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权力推手

——读《黄金、美元与权力》

　　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

　　⊙禾 刀

　　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这句话耳熟能详，但在现实中，什么是纯粹的政治问题，什么算纯粹的经济问题却始终难以厘清，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建立到崩溃。美国历史学家、外交政策领域学术权威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Gavin）运用经济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对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关系的全景式解读发现，与传统的理解恰恰相反，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个高度政治性体系，需要经常干预和控制以维持运转。战后货币关系也不像人们时常认为的那样能缓和政治关系的紧张。事实上，全球支付体系的政治化使一些国家可运用货币强制达到政治和安全目的，造成西方联盟内部的激烈冲突。

　　“黄金沦陷”，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爱与恨

　　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标志着国际金融结算机制迈向了新时代。围绕这一体系，老牌强国英国与新兴强国美国展开了“贴身肉搏”，具体表现在以美元利益为主的“怀特计划”和以英镑利益为主的“凯恩斯计划”的对决。结果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怀特计划”完胜倡导建立“超国家货币”的“凯恩斯计划”。

　　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两大关键：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对传统以黄金作为外储的国家而言，当美元等同于黄金，意味美元具备等同黄金的储备功能。

　　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英国代表团成员罗宾斯一语中的：‘我们缺钱。’”相较于英国的底气不足，战后美国经济如日中天——1945年美国GDP占全球总量的56%，而同期英、法、德、苏、意、日GDP总和也仅占全球41%。再者，战后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的黄金储备（21770吨）”，这还不谈美国具有全球最为强大的军事实力。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美元的强势地位上。或因被当时的美国盛景遮望眼，没人预料到他日黄金会出现快速外流的恐怖态势。英国的落败，并不是纯粹的经济方案遴选的最优结果，夹杂着强者为王丛林法则的明显痕迹。既然这一体系充分体现了美国的经济强权，黄金一旦陷入“爹不疼，娘不爱”的结局时，很难说不会被美国选择性抛弃。

　　加文认为，“事实上，关于布雷顿森林时期的传统认识有着严重缺陷，这是始终贯穿本书的一种观点。布雷顿森林协议并未如其所声称的那样带来金融稳定、经济互助和国际合作。相反，战后货币关系的显著特征是危机和混乱、强行的资本控制以及不可兑换。”颇为滑稽的是，“美国决策者并不钟爱布雷顿森林体系”。

　　从当年终尽脑汁力争，到后来“不钟爱”，全因随着战后欧洲国家经济的强劲复苏，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实践应用过程中，美国牢牢占据的绝对优势慢慢销蚀，特别是黄金流失越来越严重。尽管美国期望外国像储备黄金一样储备美元，但许多国家还是对黄金情有独钟，黄金外流一时势不可挡。“1958，美国损失了34亿美元的黄金和流动性的美元资产”，其后几年，美国每年损失的黄金和流动性美元资产均在30亿美元左右。到1971年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的挂钩时仅余8269.96吨黄金储备。如果不是尼克松当机立断，美国黄金储备怕早就告罄了。

　　“假想敌人”，

　　攻击黄金货币体系的好炮弹

　　当黄金流失现象怎么也踩不住刹车时，美国越来越感到，穷尽所有的金融手段仍旧力不从心，化解黄金外流危机迫在眉睫。削减庞大的国外驻军规模，这是最容易想到的思路。然而这是历经“二战”洗礼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无法接受的，因为“由于金融原因撤军，看起来像是示弱”。

　　艾森豪威尔说的“示弱”对象，大抵有两个指向：一是冷战“死敌”苏联，二是黄金和美元危机中的投机者。一个是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个是经济上的。紧要关头，艾森豪威尔似一下子悟出了解决之道——“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状况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问题”，因为“货币问题不是在真空中讨论的，而不可避免地与当时宏大的政治和安全问题相关联”。

　　既然庞大的欧洲驻军加剧了美元赤字，那么围绕驻军问题做文章也许是个不错的思路。在美国看来，这个文章还是很有现实基础的，“1958年，美国损失了34亿美元的黄金和流动性的美元资产，而西欧获得了37亿美元”。言外之意，西欧在平抑美元赤字方面完全有能力作为。但要想让西欧心甘情愿按美国的意图跳舞，就必须挠到他们的“痒处”。

