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艾利安：美联储等央行们正在失掉豪赌吗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穆罕默德.艾利安

　　近几年来，中央银行做了一次政策豪赌。它们赌长期运用非常规和实验性措施能够为更加全面的措施提供有效的过渡，实现高度包容的增长和金融动荡风险最小化。但央行多次不得不加码政策，在此过程中也日益认识到自己的信誉、效率和政治自主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险。讽刺的是，央行官员现在从其他决策机构所获得的反应，并不能帮助他们实现操作正常化，而是让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让我们从美联储开始，这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央行，它的一举一动对其他央行有着强烈的影响。2008年，美联储成功稳定了功能瘫痪的金融体系，让世界免于经历多年萧条。此后，美联储希望早在2010年夏天开始政策立场正常化。但日益极化的国会(茶党崛起即是明证)阻止了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接棒”。

　　相反，美联储转而使用实验性措施为美国经济争取时间，等待政治环境更加有利于促增长政策。利率钉死在零水平，美联储扩大了在金融市场的非商业干预，通过量化宽松(QE)计划买入了创纪录数额的债券。

　　在大部分央行官员看来，这一政策转向是必要的，而不是美联储的选择。并且它也绝非完美。

　　美联储知道，它没有权力通过财政政策、放松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性约束，或直接刺激生产率，来直接促进真正的经济复苏。这些是其他政策部门的职责，而它们不具备美联储的政治自主权，因为陷入深度分裂的国会无法批准扩张性措施而被边缘化。(这一分裂随后导致美国政府三次关门。)

　　面对这一不幸的现实，美联储试图以间接的实验性方法支持增长。它用多种手段注入流动性，让金融资产价格攀升至远高于经济基本面所能支撑的水平。美联储希望这样可以令某些人(资产持有者)感觉自己变富，诱使他们增加支出，公司增加投资。

　　但这一“财富效应”和“动物精神”有如昙花一现。因此，美联储不得不加大剂量，者带来了一系列意料外后果和附带伤害风险，我在拙作《负利率时代》(The Only Game in Town)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讨论。

　　欧洲央行在系统重要性方面仅次于美联储，也走上了类似的道路，但其货币政策非常规程度更有过之，包括负利率(即向储蓄者而非借款者收费)。而对于增长的影响仍然甚微，而成本和风险甚高。

　　两家央行——特别是在即将卸任的行长德拉吉领导下的欧洲央行——都强调政策要及时转变为更加全面的促增长措施。但他们的呼吁有如泥牛入海。如今，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不认为其他决策者能够在近期“接棒”。相反，两家央行都在忙于制定会带来更大的政治和政策风险的新一轮刺激。

　　其他风险已开始让央行官员头疼。漫长的英国脱欧流程妨碍了英格兰银行的长期政策战略，而政府将贸易关税武器化的做法所造成的对全球增长的短期影响，让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所面临的任务更加复杂了。

　　与此同时，目前一些提出来供讨论的促增长政策如果不进行精心设计，也会增加破坏性金融动荡的风险，从而加剧央行任务的复杂程度。“人民QE”的概念——即更加直接地把央行资金给人民——在政治图谱的两端都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相关的现代货币理论亦然，它明确提出央行要听命于财政部，与此同时，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也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必要重新评估工资决定过程。

　　此外，一些政治左翼正在探索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生产性资产的国有程度和经济活动的国家控制程度能够改善更快更包容的增长前景。债务形势比较不利的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包括意大利政府，想要重新考验市场的警惕性，他们增加预算赤字，与此同时却不关注平衡性促增长措施。

　　这些政策方案只是政治冰山之一角，这座巨大的冰山由对科技的职场冲击、气候变化和人口趋势，以及对过度不平等、边缘化和疏离的担心组成。这些发展趋势强调，新凸显出来的政治问题正在影响到决策，让经济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而随着央行活跃主义的加剧，资产价格和经济和公司基本面之间的差距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央行下注于，其他决策者更大的活跃主义将成为它们的救世主。但如今，它们面临概率日益提高的双输情景：有么实现的政策反应有可能削弱央行的信誉、效率和政治自主权；要么不会有什么政策反应，央行继续承担已经令它们不堪重负、超过了它们的工具箱所能应对的范围的政策负担。和理性的赌徒一样，央行官员可能很快会发现，并非所有赌注长期看都能带来收益。

　　(本文作者介绍：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