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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消费与景气波动
奥派的景气波动理论建立在特殊的生产结构理论,认为商品的产出是一序列生产活动经由市场利率的调整所协调出来的结果,并强调政府对利率的干扰会破坏市场的协调机能和生产秩序并导致景气波动。以汽车为例,汽车成品是汽车生产链中是最接近消费者的第一级产品,其生产需要引擎、钢板、轮胎、玻璃、座椅、电子装置等第二级厂商的供给,而这些厂商又需要其上游厂商 供给的第三级产品。技术层次愈高的工业产品,其生产过程所经历的供应链的级数愈多,最高层级可推至铁矿的挖掘或实验室的研发工作。每一级产业的生产都是为了供应低一级产业所需要的引申需要。愈高级产业的引申需要距离消费者的直接效用愈远,其经营者愈无法从消费者的行动中获得与其经营有直接相关的信息,故而愈会依赖如利率等所传递的一般性市场信息。
当政府推出扩张性政策降低利率后,愈高级产业愈会跟着扩大投资,其员工薪资也会上升。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加上产业扩大投资向社会传递了「市场即将繁荣」的信息。由于利率变动影响所有产业,即将繁荣的预期还盖了所有的产业。同时,较高级产业之薪资上升后,一般消费品的直接需要跟着增加,而全面带动较低级产业的投资,进而促成全面的薪资上升和经济繁荣。由于劳动供给在短期间是固定的,经济繁荣将进一步抬高薪资,但也提高了厂商的生产成本和他们对扩张性政策的更深依赖。当实质利率无法再继续下降,或经营失败的厂商数目已无法忽视时,便将引爆市场的悲观预期和金融机构的谨慎交易。薪资下降或失业增加将减弱对一般性消费品的需要,这使较低级产业逐渐减少对高级产业之产出的引申需要。于是,许多较高级产业开始闲置机器设备甚至遣散工人,其早先的投资也无法回收。新一波的萧条随之出现。
奥派景气波动理论提出的生产结构以及其造成的「错误投资」(mal-investment)都是优于其他学派的观点。但该理论也有尚待改进的缺点。其一就是将政府视为唯一制造景气波动的元凶。但除政府外,市场是否也可能内生地制造出景气波动?新古典学派的实质景气循环理论提出了这种可能,奥派学者是否能够接受这观点?其次,上述理论主要是从错误投资的观察去分析景气波动的成因,那么,是否也存在对称的「错误消费」(mal-consumption)?换言之,我们能否改从消费结构去讨论错误消费和景气波动?这值得奥派学者的关注,因为奥派经济理论还缺欠完整的消费理论。
(2)社会计算与市场价格
由于东欧的瓦解,当代奥派学者喜欢讲述社会计算大辩论的典故,因此初学者不难找到完整的论述及数据。本文也就简单说明。
上两节提到市场机能和三人世界时曾指出:资源的运用不能从一人一时的角度去规划,必须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社会的发展。这样的观点并非奥派创立之初就已完备,而是在此次辩论中逐渐发展出来的。
当中央计划局 (CPB,Central Planning Board) 认为他们有能力完全掌握个人的效用和商品的生产技术时,是采取一人世界的计划观点。想想,要如何搜集十多亿人民对数百万商品的需要信息?因此,CPB为了让计划能运作,势必要将人民分成几个类型,同时也要将商品和型式的种类限制到最低。这是奥派对计划经济的第一波批评。
在两人世界里,如果双方的交易物都是可供直接消费的产品,CPB可以在误差的容忍范围估算人们的偏好,也不难将汇集的总需要分配给各国营企业去生产。但如果交易物是中间财而非消费品,双方的需要就只是他们选择不同生产技术的衍伸需要。此时,除非CPB要求相同商品必须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否则无标准为他们设定不同的生产技术?同样地,既然没有价格体系,CPB要如何决定不同厂商的投资额?因为这也与生产技术的选择相关。这是奥派的第二波批评。
奥派的第三波批评是从三人世界的角度提出:如果商品和生产方式都已被决定,新的商品和新的生产技术将如何出现?如果我们不努力去寻找其他的交易对象,生产如何可能进行分工和专业化?