　　不过，艾森豪威尔没有选择去挠西欧的“痒痒”，而是直截了当地去触摸他们的“隐痛”。“二战”结束后，“柏林墙”成了冷战前沿阵地，一个强大而又恐怖的敌人，是北约赖以存在的重要前提。在加文看来，黄金和美元危机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此时也是“冷战巅峰时期，照权力政治的框架，这种‘高级的’政治问题应该很容易就压倒‘低级的’国际收支赤字问题”。“虽然艾森豪威尔对驻军所造成的国际收支成本感到担忧，但他也将黄金和美元危机视为一种机遇，即让欧洲人明白负担联盟常规部队的时候已到了，尽管这比他们想象的来得要更早些。”

　　核武竞争是美苏冷战登峰造极的结果。时时面临来自“柏林墙”另一端毁灭性的核威胁，恰恰是当年联邦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北约国家最为担心的问题。能为这些国家提供有效核保护的只有冷战的另一极——美国。一旦这种逻辑关系成立，那么，为美国驻德6个师的军事开支埋单的谈判便显得顺理成章。事实上，谈判正因为苏联的存在而取得了成功。

　　戴高乐曾是“美元世界”的不多反对者之一，然而法国最终滑向了失败的边缘。因为1968年5月的巴黎学生骚乱，“法国国库已经损失了高达30亿美元”，失去了与美元叫板的资本。

　　然而，就在美国好不容易通过与军事挂钩方式，解决了美元赤字问题，尼克松却“寻求将驻军数量与国际收支问题脱钩”。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苏联威胁论”已发挥至极致，不足以为美元提供新的政治弹药。实际上，1963年后，美苏在欧洲问题上的紧张态势已大大缓和，此时美国对于“从欧洲撤军这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反倒颇感犹豫。

　　一个超级大国敌人的存在，可为美国拓展美元势力范围提供有利条件。但也是在黄金与美元危机这一时期，美国还有另一项昂贵的国际军事开销——越南战争。1965年，约翰逊总统说过，“除了越南，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国际收支。”自1965年约翰逊下令采取“雷声隆隆”行动时起，美国直接派往越南参战的军人陡增，最高达到50万。1965年至1966年，美国政府支出增加了550亿美元。在十多年越南战争中，美国共耗费1500亿美元。相比之下，德国“承担”的那点军事防务开支简直算不了什么。

　　“黄金终结”，

　　美元是金融终点还是金融投机

　　尼克松正式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与黄金挂钩体制名存实亡。在强权的一再干预下，黄金最终失去了传统的硬通货地位，美元取而代之似也不宜归因于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失去储藏和产量有限的黄金这一约束“头套”，美元作为国际最通用的储备货币步伐大大加快。所以，尽管现在看来美国国际收支赤字高得惊人，但“很大一部分赤字根本不是赤字，而是各国央行和国际企业出于储备和干预的目的需要的美元”。


　　既然美元已与黄金脱钩，美国根本不担心这些庞大的赤字。美国所要做的只是决定何时开足印钞机马力。自克林顿时代不再宣布美元货币发行总量起，美元实际上已撕掉了作为国际公共货币的底裤，沦为自利性金融权杖。虽然美国强行主张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但储备国显然缺乏对应的相关权力，比如建议权、决策权。作为主权货币，美元首先维护的是本国利益。有趣的是，当美元借助强权完成了全球布局、坐稳全球金融头号宝座后，美国越来越要求其他货币遵循他们圈定的市场规律。

　　另一有趣现象是，虽然美元与黄金不再挂钩，但世人总念念不忘黄金，隔三差五总有些学者讨论黄金的货币问题。美国虽然极力散布“黄金无用论”，但拥有8000多吨黄金的美国却一向严格控制黄金运离国土。

　　黄金之后，美元真的就是国际货币储备的终极吗？这是个值得探索的有趣问题。2009年6月26日，中国央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9)》中提到了一个重要主张，即提议创设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这不免让世人想起“凯恩斯计划”中的超国家主权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