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赚20亿数次破产跳楼 期货交易员他们把自己叫做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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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赚20亿数次破产跳楼 期货交易员他们把自己叫做狼
2015年7月21日,星期二,上证综指以低于上个交易日近50点的3939点跳空低开。下午1点左右,北京天气阴沉。在靠近长安街的华贸中心酒店顶层,36岁的瑞林嘉驰基金经理刘强一跃而下,决绝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3天后,刘强离世的消息才为公众所知。媒体上,到处是“期货传奇人物破产跳楼身亡”的标题,称刘强因同时做多期指和配资买股票,高位满仓,形成双杀后破产,绝望弃世。
像一个隐喻,7月17日,刘强在最后一条微博里转发了一张华尔街传奇投机客杰西?利弗莫尔的人生曲线。利弗莫尔是刘强多年的精神偶像,他怀揣几美元从贫民窟白手起家,两次引发美股崩盘,那时的利弗莫尔感觉“自己就是国王”。每年,利弗莫尔都要选一天在银行的金库里反思得失,他要坐在几千万美元的现钞上,感受金钱的力量。
刘强曾说:“利弗莫尔的睿智头脑,他的不羁个性,他的挥金似土,等等这些都是我对资本市场的种种幻想。不靠背景,不求关系,自由生活,独自作战,一举成名,财务自由,这些不都是我对股市期货的最终梦想吗?”
在华尔街1929年的股灾中,利弗莫尔做空赚入1亿美元,达到顶峰。接下来,他的人生坐着过山车急转直下。接连三次破产后,利弗莫尔在1940年用手枪自杀身亡,死前财产不足1万美元。
刘强与偶像的人生曲线和终结方式何其相似,对风险的敬畏推己及人,也让围观者不免唏嘘冥冥中的宿命。
刘强生于1979年,毕业于北京物资学院的期货专业。这家学校在远离市中心的通州区,最早隶属于国家物资部。1993年,期货市场正逐步成形,但人才奇缺。王之泰等教授顶着“投机倒把罪”的风险建立了全国的第一个期货专业,第一届学生从大三的在校生中选拔,一年后即毕业上岗。
没到毕业,这些学生就被各大期货公司和金融单位争抢一空。乘时得势,早期的毕业生里,许多做到了当今著名证券和期货公司的高层。除了刘强,近年来期货界的风云人物蒋仕波、林广袤等人也出自此校。
1998年,从物资学院毕业后,刘强先后做过股票私募、财经记者、期货私募。他自创的多点共振操盘系统曾创下在一年中资金账户增长20倍的纪录,在期货圈里有很高的知名度。
2012年,在多年的交易压力下,刘强得了抑郁症,暂时退隐江湖。他在云南大理买下一间客栈,静心休养。纵情山水之余,刘强也开始对慢生活感到百无聊赖。刘强曾感叹:“难道我的后半生就这样吃喝玩乐下去了?”
许多交易高手每日面对市场的腥风血雨,都需要依靠外力平复焦虑和欲望的折磨。刘强学佛多年,佛学启蒙老师建议他不必过于拘泥外物,不妨随心所愿,学习法布施和财布施,帮助有缘人赚取财富。2015年的牛市启动后,在私募圈朋友力劝下,刘强决定返京担任私募瑞林嘉驰4号基金的基金经理。
据公开资料,这只基金成立于2015年5月,认购门槛为100万元,初期募集金额3000万元,共16人投资。基金投资标的是股票、基金、债券、股指期货或商品期货,并约定单个品种期货合约占用保证金不超过计划资产净值的30%。
6月3日,刘强在微博上公布,基金净值涨势喜人,已升至1.22元。这意味着不到一个半月,回报率就已达到22%。
6月15日,上证指数到达5178的顶点,继而一路跌落。此后,刘强在微博里表现得忧心忡忡。
7月7日,刘强在博客发了一篇《对于这次A股股灾的几点反思》,文章里弥漫着一股压抑和迷茫的情绪。“这次股灾颠覆了我的许多投资原则,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适合这个市场。”这也是他的最后一篇博客。
刘强自杀前夕,他管理的基金净值曾跌到0.82元,逼近业内通行的0.6元到0.8元清盘的警戒线。但基金并未爆仓,且那几日大盘走势正在回暖。
据知情人说:“他的客户不太理解刘强的死,大家觉得赔就赔了,几千万摊到十几个人身上,风险已经被分散了。参与私募基金的也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何况在这样极端的行情里。我想投资失败应该不足以把他压垮,更大可能是压力诱发了他的抑郁症,还有信念的崩溃。”
仿照偶像利弗莫尔的《股票大作手风云录》,刘强写过一本小说《期货大作手风云录》。这本半自传体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期货菜鸟的交易修炼史。在书中,刘强把期货交易人形容为世界上最刺激、最自由的职业:“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生活、工作,可以对日常事务充耳不闻,可以不理任何人。它可以放大我的资金,我不需要很多本金,也不需要八面玲珑的人际关系,我只需要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实现财富的迅速积累。”