(3) 知识、资本与经济成长
虽然知识经济是晚近兴起的名称,但知识却是奥派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耶克更认为「知识的利用是经济学最根本问题」。由于知识不容易量化和模型化,当它在 1990年代被重视时,只引起几位经济学界知名学者的重视,却在管理学界掀起研究热潮,甚至出现「知识管理」的新科目。这发展并不惊讶,因为管理学界长期关注着被经济学界遗忘的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和知识是奥派经济理论中一体两面的核心概念。本节不打算回顾知识在管理学的新发展,而是回到基本架构来暸解哈耶克所强调的意义,也就是如何超越一人世界与两人世界之知识去扩展和利用三人世界之知识。
知识是指具因果关系之叙述所组成的逻辑体系。因为具因果关系,所以知识可以利用和重复利用;因为属于逻辑体系,所以知识不能任意编织。于是,知识也就成为经济成长和文明发展的主要来源。当然,农业时代的经济成长动力来自土地与劳力,而工业时代来自资本和技术,但这并不是要将知识看成与土地、劳力、资本等并列于生产函数的生产投入因素。相反地,知识是各种生产投入因素具生产力的来源。当知识内嵌到实体资源时,就刻划出「实体资本」(physical capital);当它内嵌到人身时,就刻划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当它内嵌到文字或电码时,就刻划出「软件资本」或「技术资本」。同样地,知识也能内嵌到「商业方法」、「组织资本」(organization capital)和「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这些资本因为含有内嵌知识,所以能够展现知识的生产力。
由于知识的本质在因果关系,便具有个人的主观性。主观的知识如何可能内嵌到客观的实体资源、人身、文字、组织等?「内嵌」也是一种编码过程:拥有因果叙述的甲方,利用数码和文法结构将他理解的因果关系刻划在客观的实体资源、人身、文字、组织等上,也就是在编码之后让后者成为因果叙述的承载体,然后传递到乙方,而乙方再根据他对文法结构的理解进行承载体的译码,读出其中所承载的因果叙述。由于编码和译码都是主观的,即使刻划过程中使用的数码和文法结构都是客观,也无法保证乙方所解译的叙述会和甲方传递的原叙述相同,更何况双方对于文法结构的认知和掌握也存在差异。
个人在一人世界面对的都是客观的自然界和生物界,这时他需要的知识都是关于自然界和生物界的知识,也就是常称的「知何事」(know-what) 和「知如何」(know-how)。前者如「这棵奇异的植物能否食用?」,而后者如「如何敲开椰子壳?」这时,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主要的经济成长来源。在二人世界,当然个人仍须具备一人世界的知识,但也必须顾虑对方的反应行为,这时的「知何事」和「知如何」多了涉及对方的知识,譬如「她的眼神是什么意思?」或「如何和他合作杀了那头猛虎?」 这时的经济成长来源可以说多了商业方法的资本。到了三人世界,个人除了必须具备一人世界和二人世界的知识外,因为新的事物和技术的不时出现也使「知何事」和「知如何」 有了新解。由于个人交易对象的扩大,「知何地」(know-where) 和「知何人」(know-who) 的问题这时正式登场,譬如「商品该卖到何处?」、「如何找到可以合作设厂的人?」这时,组织资本与制度资本是经济成长的新来源。
实体资本既然承载因果叙述,而生产也是一种将因果叙述刻划到实体资源的过程,故在定义上,商品和资本无分野。有了知识理论和价格理论,资本理论也就变得多余了。依据奥派经济理论,生产力来自知识的利用,而内生经济成长起于知识的扩散和不同知识间的互补关系。因此,知识的继续累积可以扫清传统经济理论忧虑经济终将停滞的幽暗面。但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最终不会限制经济成长?就任一个时点言,生产资源总是有限的。然而,今日的生产资源远较十年前为丰富,而十年前的生产资源远较百年前为丰富。经济进步所仰赖的是生产资源,不是自然资源。当消费商品不断多样化后,生产过程也逐步复杂化,使得愈来愈多的自然资源被转化作生产资源。市场价格能呈现一种商品相对于消费偏好的稀少性,让供给者去调整生产数量和生产方式,也发展替代的新生产资源和新商品。新商品和新生产资源继续对自然资源造成新压力,但它们相对于被替换下来的生产资源却处于丰富的阶段。
6. 广义经济理论的议题
既然三人世界才是经济理论的主要领域,人的行动和交换行为的范围就得超出货币关系。除了以物易物与货币交换外,知识、产权、自我约制和信守规则的交换等都是广义经济理论理应讨论的范围。也因此,奥派学者曾考虑用「交换学」(Catallactics 或 praxeology)替代「经济学」一辞。在这广义的领域,方法论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企业家精神、市场过程、知识等仍是分析的主要核心概念。
(1) 政府与宪政
