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期货”试点两年：期货扶贫长效机制待完善

核心提示： 作为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保障农民收入、转移保险公司风险的创新模式，“保险+期货”已连续两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据悉，国内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在2017年共开展了79个试点项目，总试点规模80万吨，交易所的补贴额度也达到了1.3亿元。

作为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保障农民收入、转移保险公司风险的创新模式，“保险+期货”已连续两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据悉，国内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在2017年共开展了79个试点项目，总试点规模80万吨，交易所的补贴额度也达到了1.3亿元。

早在2015年，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就在场外期权试点基础上首创“保险+期货”，推出第一单玉米、鸡蛋价格保险。“在价格险基础上，我们探索了收入险兼顾价格和产量两个核心要素的模式。”此外，大商所总经理王凤海还介绍，今年大商所突显试点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近半的试点在国家级贫困县。

对服务农业的具体效果，浙商期货总经理胡军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试点项目在服务农业经济和精准扶贫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农民能实实在在得到好处，不过，试点业务的推广和规模化仍需更持续的财政补贴和业务上的创新。

　　风险分散各方受益

作为必需品的粮食，其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较低。因此，价格高涨时“米贵伤民”，其价格暴跌时“谷贱伤农”。随着期货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不断探索，“保险+期货”成为了市场化价格风险管理的重要模式。

该模式的核心是风险转移。具体来说，是指农户通过购买农产品价格保险，将自身风险转移；保险公司通过购买场外期权产品进行再保险，以对冲农产品价格下降带来的赔付风险；期货公司通过期货市场进行相应的风险对冲操作，最终形成风险分散、各方受益的闭环。

浙商期货研究所数据显示，2017年三大交易所(即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共开展了79个试点项目，交易所的补贴额度达到1.3亿元。

其中，“大商所开展了32个试点项目，包括10个大豆试点和22个玉米试点，涉及现货超过75万吨，范围覆盖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安徽、重庆等7个地区，支持资金近7000万元。”王凤海介绍，15个试点项目在国家级贫困县，实现了“保险+期货”与产业扶贫相结合。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保险+期货”模式对服务“三农”、精准扶贫具有重要意义。“就是要让农民增收，使他们获得好处。”据浙商期货总经理胡军介绍，今年浙商期货试点项目预计总保额超过2亿元，惠及近3000户贫困户。目前该公司正在运作的有大连商品交易所两个大豆项目，上海期货交易所云南橡胶项目，以及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新疆棉花项目。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开展的棉花项目，是浙江援疆20周年献礼项目。该项目承保现货量5000吨，承保面积2.7万亩，涉及农户1187户，覆盖了柯坪县启浪乡大部分棉花种植区域，保险金额达到7800万元，是当前国内最大的棉花“保险+期货”业务。

　　亟待长效机制

期货是发达国家农产品风险的重要工具，但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较低，“保险+期货”模式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从农产品“保险+期货”业务的实践来看，2015年至今已运行了两年，期货交易所逐年扩大业务试点范围，期货公司则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从价格险到收入险，包括场外期权、订单农业，“保险+期货”业务模式愈加丰富。

收入险是“保险+期货”业务的重要创新。2016年以前开展的“保险+期货”项目保障属于“价格险”，如果农民的售粮价格低于保险价格，则对农民提供差价补偿。

对此，浙商期货研究所所长徐文杰告诉记者，“受天气影响，2016年黑龙江大豆产量大幅下降，尽管价格上升，农民收入却依然受损。在以往价格保险的基础上，兼顾了价格和产量两个核心要素，直接对农民收入加以保障。”如此一来，农民投保积极性提高了，保险效率也进一步加强。

据了解，当前农民投保主要有交易所、地方财政等补贴资金。但是，“保险+期货”要想做大规模，补贴资金是不足够且不持续的。对此，王军建议，一是将“保险+期货”业务纳入国家财政补贴，从国家层面实现长期补贴。二是在产品设计、合约修改和交易对冲等课题上，期货公司要和交易所一起探索研究。

“要集中力量推广，做大做强”，目前仍是小而散，处于单打独斗的局面。徐文杰告诉记者，面对期现之间的基差问题，尽管业内已经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如收入险、择时点价、现货企业对接等，但如何找到“最优解”，还需要交易所、当地政府、保险公司和期货公司的共同探索。

此外，他还提出，在业务运行中，急需探索长效的补贴机制；获得监管部门的护持和宽松的政策环境。

王凤海则坦言，在试点推广过程中，保险费用支持资金缺乏、农民收入保障不足、管理体系的市场化与商业化运作不充分等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下一步，我们将联合各方力量，逐步探索建立政府主导，企业介入，期货市场、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