众所周知,与证券相比,期货在机制上最大的不同是保证金制度和浮盈加仓。期货交易只需交纳少量资金作为财力担保,便可参与合约买卖,这实际上类似于股票交易中的杠杆配资。
一个期货交易员用20万元的保证金,就可以操作100万元的账户,且交易中获得的浮盈可以不断加仓,滚动交易。如果判断方向正确,交易员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十几甚至几十倍的利润。当然,杠杆交易的风险也是巨大的。一旦跌破平仓线,保证金也就血本无归了。
期货杠杆放大了资金的倍数,也放大了人性的贪婪、希望和恐惧。在期货界,不缺少年少成名、一夜暴富的故事;也有更多顷刻破产、满盘皆输的悲剧。
但这样的机制对于缺少本金,却渴望一夜暴富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北京物资学院单磊教授说:“许多期货交易人的第一桶金由此而来。年轻气盛,用几万元积蓄到期货市场里拼杀一番,看准了机会,可能能获得百万的利润。输了无非是几万元亏掉,从头再来就是了。”
近年来在期货市场上最受关注的明星——“棉花(12385, -20.00, -0.16%)大鳄”林广袤就是一位这样的赢家。他出生于1981年,自称“浓汤野人”,个性狂放张扬,操作手法大胆激进。在初涉期货市场的几年中,江湖传说他曾经历过四次爆仓破产。
“账户浮亏60%对我而言是一种常态,我的风格是满仓加仓交易,所以我做好归零的心理准备。好比一个人第一次坐过山车会吓得大喊大叫,但如果天天坐,坐十年,还会害怕吗?那时坐在过山车上都能睡着了。”
2010年,棉花期货价格从16600元/吨涨至33690元/吨,2011年又从34000元/吨跌到19880元/吨。林广袤准确捕捉到了棉花的上升时机,坚定做多。他用2.8万元本金在一个月时间滚动至15万元,15万元又用了半年时间达到600万元。
600万元之后,林广袤的交易进入了最为传奇的飞跃阶段。他在博客上公开了操作思路,甚至公开了其持仓和成本。一年时间,林广袤从600万用了一年做到13亿元,接着反手做空棉花,用1亿元赚了7亿元,完成了一笔从2.8万元到20亿,从抄底到逃顶“吃到全段”的传奇交易。
1995年从业以来,银河期货总经理姚广已经在期货市场滚打了二十年。他穿着浅蓝色的衬衫,坐在精致阔朗的上海北外滩中心办公室里,温和而稳重。他希望公司文化学习国际标准,让下属不要叫他“姚总”,而是“Gavin”。
“我不算成功,差得远了。”20年来,姚广与许多传奇人物交错相会,也称自己是当代传奇的服务者。姚广的第一个工作offer来自深圳发展银行,面试他的是时任行长贺云。回忆起那个金融规则的混沌时代,姚广不无感慨:“那几年深发展的股票巨爆增长。如果我选择了深发展,可能会比现在拥有更多的财富。”1997年,贺云涉嫌操纵资本市场,被处以禁入证券市场5年的处罚。
第二个offer来自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期货部。当年姚广22岁,面试他的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现任中德证券的CEO姜培兴。1993年,公司给了姜培兴10万元,他和团队用一个月时间赚了30万。1994年底,姜便被提成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面试中,姜培兴与姚广一见如故,姜后来也成为姚广20年的导师和伯乐。
20年来,姚广见惯了期货市场上的鲜衣怒马和风流云散。1996年,在苏州商品交易所的大酒店旁边,两三百个交易员经常在这里聚会。有人探听大户的消息,做“外围的马仔”,跟着大户投单,赚了两百多万,请所有人去喝大酒。没过几天,行情变盘,“马仔”赚的钱一夜间还给市场,只好回头重新做起。
交易员里不时听到有蹿红的新星,赚的钱从一两百万到两三千万,也有人找当时浙江活跃的地下钱庄融资,做亏后跑路,再无音讯。
像葛卫东、蒋仕波、林广袤这些在期货圈内呼风唤雨的顶尖高手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极少在公开活动中露面。但作为圈内人,姚广能够不定期地与他们见面交流。“他们代表的是市场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我们把他们称为狼。”
这种对市场交易群体的划分源于高盛的分类法:资产规模巨大的实体企业叫做熊,大型金融财团叫做虎,对冲基金等交易机构叫做狼,散户则是待宰的羊。
“狼要时刻捕捉市场中的‘无效’,通过无效到有效的回归获取利润。市场中的无效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这个群体具备超强的学习能力、实现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有时又要像狼群一样迅速聚集,是市场里最敏捷的组织。”
人们通常认为“狼”们嗜血好赌,姚广认为这有失偏颇。
“狼”们固然能够承担高风险和高压力,但他们也是最严苛的纪律执行者和风险厌恶者。“这些人非常执着,可以为了追求α(超额收益)不吃不睡。可以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跟我打三四个小时的电话,直到我说到崩溃。”
