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瘦身”的德银前途几何？

英国《金融时报》 奥拉夫•施托贝克 法兰克福 ， 斯蒂芬•莫里斯 伦敦 ， 劳拉•努南 纽约报道
2019.07.23 12:00
去年11月，法兰克福一个阴冷的早晨，当10多辆警车停在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双塔”总部大楼前面时，官泽温(Christian Sewing)知道，时间不多了。

在新闻媒体报道这起由100多名警政官员展开的大规模搜查时，这位首席执行官装作一切正常，与美联储(Fed)负责银行业监管的最高官员兰德尔•夸尔斯(Randal Quarles)在德意志银行总部的公司专属进餐区共进午餐。

在德意志银行总部的其他区域，武装警察、检察官和税务稽查人员搜查了文件柜和电脑（包括这位首席执行官的办公室），寻找涉嫌洗钱的证据。

这个令人痛苦的日子象征着德银时代的结束，该行曾是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在那天之前，官泽温就已经知道，他将迎来又一轮糟糕的季度盈利。

再加上此次突击搜查，则让他鼓起勇气叫停长达20年的征服华尔街的努力。

这家德国最大银行的股价接近该行149年历史上的最低点，较2007年最高点下跌近90%。融资成本飙升，信用评级降至接近垃圾级，收入大幅滑坡。

一位高级经理回忆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是“恐怖之月”。该银行的战略严重依赖利率上升和市场波动性回归这一愈加渺茫的前景。一位战略顾问把该战略称为“等待和希望”。

官泽温很快意识到，需要采取一些更为激进的举措，而且要比他最初计划的更早行动。

“突击搜查以及德银后来所处的下行螺旋是真正的动因，”德银监事会的一名成员表示。另一位董事表示：“这不是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

英国《金融时报》与20多位相关人士谈话，以考察这场自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以来最严重的投资银行大撤退的根源。德银将裁员1.8万人，并将把2880亿欧元的资产转入一个“坏账银行”(bad bank)，逐步剥离。

开罗计划(Project Cairo)

2018年圣诞节前一周，官泽温传唤6名他的最亲密心腹参加晨会。在一个可以俯瞰法兰克福历史悠久的歌剧院的会议室里，他概述了一个代号为“开罗”的计划，这是他砍掉德银大量亏损投行业务的计划。

令人困惑的是，这个计划的部分内容后来被称为“都柏林”(Dublin)，这个决定让参加一些会议的人不确定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官泽温现年49岁，深谙风险管理，30年前作为学徒进入德银。2018年初在准备接替约翰•克赖恩(John Cryan)担任首席执行官时，他第一次绘制了这次大规模裁撤计划的草案。

他概述了一项彻底的改革计划，将让该银行回归欧洲企业银行业务的根基。这份草案是他在两周的假期期间撰写的，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克赖恩在任期间多次讨论但从未达成一致或执行的想法。

在官泽温看来，德银在过去20年将德银的欧洲企业银行业务传统挥霍一空，痴迷于下年奖金的唯利是图的交易员获得控制权。

首先，德银1995年从美林(Merrill Lynch)挖来热衷投机的交易员埃德森•米切尔(Edson Mitchell)和安舒•贾恩(Anshu Jain)。4年后，德银以100亿美元收购了华尔街二线银行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

“过去20年，德银由伦敦和纽约的投行家统治，”一位顾问表示，“说‘够了，宴会结束了！’需要很大勇气。”

德银董事长保罗•阿赫莱特纳(Paul Achleitner)同意的最初计划是，先熬过2018年（在亏损3年后有望盈利），再看关键的2019年第一季度情况如何，然后决定裁撤的力度。

然而，随着去年冬季新的危机席卷德银，该行只得仓促出手。

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问题

今年1月底，官泽温接到了一个几乎让开罗计划脱轨的电话。电话那头是“Sweden”的首席执行官马丁•齐尔克(Martin Zielke)——“Sweden”是德银给德国商业银行取的代号。

齐尔克建议，在德国财长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的支持下重新考虑两家银行的合并问题。德国政府是德国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

德银刚刚披露了投行业务不断加深的亏损，但官泽温无法拒绝德国政府的要求，因此他拨派了人手对这笔合并交易进行评估。德银耗费了3个月的时间才得出结论，在该行试图整顿其投行业务的同时，无力尝试如此复杂的合并。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德国商业银行风波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另一位知情人士则称之为“彻底的疯狂”。

这场合并谈判失败的一个后果是阿赫莱特纳的影响力被削弱。今年1月初，阿赫莱特纳曾在几场非公开会议中支持与德国商业银行合并。这位高盛(Goldman Sachs)德国公司前主席也一直在为德银的全球投行雄心进行辩护。

但前十大股东的其中一位表示，阿赫莱特纳“最终承认，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的声誉将会毁于一旦”。这位股东还补充称，如果新战略行不通，“他将会出局”。

一位高管表示，当与德国商业银行的谈判于今年4月25日破裂时，开罗计划仍然只是一个大纲，还只“铺了防护轨”。

“全押或不押”

如何处理德银的股票子部门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分析师和内部人士估计，该部门每年亏损6亿美元。起初，高管们考虑保留欧洲业务，只关闭其在美国和亚洲的业务。

“在股票市场，你必须全押或不押。”一位相关高管表示，“部分关闭一个业务会导致的最大问题是你最终会面临搁浅成本……除非彻底关闭系统，否则你最终会让自己陷入瘫痪。”

