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脱欧公投反思全球化

（原标题：从英国脱欧公投反思全球化）
从英国脱欧公投反思全球化
　　 当地时间2016年6月24日，英国伦敦一间酒吧，脱欧派欢呼他们在公投中得票领先。 　　IC资料
英国2016年选择进行脱欧公投可以说明：英国是一个试图维持或恢复大英帝国荣耀、经常采取具有浓厚“单边主义”色彩外交政策并出于国家利益而不断算计得失、权衡利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丛林法则”的熟练“玩家”。
赵纪周
北京时间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欧全民公投的结果终于尘埃落定：51.89% 的投票者选择“脱欧”，48.1%的投票者选择“留欧”，英国最终决定退出欧盟。这标志着英国与欧盟历时43年的“婚姻”破裂，但双方关于英国脱欧具体程序与方式的博弈大戏才拉开序幕。
7月13日，卡梅伦黯然宣布离任，原内政大臣特蕾莎·梅接任新首相，今后的英国面临尴尬而艰难的脱欧谈判。在一些人看来，英国脱欧可能成为改变二战后国际格局走向的一件大事。与此同时，过去的一个多月间，关于英国脱欧的原因、方式或可能路径，及对英国自身、欧盟、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包括中国的影响和意义等问题的研讨、分析和评论数不胜数，可谓是见仁见智。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据说让很多人感到惊愕，但如果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英国这次脱欧公投，有助于对发展至今的全球化进行必要的反思。
一、欧洲一体化
与英国脱欧公投
欧洲一体化发端于1952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旨在实现二战之后的法德两国和解与欧洲内部团结，同时也是欧洲国家“抱团取暖”，借美国和北约的核保护伞等而共同对抗来自前苏联的可能军事威胁的举措。
到1970年代初期，欧洲一体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功，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且倾向于采取非军事性的经济、贸易和援助等政策工具来发展对外关系，而被有的欧洲学者如弗朗索瓦·迪歇纳（Francois Duchene，1927-2005年）称为“民事性力量”，尽管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1932-1985年）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认为民事性力量的欧洲由于缺乏独立的军事力量而根本“算不上一个国际行为体”。
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仍在继续，甚至在政治、外交和安全与防务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1990年代先后确立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2003年还出台首份《欧洲安全战略》，阐述了欧盟在后冷战时期的新安全观。经过2004年和2007年两次大规模东扩后，欧盟成员国迅速增加，现已包括28个成员国。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2009年底欧洲部分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欧洲经济陷入低迷。尽管如此，随着《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设立了新的理事会主席，并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任欧盟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及2010年欧盟对外行动署正式运行，欧盟获得了独立的法律人格而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国际行为体，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总量按GDP计算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时隔不久，2013年和2014年，欧盟相继在东部和南部遭遇重大的安全危机和挑战：在东部，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发生冲突，并随着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欧盟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欧俄关系陷入低谷，双方贸易往来和经济增长等都遭受严重打击。在南部，从战乱动荡的中东和北非地区逃离的大量移民纷纷涌入欧盟境内，导致欧洲遭遇“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而在欧盟内部，由于成员国之间的分歧等因素，“难民分配方案”难以落实，西欧和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之间更是纷争不断，严重损害了欧盟的权威与形象。
2015年，欧盟在西部又遭遇来自英国的挑战，加上主权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等交织在一起，令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处于阴云笼罩下。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向来充满波折。近年来，在希腊债务问题和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难民潮冲击欧洲难民政策的背景下，英国社会中的疑欧、脱欧情绪呈上升态势。卡梅伦政府顺势打出“脱欧”公投牌，试图倒逼欧盟改革。
原本，卡梅伦是将“脱欧”公投作为一种竞选策略，旨在安抚保守党内自欧债危机以来不断壮大的“疑欧”和“脱欧”力量，保持党内团结，赢得大选。2015年5月，保守党赢得英国大选，连任首相的卡梅伦决定兑现其在2013年的竞选承诺，即如果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英国就将举行关于“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不久，卡梅伦就向国会提交法案，启动了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问题的国内辩论。11月，卡梅伦提交了英国主张的“欧盟改革清单”，正式拉开了英国与欧盟的谈判。卡梅伦政府向欧盟提出四项要求，旨在以脱欧公投倒逼欧盟实行改革，进而为英国在欧盟事务中获取更大的发言权。
尽管欧盟官员以及其他成员国首脑试图挽留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并且经过谈判和妥协，欧盟与英国在2016年2月达成了一些协议，欧盟做出了巨大让步，基本满足了英国的要求，但6月24日揭晓的英国公投结果依然让很多人包括卡梅伦自己都颇感意外，事情的发展最后成了英国朝野共推“脱欧公投”，英欧关系于是再起波澜，欧盟的吸引力遭遇挑战，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堪忧。
曾几何时，欧洲一体化被视为世界上区域一体化的典范，是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其他地区如东亚和东盟的许多国家，也都试图借助区域一体化来凝聚各国力量，共同迎接挑战，参与国际竞争，发展自身经济并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有利位置。但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出来之后，很多人不禁感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确实远远落后于现实的变化。在此，有必要对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加以审视和思考。
二、如何认识欧洲一体化？两种解读
对区域一体化（如欧洲一体化），学术界的认识和理解大致分为两类观点。一种是理想主义（如功能主义）的观点，将区域一体化视为区域内国家理性选择的共同和最终目标，即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以实现国家利益和福利的最大化。
这种观点是线性、单向的，似乎并不关注或担忧参与一体化的国家未来可能会选择退出一体化的进程，而是更关心某一行业或部门的一体化如何会外溢到其他领域或部门，例如从经济到政治领域，从关税联盟到超国家的政治实体等。
