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私募”生存现状调查：外资进击公募之路并非坦途

近期，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中基协”)再次表示，欢迎外资私募在合规经营基础上申请公募管理人，一时间“私转公”再度引发热议。根据中基协披露的数据，截至目前，共有21家外资机构在协会登记，备案产品46只，资产管理规模(AUM)54亿元人民币。

尽管监管层频频伸出橄榄枝，但现实的挑战仍困扰着“洋私募”，即WFOE PFM(外商独资企业私募基金管理人)。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多位洋私募的中国区负责人和投资经理后发现，目前主要存在四种情况：例如富达、先锋领航、贝莱德等国际资管巨头更多抱着学习的心态入华，申请公募牌照或是其大战略之一；也有不少洋私募表达了“私转公”的意愿，公募可接触到的客群更大(不仅限于高净值个人)，且可公开宣传传品，可开拓与银行、社保基金等的合作空间，但它们并不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有一些洋私募的战略更为实际，即只要投资业绩过硬，公募私募并无所谓；还有一类私募基金拿到了投顾牌照，业务范围已经获得扩充，部分机构认为并不急于“私转公”。

46只洋私募产品、总计资产管理规模54亿元，这与动辄募集20亿~30亿的单只本地明星私募、公募产品相距悬殊，本地基金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对运作仅两年的“洋私募”而言，“私转公”并非终点，不断培育业绩曲线、熟悉本地市场才是当务之急。

“私转公”细节指引仍待明确

7月下旬，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中就提及，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8月9日，中基协发布的消息也再度使“私转公”的预期升温。

不过，多家洋私募负责人对记者称，目前“私转公”仍是一个时点概念，很多细节指引未出，“对外资而言，需要将各类场地、人员、数据控制权等细节都明确后再行动，还涉及和母公司的协调。”某母公司位于亚洲的洋私募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外，究竟是私募直接转公募，还是保留私募再重新设立公募，尚未明确。

根据早年的《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下称《规定》)，申请从事公募业务的私募机构应当具有3年以上证券资产管理经验， 且最近3年管理的证券类产品业绩良好、最近3年管理资产规模年均不低于20亿元。20亿的规模门槛对于面临募资困境的洋私募可谓不可逾越的大山，有观点认为未来也不排除监管放低门槛。

此外，《规定》也要求，私募从事公募业务的部门必须独立于私募证券投资管理的部门， 决策流程与私募业务独立，并应当在公私募业务之间建立防止风险传递的防火墙制度。同时，应有符合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不少于10名具备基金从业资格的投研专业人员。

“除了投资经理外，私转公后，需要配备有一定年限从业经验的总经理，那么海外经历算不算？这些都需要明确。”上述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另有一母公司为美国大型公募基金的洋私募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控制权的问题也是一大挑战。“中国的公募被要求是独立的主体，即信息不能和股东分享，这对外方股东而言可能难以接受。因为全球集团层面存在一套全球风控体系(global compliance)，中国的头寸需要实时录入全球系统，例如，洋私募买了格力，集团的全球组合通过QFII/RQFII也可能买了格力，这些头寸需要合并起来，合规可能规定总头寸不能超过5%。”

上述人士也表示，国内公募基金的系统、投资流程要求和股东切断，“这可能会令外资母公司难以接受。在筹备转公募的过程中，如果在写内控流程时提及数据无法共享，就意味着外资股东不得不放弃控制权，外资可能需要摸索和适应。”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外，公募和私募并非牌照概念，机构普遍被定义为“资产管理公司”，而私募、公募只是根据不同客群设计不同产品。但在中国，除了公募可以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和宣传推广，信息披露要求更严格，公募还能参与到银行、保险、社保基金等的产品合作，牌照优势明显。

洋私募仍面临募资困境

就洋私募的生存现状而言，多数与其母公司“全球资管巨头”的形象形成反差——在华募资难、水土不服仍是主要问题。当然，这种“本土偏好”在全球都可能出现。

就投资风格方面，“我们在海外通过QFII投资中国时，更多是‘公募风格’，即做的更多的是相对收益，以跑赢基准为衡量业绩标准，但到了国内，一是私募更倾向于做绝对收益，二是中国对绝对收益的要求普遍更高，这也造成了外资原先的投资风格水土不服。”某母公司位于新加坡的洋私募股票基金经理对记者称。

洋私募正式发行产品要追溯到2017年下半年，2018年开始放量，但当时债市遭遇去杠杆的冲击、股市面临不确定性影响，股、债产品都可谓生不逢时，发在高位的洋私募产品净值遇到了不同程度的下挫。

就销售渠道而言，多数洋私募产品都由券商营业部进行销售，“我们可能为一个产品做了几十场路演，最后募集的资金仍只有几千万，券商代销也并不特别积极，毕竟外资给的拥金可能不够诱人，加之洋私募体量较小，在经纪业务上并没有为券商带来太多流量。”另一家母公司位于新加坡的洋私募中国市场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不过，今年以来，包括富敦、路博迈、贝莱德、毕盛等多家洋私募获得了投顾牌照，拓宽了“钱途”。富敦上海总经理黎涛此前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有了投顾资格，“洋私募”便可和银行深度合作，例如可以与持牌机构合作，成为私人银行的A股投资顾问。据记者了解，早前相关合作项目的接洽已在进行，在牌照正式批复后，业务便可以直接推进。

业绩是王道、“公募牌照”非终点

尽管外资进击公募之路并非坦途，但多家机构仍然表现出了申请公募牌照、长期布局中国的强烈意愿，毕竟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不断攀升的财富管理需求仍是“蓝海”。

对于头部大型机构，“私转公”是集团的大战略，成本收益比并非最重要的考量。富达国际全球CEO黎诚恩(Anne Richards)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就提及，富达未来2-3年内的重要发展目标就是公募牌照。“获得公募牌照的吸引力在于，富达可以触及中国这个广阔市场的所有投资者，这也和和我们在全球二十多个市场的做法一致，公募也是我们的DNA。”她也表示，公募是富达在全球市场运作的一贯方式，“当时我们并没有成立合资公司也是为了长远的目标考虑。但并不是说我们急于要获得公募牌照，富达有足够的耐心等候市场成熟。但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时间表。”

有“美国共同基金之父”之称的路博迈中国总经理刘颂此前也对记者称，外资机构已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即使目前是私募基金，但我们完全用公募基金的标准来运行，例如在内控、合规、信用分析过程、打分流程等投资流程都是按照公募的标准进行，基金经理也全部是公募基金出身。未来一旦监管细则出台，WFOE就可以很快的向公募基金模式过渡。”他称。

但部分洋私募仍在观望之中。多家规模偏中下的洋私募负责人就对记者提及：“公募牌照并非终点，有了牌照后，关键还是看业绩如何，能不能做好市场开拓，否则仍然无法覆盖成本。”另有一些洋私募认为，投顾牌照将是拓展其与中国机构合作的起点，对“转公”并不迫切，但不变的一点是——业绩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