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服务实体 使期货之木常青

“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不忘期市服务实体经济初心”系列专栏

“金融期货之父”、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名誉主席利奥·梅拉梅德1983年在其著作《期货的未来》中写道：“我们的市场，昨天还为人所不屑、不敬，今天却已然成为金融家族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彼时，地处遥远东方的中国内地期货市场还未显现雏形。

转眼间，时间来到新中国70华诞的2019年，梅拉梅德先生的这句话已可以贴切地形容中国期货市场——从1990年试点期货交易机制时起，中国期货市场用不到30年走过了欧美市场100多年的发展历程。近30年间，我们做对了什么？未来，又该依照怎样的逻辑拾遗补缺，并激发新的发展动力？

期货之路，源自实体

虽然与欧美市场不同，新中国期货市场的最初设计是自上而下，但归根结底，建立期货市场是为了解决实体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自上而下的设计事实上加快了市场经济的过渡和完善。

早在1973年，协助周恩来总理抓外贸工作的陈云，就曾主导过对国际期货市场的利用。当时，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旗下五丰行，通过国际期货及现货市场的组合操作，采购数十万吨砂糖以满足内地需要，不仅规避了当时砂糖短缺和糖价大涨的风险，还为国家赚得240万英镑的利润。此后，华润公司开始利用国际期货市场购买粮食、棉花、橡胶、化肥等大宗商品。陈云说：“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可见，即使在当时那个年代，我国也没有对期货交易全盘地消极回避，而是根据实际需要研究它、利用它。

上世纪80年代，我国逐步建立市场体系，粮食、钢材、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曾出现较大波动，相关生产经营者面临巨大风险。尤其是农民长久以来根据现货市场价格信号来计划新年度的种植，产生判断逻辑的缺陷，造成粮食生产过剩与不足的情况反复交替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开始接受专家建议，决定研究建立中国自己的期货市场，利用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功能，辅助宏观调控，帮助生产经营者合理安排生产，规避价格风险，并起到熨平市场波动的效果。

时至今日，中国期货市场已近而立之年，交易品种已从粮食扩展到能源化工、黑色、有色、油脂油料、贵金属、金融等诸多类别，商品期货成交量已连续9年全球排名第一，同时场外衍生品市场规模也连续大幅增长。面对斐然成绩，我们需牢记发展期货市场的初心和本源，只有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得到持续有效发挥，所有亮眼的市场指标数据才具有意义。

发挥功能，开花结果

回顾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可以说既发挥出了基础功能，也有创造性的挖掘利用，内涵不断延伸。

首先，期货市场对维护市场稳定、提升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提供了工具。

近年来，期货市场以其风险管理的属性以及期货价格的公允性和预见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助力，包括为政府制定相关产业政策、调节资源配置提供参考，并引导相关实体企业根据价格信号调整生产结构和产量，降低库存并实施风险管理。同时，商品期货市场通过较严格的交割质量标准和检测体系，引导相关实体企业和农业主体改善生产、种植结构，以增加有效供给。例如，2015年之后，玉米期货价格的连续下滑，直接反映了国内玉米供应过剩的态势和程度，这也引导了东北地区玉米种植面积的调降以及加工企业调整生产结构，降低库存，促使玉米市场重新找到平衡。

在近年来实施的农产品目标价格改革中，期货市场也发挥了应有作用。例如，近年来郑商所棉花期货价格已成为新疆产区唯一的公允价格，为在新疆产区执行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提供了采集指标；“保险+期货”试点的稳步开展，为目标价格政策提供了有益补充。

其次，期货价格为实体经营者预判市场冷暖提供了直观参考，并成为多个行业的定价基准。

由公开集中竞价交易产生的期货价格，综合反映了市场各方的观点和预期，具有权威性和公允性。相比分散的区域性现货市场价格，期货价格能够对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市场产生影响力，更能起到标杆作用。近年来，随着基差贸易的兴起，铜、棉花、铁矿石等多个品种的期货价格进一步成为国内现货贸易的定价基准。

作为利用期货市场最充分的行业之一，我国90%以上的铜产业企业都参与了期货市场，利用期货价格的“风向标”作用，形成了以价格为导向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了向高度市场化、国际化产业的转变。