长期以来,奥派学者都扮演着自由的捍卫者,很自然地对政府的强制权力抱持高度的戒慎恐惧。然而,就像人们愿意组成企业以追求共同的商业利润,居民也会愿意组成不同规模的「政府」以实现共同的生活目标。因此,政府的适度机能以及如何让它信守承诺,一直是奥派内部和对外的争议焦点。不过,奥派之间也有一共同点,就是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下坚守洛克(John Locke)以来的传统:个人不得以生命、身体和全部财产为代价去进行交换。这也就是传统自由主义的最后防线—坚持一个有限权力的政府。
当一条自由界线划定之后,理论上公权力与私领域行为应是井河不相犯。然而,这条以文字定义的界线并不像地理疆域那么明确,在实际运作时常出现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再加上学者间的诠释差异或人性上的容忍与偏见,政府(包括行政和官员和立法议员)会有意无意地越过这条界线去侵犯人民的自由。由于边际侵犯的损失远不如放下手边工作去抗议的成本高,多数人民对政府轻微的越线行为常采取容忍与不计较的态度,这让政府稳稳地占领刚夺取的新疆域,让原先划定的自由界线往右移动。虽然私领域的自由范围缩小了,但经过一段时日,就像慢慢加热活煮青蛙的寓言,青蛙会习惯缓缓上升的温度,逐渐地接受「新的」自由界线。等到大部分人接都接受新的自由界线之后,政府就可以进行下一波的边际侵犯行动。奥派以文化演进的边际改变来看政府对自由的侵犯过程,深知自由的脆弱而以极为严峻的态度捍卫自由界线的不可侵犯,也因此常遭误解甚至扭曲为不可通融的基本教义派。
极权政府固然不会尊重人民在私领域的自由,民主政府依旧容易利用多数决立法侵犯个人的自由。历史上,极权政府喜爱借重哲学家和其正义理论去论述政府侵犯自由的合理性,而民主政治也偏爱将所有的政治责任推给全民共同决策。为了避免人类理性的滥用,奥派指责这类自负心态有如撒旦企图凌越上帝的能力。他们从人类的制度成就来呈现人类理性及个人知识相对于文化演进过程的微小,藉以作为限制政府权力的论述基础。于是,政府权力被要求不能妨害到制度的文化演进过程,包括市场、货币、语言、司法、宪政等的自然发展。当然,这种对文化演进过程的信赖态度,也使得奥派常被称为不可知论者或是神学论者。
(2) 道德与文明
人文与社会学界往往批评经济学家只知道效率而不知人间的公平、公义、正义 (以下合称公义)。甚至有人认为二十世纪出现的罗斯福新政和福利社会,就是对经济学最严厉的批判。经济学家如何面对这方面的指责?新古典学派在这方面是毫无对抗余地,不是将这方面的议题交给了极具社会主义色彩的K. J. Arrow和 A. K. Sen,就是承认经济分析之外同时还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分析面向。
奥派并不把问题局限在经济分析,也面对公义问题。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张经济效率,奥派是以「交易机会的扩大」来评价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 Kirzner (1989) 认为交易利得除了是评价制度的基本判准外,也回答了公义问题。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企业所创造的交易利得,并以「企业家」称呼该企业的经营者,那些交易利得就是企业在企业家的经营下所创造的利润。Kirzner认为利润分配必须根据古典自由主义提倡的财产权植拓 (homestead) 法则来运作,否则企业家就失去创造交易机会的诱因。没错,利润分配之后是会累积;若分配不平均,则累积之后就形成财富分配不公的社会。但是,分配法则和利润创造是植拓法则的一体两面,丢掉分配条法则,也就等于丢掉利润的创造;没有利润创造行为,也就不会出现交易利得。因此,除了植拓法则之外的其他的分配法则,即使号称是最公义的John Ralws分配法则,由于无法有效诱使企业家进行创造,其要求的分配对象也终将面对一般社会主义下的困境:没有新的交易利得可供分配。
除了公义之外,哈耶克认为经济理论应该考虑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问题。人类文明可以界定为:人类欲望的不断开发和满足欲望成本的不断降低。经济制度的判准便在于哪种经济制度能够允许人类拥有更高成就的文明,也就是更丰富的欲望和更低的实现成本。如果就市场机制和计划经济加以比较,明显地,市场机制所能开展的人类文明远非计划经济所能望背。
7. 奥派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本文最后将讨论几个奥派值得发展和正在发展的经济理论;不过,要明确指出这样的议题必须仅慎,因为议题本就随学派的关注点而不同。譬如前节提到的资本理论,新古典理论用以探讨经济成长,马克斯理论用以分析社会分配,而奥派则较关心知识创新。另外,奥派是否需要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厂商理论也是有争议的。 因此,本节只讨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转轨理论,以及全球化下的交换秩序理论。
(1) 经济体制的转轨理论