顶尖高手们即使在放松的娱乐中,也更偏好那些脑力激荡的项目。姚广认识一位做对冲基金的人打麻将,抓起牌从来不看,拿手摸一遍就知道是什么。他把所有的牌不按顺序摆放,扣着出。等胡牌时再给人解释自己是什么打法。“这些人打斗地主,大概在第一二轮就能知道所有人手里都有什么牌,再去博弈。”“他们打牌不是为了赢钱,他们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体现为游戏。”
姚广认识的另一位做对冲基金的人定期会去赌场。进场前,他把所有的信用卡和现金锁在酒店,只带一千个筹码进赌场。“他从来不会不知道风险和收益就下手去赌,先会在旁边观察,心算规律和玩法,总结出一套投资方法后再下场。每次都会赚很多钱。”
有意思的是,赢钱后,这位高手并不会带着赢来的筹码出场,最后一定会违反规律,胡来几把,把钱全部输掉后走人。姚广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对我来说,如果把期货市场当作赌场来做,我一定做不赢。那是一个纪律性、自律性、风险管理要求特别严格的市场。我来赌场就是想知道如果我做错了会怎么样,人总想放纵一下,随心情去做点事。但我不能在真实的投资市场放纵,只能在赌场里释放一下内心的郁积。”
东兴期货副总裁颜毅的办公室正对着黄浦江,视野绝佳。他边用肩膀夹着手机与人讨论最近利好的证券市场板块,边不忘周到地泡了一壶正山小种的功夫茶。
作为第一代交易员,颜毅称自己为“老马甲”。谈到中国期货市场的反复无常,他说了四五次“纠结”、“坎坷”。他心中有一个放不下的“期货梦”,但身边还在做期货的“老马甲”已经凤毛麟角。偶尔望望窗外的江水,他感慨自己有点“被耽误了”。“哈哈,老天爷肯定是恨我,才让我做这个东西。”
1992年底,苏州商品交易所成立,在苏州物资局工作的颜毅被派去做交易员,给颜毅培训的是中国期货市场的创始人之一常清。当时供交易的标的物是6.5线材(2350, 0.00, 0.00%),大家不理解没有现货,期货要如何卖出。所有人只知道填买单,不知道填空单,市场始终无法成交。颜毅当时瞒着单位,填下了第一张空单,也促成了苏州商品交易所的第一笔交易,“那时凭的就是年轻人的胆气。”
期货市场短暂发展了3年,1995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3.27国债事件”。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入狱,魏东、袁宝璟、周正毅、刘汉成为著名的“四大赢家”,完成了巨额的财富积累。20年后,纵然因果轮回,“四大赢家”三人身亡,一人身陷囹圄,但“3.27国债事件”也直接让国家给期货市场打上了投机烙印。
此后中国期货的发展始终束手束脚,更直接影响了股指期货等对冲工具的上市交易。1998年8月,期货交易所由最高峰时的50多家撤销为只保留上海、郑州和大连3家,期货品种由30多个压缩为只剩6个。中国的期货很难实现企业的套期保值、对冲风险,而是单纯沦为政府调控大宗商品价格的工具。
颜毅说:“国外的期货市场由下至上,大家一起确定一个远期的价格目标。中国的市场由上至下,这个‘上’又不是国家,而是省市一级。上得不到政策支持,下又无法独立发行,注定中国的期货走得非常坎坷。一下子关掉,一下子又泛滥。交易人也被看做是赌徒。”
“走得越久的人走得越累。”前几年,颜毅与老马甲们聚会,有人提议为中国的期货事业干杯!一两年后,大家再聚在一起,有人问:我们做的还是个事业吗?
“改革开放30多年,各行各业都是普遍增长的。但是做期货的人喜欢做空,因为我们总是先考虑风险。但实际上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多’,比如房地产买了就赚,老想着做空发不了财。”
期货市场的收缩让期货交易人的空间越来越窄,葛卫东、叶成均、林广袤等人在期货市场成名后,都纷纷转向了更繁荣的证券市场。
但证券市场中,国家的干预也在增加交易的不确定性。从6月中旬股灾爆发以来,增加了国家的救市因素,许多交易人反而发现,自己的交易系统已经完全失灵。
身陷漩涡的刘强也在股灾中不断试图做出经验总结,他信奉价值投资,却屡次失去止损的有效时机,盈利不断减少。直到7月7日,他在博客上承认心态已经完全失衡。
姚广说:每一个交易高手都会遇到类似挣扎、纠结、痛苦的时刻。如果他没有办法判断错误的原因,就会停下来止损不做,而不是着急去复仇。
然而在期货交易中,比起战胜市场,战胜自己内心的贪婪、恐惧、侥幸或许要困难得多。刘强曾写道:“做投资就像跑一场马拉松,当你感觉到特别难受的时候,其实别人也在难受,坚持一下,跑到终点就是成功,无论名次。”这句话应该更多是他对自己的告诫和勉励,奈何长期的紧张和盈亏压力最终还是压垮了他心中的稻草。
与恶龙缠斗过久,将成为恶龙。在《期货大作手风云录》里,刘强早就预见过交易诡谲的结局:“成功看起来酣畅淋漓,成功者却是凤毛麟角。其实,这种游戏不好玩,它注定是个大多数人都会失败的游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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