再次，期货市场成为实体企业经营模式和战略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通过参与期货市场，产业链企业不仅可以利用到原料成本、库存价值和销售利润锁定的基本功能，还能通过近年来期货市场和期货经营机构推出的新工具、新业务，实现融资以及稳定货源和销售渠道等各种个性化功能，使企业能够在精确计算成本收益、减少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实现低风险经营，从而能够大幅扩大经营规模，并提升市场适应能力和企业竞争力。例如，近年来兴起的基差贸易，将绝对价格波动风险转变为相对价格风险，大大降低了经营的风险水平。实体企业利用场内期权、场外衍生品和风险管理公司提供的含权贸易模式，在实现采购价“封顶”、销售价“保底”等功能的同时，还能保有市场价格有利变动时带来的效益，使风险管理和超额收益得以“两全”。

最后，期货市场通过探索农民收入保障机制，助力国家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战略。

“保险+期货”综合保险公司服务“三农”的渠道、信誉度优势和期货经营机构的风险管理专业优势，使农户通过投保这一简便直观的方式，间接利用期货市场为农产品销售价格或种植收入保底，打通了期货服务“三农”的“最后一公里”。

2019年，“保险+期货”连续第4年被写进聚焦“三农”发展的中央一号文件，近期农业农村部还将收入险和农产品期货产品创新列入金融支农创新试点范畴，这体现出中央及相关部委对这一支农惠农方式的高度认可。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期货行业在约3年时间里联合保险机构在棉花、白糖、玉米、大豆、鸡蛋、天然橡胶等品种上实施了上百个“保险+期货”试点项目，覆盖数百万亩种植面积，理赔金额达数千万元。保费来源从交易所、期货公司等扩大到地方政府乃至中央部委的财政补贴等，试点项目的可复制性日益增强。此外，近年来“保险+期货”还引入其他农业主体和金融机构，与订单农业、融资、基差贸易等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式进行组合，内涵不断丰富，进一步提升了服务“三农”的手段。

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期货市场之于中国是“舶来品”，建立在西方市场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基础之上，但要使这种市场机制充分匹配我国独具特色的经济体制和复杂的产业背景，发挥出应有的经济作用，需要凝聚高层及各类市场组织者的心血和智慧。

回首中国期货市场近30年发展，其成功的因素一是遵循了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和期货市场的国际惯例。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价格双轨制尚未彻底退出的背景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二是走上了规范发展的道路，具备了可持续性。三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确保有源之水常新，有本之木常青。同时，我国40年改革开放为期货市场发展营造了优良的宏观、产业和投资环境，而期货市场通过发挥自身的经济功能，反过来又服务和助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可以说，正因为坚持了这些原则，我国期货市场才没有在发展中迷失自我，并取得卓越成就，对此我们应继续坚守，并不断传承。

如果说我国期货市场曾经历从无到有、从乱到治以及规模日益壮大的过程，那么如今期货市场则通过不断创新和开放，逐步实现着从量到质的提升。为更好地继往开来，我们还需要顺应新的时代趋势。

第一，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服务国家战略。当前，部分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也正在加快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并摆脱以往的路径依赖，加大双向对外开放力度，倡导并推动建立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为助推这一进程，我国的资本市场、金融机构必须打破封闭思维，积极引进来、走出去，勇于接受外部挑战，在国际竞争中丰满羽翼，争当主角，成为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等的重要推动力量，并助力我国争取大宗商品及相关资产的国际定价话语权。

第二，顺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为满足相关实体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不断科学化、精细化的需求，及时加大交易品种和工具的供给；期货经营机构则应加快从通道思维向投行思维转变，通过提供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为实体企业客户解决实际问题。另外，目前期货公司的风险管理公司普遍存在体量小，服务大中型企业较为吃力的情况。为解决这种矛盾，期货行业应加快机构间市场的建立完善，同时建议监管部门放开更多符合条件并有资金使用需求的期货公司上市，以大幅提升其资本实力。

第三，顺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综观国内外，金融机构正加快“转变”为信息技术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构建金融科技，全面建立自身的专业、安全、成本、效率、规模和用户体验等优势。期货行业应加大相关投入，及早开展前瞻性研究和应用，用科技为金融服务赋能。

第四，顺应金融业融合发展趋势。现代实体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单一的市场和金融机构难以独立为其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期货公司需要基于客户实际需求，增强与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进行产品和服务组合的能力，构建金融生态圈。同时，在业务逻辑清晰且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在境内外进行多元化的金融混业尝试。

第五，顺应事物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不能裹足不前、因噎废食，但也要避免过犹不及。为吸取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的教训，政府应巩固宏观金融调控机制，防止国际资本炒作；期货行业需重点规范场外市场、资产管理和涉外业务的发展，完善风险控制和隔离制度。

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中国期货市场走过千山万水，不断成长，已成为金融家族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未来还将与日俱进，为国民经济行稳致远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