1940年代是西方社会主义崛起的时期,由于西方社会基本上是自由经济,奥派的重心便放在批判社会主义。不幸地,奥派在这场战斗中因遭误解而失利,随后沉寂近三十年。在这段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集权政府,推行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直到1990年代才瓦解。计划经济的失败让经济学者重新省思奥派经济理论,希望找到重建经济和社会的理论。较遗憾地,当时的奥派学者虽然深信计划经济必定失败,却未能在这段期间发展出一套由计划经济转向自由经济的理论,也就是转型理论/转轨理论。
中国大陆摆脱计划经济的尝试可上推到文革时期。费孝通 (1987) 认为最早发生经济转轨的苏南乡镇企业是趁着文革混乱时发展出来的,可以说是完全自民间长成出来的产权制度。由于「产权公有」一词存在着宽广的解释空间,这也就让大陆经济学者在第一波的经济转轨讨论集中焦点在公有与私有财产权的混合制度上。时机上巧逢寇斯 (Ronald Coase) 和诺思 (Douglas North) 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时之间,经济制度的转轨问题几乎就等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应用问题。但随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和市场的蓬勃发展,学着们逐渐了解到市场所蕴藏的发现机制。再加上国营企业改造时遭遇的重重困难,私有产权的不可替代性开始凌驾混合产权的可行性。奥派经济理论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也引发一些关于制度变革的重要争议,较值得关注的是农地的私有化问题及杨小凯 (2001) 提出的后发劣势的警语。
在经济转轨中,农业问题最为复杂。这不仅农民人口众多且贫困,他们的教育程度和对市场机制的敏感度都远不如都市和城镇居民。只要工业化地区的经济成长率长期超过农村,政府便会陷入是否补贴农业的两难:补贴则政府财政负担沉重,不补贴则农村青年不断流失。从奥派观点看,发挥农民潜在的企业家精神是唯一能跳出这两难的作法。然而,农民尤其是农家子弟在发挥企业家精神时,往往需要创业资金的配合。De Soto (2000) 指出:农村地价虽然不高,但若能抵押贷款,透过原始的金融运作也是可以聚集可观的资金。如果农地还继续维持公有制,农民虽有企业家精神也是动弹不得。同样地,对于杨小凯和林毅夫 (2002) 的论战中,奥派则认为问题不在制度或技术改革的先后。技术的有效运用不可能长期仰赖政府的指导,它们就像人力和资本一样地,必须仰赖企业家对市场的警觉,然后再进行生产资源的整合与生产。反之,要具体落实企业家精神,则必须有流动资金和可取得之技术的配合。换言之,这个争论可以转述成一较容易接受的共识:如何让大陆的生产投入资源,包括土地、资本、企业家精神,能顺利地移转到最有能力利用它们的企业家。只有不断地减少对企业家精神和各种生产资源的移动限制,才能维持中国大陆经济的继续成长。
(2) 政治体制的转轨理论
台湾虽没有经历全面的计划经济,但1960年代开始的自由化也算是一种不同型态的经济转轨,它让台湾逐步建立自由的经济体系。迈入自由经济之后,政治体制是否就会自动转向民主?虽说经济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而强大的中产阶级也是推动民主制度的前提,但随着不断富裕的中产阶级却也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多有顾虑。政治体制的转型不同于农民革命,因为政治企业家若随意揭起革命大旗势必吓退中产阶级,毕竟参与革命的成本过巨。
台湾在经济自由之后,其政治体制转轨到民主的过程接近奥派主张的文化演进。这过程是由国会议员的个人秀开始,逐渐发展成国会殿堂的打群架,然后才走向街头游行、抗议。每一阶段,都可以见到少数政治企业家的作秀行为,他们选择中产阶级所能接受的最小牺牲进行「暴力边缘」的反抗。三十多年的政治发展就像市场演进一样,不时有新的政治企业家推出边际政治改革诉求和改良式暴力边缘行动;原诉求的政治改革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和习惯;然后新的边际政治改革诉求继续建立在这不断累积的民主政治上。虽然台湾发展出国会殿堂的打群架,却避开了多数国家在争取政治民主的流血冲突。
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类似于南韩的大财团,而是出现一群群的蚂蚁雄兵。他们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主力。在经济范围内,他们当家作主,安排工人生产,自负盈亏责任;但进入政治民主化之后,他们必须和工人妥协,甚至在政治力量下服从于工人团体的多数选票。因此,在这民主继续深化过程中,台湾社会是否有能力确保经济运作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扰?是否有能力发展出一套游戏规则有效地限制民主程序的无限权力?如果有幸形成这些规则,其内容是否同于西方历史上所发展出来的规则?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是同步发展。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随时处理两者间的冲突,点点滴滴地累积成经验法则,慢慢地长出有效的游戏规则。台湾是在经济发展成熟之后才开始民主化,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也将会循此路径发展。