回顾欧洲一体化的早期历史，不难发现：正是基于理想主义/功能主义的理念，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于1951年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在1970年代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还尝试推出了“欧洲政治合作机制”。在整个冷战时期乃至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欧盟成员国出于欧洲的整体利益（如经济发展、政治团结和安全保障）考虑，致力于通过建设一个联合、强大的联盟，来弥合历史上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分歧，消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战争隐患，谋求欧洲及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占据在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因此，有的观察者乐观地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断遭遇危机和挑战，但其前进和深入的趋势不可逆转；相反，正是在克服每次危机的过程中，成员国逐步向超国家机构让渡主权而使欧洲一体化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这一观点，在欧洲遭遇宪法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乃至难民危机等期间都不乏支持者。
对区域一体化包括欧洲一体化的认识和理解，还有一种现实主义（如国家中心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民族国家乃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中最主要甚至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合作是困难的，即使发生合作也是难以持续的；区域一体化作为一种地区内国家合作的机制，不过是参与合作的国家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平台和工具，相对于绝对收益，各国更强调相对收益；民族国家对于向超国家机构让渡权力十分敏感和戒备，甚至会抵制或反对其认为有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超国家权力的约束与限制。因此，民族国家对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而言，既有可能是前进的推动器，也会在某些情况下成为阻碍的制动闸，关键是看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是否能在一体化中获得最大化的收益，与此同时尽量降低或减少它应该分担的成本。
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的观点同样认为国家是理性的，但国家是可以参与或退出一体化的。换言之，现实主义者对一体化的理解是非线性、双向的，甚至认为一体化有可能出现停滞。这就不难理解，至少在欧盟这个超国家机构与其成员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权力的“张力”和“角力”；而当这种权力的张力失去平衡，或者在权力“角力”的过程中一方的地位发生变动，欧盟内部原先的权力均衡就会遭到破坏，一体化进程就会减速、徘徊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停滞。
此次英国选择通过全民公投决定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似乎用现实主义关于一体化的观点可以更好地解释。实际上，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浓厚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家，它选择参与或退出欧洲一体化的根本目标就是如何争取、维护和扩大自身的最大利益，而不是欧盟的整体利益或其他成员国的利益。显然，英国最终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在欧盟的去留问题，乃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性选择，而非为了实现理想主义者描绘的“欧洲合众国”这一乌托邦。
事实上，英国在二战尚未结束时就曾提出欧洲联合的思想，但遭到了法国民族主义者、临时政府领袖戴高乐的坚决反对。战后欧洲一体化启动之时，英国因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而拒绝参与，因此没有成为欧盟的六个创始国之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巨大成功并成立了欧共体，英国试图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而在1961年8月和1967年5月两次申请加入欧盟，但都遭到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的反对。后冷战时期，英国拒绝加入欧元区以维护英镑地位，拒绝签署《申根协定》以控制移民入境等做法，无一不是出于现实主义考量而在收益和成本之间所做的权衡和选择。
近年来，在欧盟面临经济发展低迷、恐怖主义猖獗、难民危机发酵等多种危机和挑战的背景下，英国最终决定以全民公投方式选择离开欧盟，无疑可算一名拒绝与欧盟及其他成员国共同应对上述挑战的“逃兵”。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有着“光辉孤立”历史和务实主义外交传统的前大英帝国，再一次选择“英国优先”而不是甘心被欧盟的权力困住自由决定和行动的权利，是可以理解的。
为进一步说明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现实主义考量，不妨再从欧洲政治一体化，特别是关于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框架内建设军事力量的角度加以审视。
后冷战时期的欧盟一度享受着和平的“红利”，但在处理地区事务如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危机等方面，很快暴露出其外交、安全与防务能力的严重不足以及与美国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但长期以来，独立防务力量的建设一直难以提上欧盟决策日程。1998年，在科索沃危机尚未解决、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和军事能力不满的情况下，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政府改变了对欧盟防务能力建设的态度，由怀疑、排斥转为支持，并和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在圣马诺（法国西北部港口城市）举行峰会，双方发表《圣马诺宣言》，宣布共同支持欧盟防务一体化，从而为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启动和建设铺平了道路。
进入21世纪，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加等，欧盟逐渐变得颇有“雄心壮志”并且逐渐拥有了一定的“硬权力”。但当2015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呼吁“应当建立一支欧盟军队，以向俄罗斯显示，我们在捍卫欧洲价值观方面是认真的”，此言一出，英、法两国即担忧此举会削弱北约作用，表示反对（有意思的是，此次德国则表示赞成，显示出其要在经济领域之外也发挥“欧洲领导作用”的愿望）。
由此可见，除了欧盟内部的严重分歧、美国和北约的态度之外，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欧盟要实现建军的梦想并非易事，欧洲政治一体化将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一案例再次说明，英国是一个务实甚至投机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外交政策的理念和行动都是为了争取、维护和扩大本国的利益。
简言之，英国2016年选择进行脱欧公投可以说明：英国是一个试图维持或恢复大英帝国荣耀、经常采取具有浓厚“单边主义”色彩外交政策并出于国家利益而不断算计得失、权衡利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丛林法则”的熟练“玩家”。
三、全球化
与精英-民众的分裂

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化，其中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还包括在政治、文化等多领域、不同层次的相互联系、影响与制约。后冷战时期，全球化已成为一个时髦的、颇具煽动性的词汇，因此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和理解褒贬不一。赞成和拥护者希望全球化会带来整个世界空前的发展、进步与繁荣；批评和抵制者则认为全球化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冲突甚至是战争与文化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