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对信用扩张机制和由此导致的危机的分析仅限于信用只在一国扩张而所有其它国家的银行政策依然保守的情形。这个情形中的反应来自对外贸易的后果。国内物价的上涨鼓励进口阻碍出口。金属货币流失到外国。因此银行面临偿付它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工具（例如无准备金的纸币和现金帐户）的增长的需求，直到它们发现它们必须限制信用。最终外流的硬币引起物价的上涨。货币学派仅仅分析了这个特殊的情形；它没有考虑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国际范围的信用扩张。

　　19世纪下半叶，这个贸易循环理论失去了影响，而且人们都认为贸易循环与货币和信用无关。Wicksell(1898) [1]复兴货币学派的尝试是短命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奠基人——Carl Menger，B?hm-Bawerk和Wieser——对贸易循环的问题不感兴趣。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第二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任务。[2]

　　发行信用货币——我指的是没有黄金准备的纸币或者没有完全的黄金储备的现金帐户——时，银行就大大地扩张了信用。这些信用货币的创造使它们把信用扩张到其自身资产和其客户信托的资金设定的界限之外。在这种情形中它们作为自己创造的额外信用的“供应者”干预了市场，并且因此使利率降低到比没有它们的干预时更低的水平。利率的降低刺激了经济活动。在利率没有受到银行的操纵的情况下不被人们认为“有利可图”的因而也不会启动的项目现在却显得“有利可图”了并且会被实施。工商业的更加活跃的状态导致了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增长的需求。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工资上涨，而工资的上涨又引起了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如果银行要避免进一步的信用扩张并只限于做它们已经做的事情，景气很快就会停止。但是银行并不偏离它们的既定方针；它们越来越多地扩张信用，而物价和工资也相应地继续上涨。

　　然而，这一上升的运动不能无限继续。物质生产资料和可用的劳动力没有增加；增加的不过是在商品流通中与货币起同样作用的信用货币的数量。转移到新的企业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必须从其它企业中获取。社会没有富足到不必从其它企业中拿任何东西就能创立新企业。只要信用扩张继续，这一点就不会为人注意，但是这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如果采取任何措施阻止通过创造越来越多的信用造成的上升趋势的突然停止（因此也会产生价格的崩溃），那么就会造成连续的甚至更快的价格上涨。但是通货膨胀和景气只有在公众认为价格的上升趋势将在不远的将来停止时才能平稳地继续。只要公众意识到没有理由期望通货膨胀的中止，而且价格会持续上涨，恐慌就开始了。没有人想留着他的钱，因为拿着钱就意味着一天一天越来越大的损失；每个人都急于把钱换成物，人们甚至不考虑价格地购买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只是为了把钱花出去。这就是在德国和其它国家中在延长了的通货膨胀的政策之后发生的现象，它被称为“向真实价值的飞跃”（ flight into real values）。商品价格和汇率都急剧上涨，而本币的价格下跌至几乎为零。货币的价值崩溃了，1923年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相反，银行决定及时地中止扩张以防止货币的崩溃而且因此中止景气，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信用扩张引起的“赢利性”的虚假印象导致了不合理的投资。许多由于人为降低的利率导致的而且由于同样人为的价格上涨支撑的企业或者工商业活动不在有利可图了。一些企业缩减了其经营范围，另一些关门或者倒闭。物价下降；景气之后就出现了危机和萧条。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衰退期是信用扩张带来的不当投资期的最终结果。由信用扩张及其带来的价格上涨造成的市场上的人为条件下显得“有利可图”而出现的那些项目不再“有利可图”了。投入这些企业的资本的被套住的部分损失了。经济必然要根据这些损失及其造成的状况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缩减消费并且通过节约积累新的资本金以使得生产能力符合实际的需求而不是人为的需求——人为的需求由于基于信用扩张的虚假的“赢利性”核算永远不能被认为是真实的预期。

　　人为的“景气”是由信用的扩张和银行的干预导致的利率的降低造成的。在信用扩张期，银行逐步地提高利率；从纯粹算术的角度看，最后的利率比景气期开始时的要高。然而利率的上升并不足以恢复市场的均衡并中止不健康的景气；为在物价持续上涨的市场中，毛利率必须在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利率——即净利率 ——之外还包括弥补借贷期间的价格上涨的因素。如果价格持续地上涨而且借贷方因此通过出售他用借贷的钱购进的商品而获得额外的利润，他就会同意比在稳定价格时期支付更高的利率；另一方面，资本家不愿意在这些条件下贷出，除非利率包括对贷出的钱的购买力的降低的补偿。如果银行在设定毛利率时不考虑这些条件，它们的利率应该被认为是被人为地保持在过低的水平上，即使从纯粹算术的角度看它比“正常”条件下的利率高得多。因此，在德国，百分之几百的利率在1923 年秋由于马克的加速贬值应被认为过低。