最终，他们决定关闭整个全球业务，并将交易资产负债表缩减40%，扭转多年来的无限制扩张。

现年51岁的德银投行业务主管、职业股票交易员加思•里奇(Garth Ritchie)将离开德银一事在几个月前已成定局。因此，该行现年41岁的投行业务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娜•赖利(Christiana Riley)在“战时内阁”代表该部门。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组建新的“坏账银行”，剥离不想要的股票业务和另外数百亿无利可图的长期“无用”衍生品。这些衍生品正在吸收大量资本。

即使是核心圈子的人也是慢慢才理解这项工作的艰巨。一位内部人士表示：“几周后，当我们首次讨论裁员、收入损失和资产减少的实际数字时，我才充分意识到这是多么艰巨。”

资本挤压

德银正在极力避免再次进行融资。在过去十年间，德银已向投资者融资300亿欧元。

“（官泽温的）观点是，融资是一种懒惰的做法。”一位了解该行战略辩论的人士表示，“他一直说：‘我们拥有540亿欧元的有形净资产，为什么我不能就用自己的钱？’”

但这需要进行比其前任所敢于做出的更大幅度的人员和业务裁减，以及监管机构的许可。监管机构会接受其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暂时恶化吗？

最终，监管机构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高级监管官员称赞了官泽温的办事能力，这对说服欧洲央行(ECB)、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和德国央行(Bundesbank)增加对他的同情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监管机构的支持，”一位与德银董事长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并称这是该行等待如此之久的原因。“想象一下如果是15个月前会有什么反应，当时很多人甚至连官泽温的姓‘Sewing’都不会拼写。”

一个缺失的环节在德银宣布裁减计划前两周才就位。当时，晦涩难懂的会计准则的一项修改成为法律，使德银能够消化更高的重组费用，同时仍为吸收亏损的其他一级资本(AT1)债券支付利息。

一名前高管表示，拖欠付息将引发债券投资者的不满，以及有关该行偿付能力的棘手问题，导致“整个大厦倾倒”。

最后一英里

另一个里程碑是5月23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在没有窗户的法兰克福音乐厅多功能厅内，愤怒的股东们大嚼着香肠和土豆沙拉，连续9个半小时对高管们发起猛烈批评。

官泽温暗示将进行“残酷裁减”，但没有透露细节，似乎坚守着德银以含糊措辞替代果断行动的倾向。

但会议结束后他立即采取了行动，指派100多名员工对投行部门的各个方面进行自下而上的分析。

尽管如此，很少有人清楚事情的全貌。今年6月中旬，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该行正考虑将逾500亿欧元的风险加权资产转入一家坏账银行，促使其股价在随后几周大幅上涨。

整个监事会当时基本上仍然一无所知。“你们比我们知道得更多。”一名监事会成员当时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这种情况直到7月7日的那个周日才有所改变。监事会在法兰克福一家豪华酒店召开会议，详细了解整个开罗计划，这时该计划已被重新命名为“为赢而竞争”(Compete to win)。

下午4点29分，一份简短的监管声明发布，但缺乏裁员和新高管任命等核心细节。

随后，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在德银新闻办公室准备发布两份更详细的新闻稿时，该行以不可靠闻名的IT系统出故障了：不知什么原因，电脑死机了。

所有电话都响了，在一片惊慌中，新闻团队疯狂地尝试重启电脑，并用个人方式把新闻稿发送给记者。

周一上午，投资者起初似乎觉得德银的计划不错，但收盘时德银股价回吐了早盘的涨幅，收盘下跌5%。自那以来，德银股价已有所回升，但仍低于公布裁减计划前的水平——很难说这是对德银计划的有力支持。

一位监事会成员承认道：“如果市场表现出赞许，那就好了。但德银仍需要‘证明自己’。”

译者/何黎

原文：The day Deutsche Bank’s boss decided on a radical solution

By Olaf Storbeck, Stephen Morris,Laura Noonan in Frankfurt, in London, in New York
When a dozen police vans pulled up in front of Deutsche Bank’s twin towers on a grey and chilly Frankfurt morning last November, Christian Sewing knew he was running out of time.

As camera crews broadcast the spectacular raid by more than 100 officers, the chief executive kept up appearances, lunching with the Federal Reserve’s top banking supervisor, Randal Quarles, in an exclusive corporate dining area at Deutsche’s headquarters.

Elsewhere in the bank’s premises, armed police, prosecutors and tax inspectors scoured filing cabinets and computers — including those in the CEO’s office — looking for evidence of alleged money laundering.

The traumatic day symbolised the end of an era for Deutsche, once the world’s biggest bank by assets. By then, Mr Sewing already knew he was heading towards another dire set of quarterly earnings.

Added to the raid, this emboldened him to call time on a two-decade attempt to conquer Wall Street.

Shares in Germany’s largest lender were trading near 149-year lows, down almost 90 per cent from their 2007 peak. Funding costs were soaring, its credit rating had deteriorated to near-junk levels and revenues were in freefall.

A senior manager remembers December and January as “months of horror”. The bank’s strategy, described as “wait and hope” by one strategic adviser, relied heavily on the ever-more-remote prospects of interest rate rises and a return of market volatility.

Mr Sewing swiftly realised that something much more radical was needed — and sooner than he had initially planned.

“The raids and the downward spiral Deutsche found itself in afterwards were the real catalyst,” said one member of the supervisory board. Another director said: “It wasn’t just a minor heart attack.”

The Financial Times has spoken to more than two dozen people involved, to chart the origins of the most dramatic investment banking retreat since the fall of Lehman Brothers. It will cut 18,000 staff and s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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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3 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