(3) 全球化时代的交换秩序理论
苏联解体后,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已成普世价值。几乎同时,科技的快速发展大幅降低了商品的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全球化时代」便肇因于这制度和技术的双重突破,使得各地商品和生产投入因素能迅速地在各国间流动。原本被切割成块状市场的全球经济,现已紧密地结合成一个「全球大市场」。在此大市场下,各国企业激烈地竞争着。然而,过去的政治疆界并未因全球化而改变,各国政府的权力和经济政策依旧主宰着国境内的经济情势。而各国之上,也没有一个能执行强制权力的世界政府。面对各国政策的冲突,我们会自然地问到:在全球化时代,是否需要一套新的交易规则? 既然不存在高于国家的强制权力,这套新的规则要如何出现?是否可能依赖现行的世界组织来进行协商,还是让各国政府委派的代表去进行多边协商?或者是交由市场去处理,让它从利益调适中自然地长出新的交易规则?
由于全球大市场已经形成,新商品和新产业会很快地就进入完全竞争状态,其创新的企业也很快就达到边际利润为零的境地。为了不断发现新的独占利润,各国政府和跨国大企业无不积极从事创新活动,努力寻找知识上的突破。创新活动多了,出现熊彼德所称的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s) 现象的机会也就增加。创造性破坏带来不连续的社会变革;每一次的变革,个人者都被迫进行生活上的调整。调整是需要一段的调适时期,这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当太多的个人无法及时调整,就累积成新的社会问题。当创造性破坏接连出现时,每个人的调适时期都将被压缩,无法及时调整的人数快速提升,社会问题也就愈形严峻。
面对这些新的全球性问题,奥派相较于其他学派拥用有较多的理论资源,因为早自米塞斯和哈耶克就开始提倡企业家精神、知识经济、文化演进学说等与当代议题相关的核心理论,而这些理论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和人文与社会学界普遍缺欠的内容。虽然新世纪的情势对奥派的进一步发展相当有利,但上述学说毕竟都是在五十、六十年前提出的。当时的世界还见不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形成和瓦解,也没有因特网和计算机所带来的科技突破,更无法想象生命科学或机器人产业对社会的可能冲击。因此,如何继续将这些理论发展得更为成熟是奥派学者最新又严厉的挑战。
8. 结论
由于缺欠好的教科书,奥派自1970年代复苏之后的成长相当有限。在没有较好的教科初出现之前,本文希望初学者能利用这架构,以及网络上许多奥派网站提供的资源,建立一个自我学习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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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Sin Hwang Email: cs1101@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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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be lacking in support of sound textbook for freshmen,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ian School has been rather limited since its revival in 1970s. This paper presents a learning framework for those who hope to study Austrian theory of economics, covering from the basics to recent research topics, with the help from relevant websi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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