　　一旦工商业循环赛的逆转随着银行政策的变化开始，那么取得贷款就由于普遍的信贷限制而很难了。利率因而由于突然的恐慌而非常快地上涨。很快，它就会再降下来。的确，在衰退期，非常低的利率——从算术的观点考虑——未能刺激经济活动，这是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个人和银行的现金存款都增加了，流动资金积累了，然而衰退依然持续。在当前[1936年]的危机中，这些“非活跃的”黄金储备由于一个特殊原因占了过度的比例。自然，资本家希望避免各国政府计划的贬值造成的损失的风险。如果持有债券或者其它利息证券造成的巨大的货币风险得不到相应的利率增长的弥补，资本家就更愿意以某种方式持有货币，使得他们能够迅速兑换为一种不立即受贬值的前景威胁的货币因而避免最终的贬值造成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资本家不愿意通过永久性投资与一种特定的货币挂钩的非常简单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利息很低他们依然听任银行帐户增加，并且储藏不仅不付利息还需要储藏费用的黄金。

　　另一个延长了当前萧条期的因素是工资的刚性。工资在扩张期增加。在紧缩期工资应下降，不仅是货币数量下降，而且实际购买力也应下降。通过在萧条期制止工资的下降，工会的政策使得失业成为广泛的和持久的现象。不仅如此，这一政策还无限期地延迟了复苏。只有当物价和工资与流通的货币数量相适应时才能恢复正常的状况。

　　公众完全正确地看出，景气的终结和危机的出现是银行政策的结果。银行无疑能够把不受欢迎的状况推迟一段时间。它们可以继续坚持一段时间的信用扩张。但是——如我们所见——它们不可能无限地坚持这种政策而同时避免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银行的扩张信用的政策带来的景气迟早必然结束。除非他们打算让他们的政策完全破坏金融和信用体系，银行必然在灾难发生前中止扩张。信用扩张的时期越长，银行延迟改变其政策的时间越长，景气期间特有的错误投资和过度投机的后果越糟糕；因此衰退期也越长，复苏和回到正常经济活动的日期也越不确定。

　　人们经常主张通过新的信用扩张“刺激”经济活动并且“启动经济”——信用扩张会中止衰退并且带来复苏或者至少回到正常状态；然而，倡导这一方法的人们忘记了即使它可能暂时克服困难，它必然在不太久的未来造成更加糟糕的境况。

　　最后，有必要理解，通过信用扩张在市场上造成的人为降低的利率只能产生临时的结果，而且初始的复苏之后会发生一场表现为商业和工业的完全停滞的更深的衰退。除非一切干扰由经济要素的自由作用决定的物价、工资和利率的人为因素永久地消除，经济就不能和谐顺利地发展。

　　用信用扩张来弥补资本的稀缺的后果或者错误的经济政策的效应不是银行的任务。今天，回到正常的经济形势被束缚商业的有害政策、军备和对战争的过分恐惧——更不必说工资的刚性了——耽误了。但是这一境况不应由信贷手段和信用扩张来纠正。

　　以上我仅仅给出了关于经济危机的货币理论的一个简要的而且必然是不充分的大纲。不幸的是我无法在本文篇幅的范围内深入进一步的细节；那些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可以在我提到的各种出版物中找到更多的内容。

　　本文原来以"La Theorie dite Autrichienne de Cycle économique"发表在Sociéte Belge d'Etudes et d'Expansion (1936): 459-64。由David O'Mahoney和J. Huston McCulloch从法文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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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nut Wicksell, Interest and Prices, R.F. Kahn, tran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Tr.

　　[2] 关于经济循环理论的主要的奥地利学派的著作[截止1936年]有：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New York: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71; translation of the 2nd German edition, 192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2); Mises, 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 (1928) reprinted in 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Percy L. Greaves, ed., Bettina Bien Greaves, trans. (Dobbs Ferry, N.Y.: Free Market Books, 1978;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a monograph in German); Friedrich A. von Hayek,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reprint of 1933 English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29); 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reprint of 1935 2nd revised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1); Fritz Machlup, Führer durch die Krisenpolitik (1934); Richard von Strigl, Capital and Production, Margaret Rudelich Hoppe and Hans-Hermann Hoppe, trans.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5; translation of the 1934 edition); the best analysis of the actual crisis was made by Sir Lionel Robbins, The Great Depression (Freeport, R.I.: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1; reprint of 1934 edition).—Note: citations have been updated in this new edition.]

　　也请参阅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Chapter XX. Interest, Credit Expansion, and the Trade Cycle pp. 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