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假设与现代西方经济学

【原文出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9～11,8
【作 者】刘晓惠
【作者简介】刘晓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责任编辑】于友伟
【参考文献】
    ①《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第一卷及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英]《经济学家》杂志：《21世纪的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
    ③英鲁珀特·彭南特—雷亚克莱夫·克鲁克：《西方经济学评价》，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
    ④蒋自强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西方经济理论中经常使用理性行为这个概念。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作为合乎理性的人，其行为通常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追求自身利益。如亚当·斯密曾指出，人是理性的，要为自己打算，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
    第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来自不同子集的各种选择应以一种有说服力的成体系的方式相对应。
    第三，具有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以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理性人假设，是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石。该理论认为，在确定条件下，由于具有完全的信息，理性的消费者和厂商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总可以选择那些比其它行为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从而使经济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在不确定条件下，理性的经济行为者则可以通过对各种可能性结果发生的概率及其带给自己的效用进行准确估计，计算出预期效用，进而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效用的最大化。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对于经济理论中所分析的人是否具有完全理性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争议颇多。现对其中几种主要观点综合介绍和评价如下：
    　　一、凯恩斯的非理性分析
    凯恩斯虽未明确地对新古典理论中“理性人”的假设进行否定，但是在分析中，却十分强调人们心理的非理性一面。
   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经济前景的动荡不定，人们对有关未来的知识掌握得很少且很模糊，因而不信任自己关于未来的计算能力，往往凭主观情绪的好坏行事。在分析投资的决定时，凯恩斯指出，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对未来利润率的预期，由于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因而其对未来的预期也是非理性的，“受油然而自发的情绪支配”。这种非理性预期模型可以表示为：    _
    Pt=P[,t-1]+α(P[,t-1]-P[,t-2])


    　　　_
    其中，Pt为本期预期价格，P[,t-1]、P[,t-2]为前期的实际价格。
   根据这一模型，如果P[,t-1]低于P[,t-2]，情绪悲观的人会预期价格将继续下降，预期利润率随之降低，从而导致投资减少，一国的就业与收入水平下降；而情绪乐观的人会持相反的看法，认为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将会回升，预期利润率将会上升，从而导致投资和就业的增加。由此可见，在凯恩斯看来，人们心理的非理性，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对“理性人”假设的重新引用
   在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将凯恩斯宏观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理论融为一体，为此，他们在其理论体系中又接纳了传统的“理性人”假设。然而，在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理论分析中，经济主体是否是新古典意义上的合乎理性的人呢？我们可以从其对菲利浦斯曲线的解释以及货币学派进行的反驳中找到答案。
   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在货币工资既定（或货币工资变动缓慢）时，一般价格水平上涨，将使实际工资暂时下降，从而使雇主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导致经济中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反，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就业与收入水平将会下降，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此起彼伏的交替关系。
   针对上述论点，货币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猛烈批驳。他们指出，在一般价格水平上涨导致劳动需求增加的同时，如果工人未能发现产品价格上涨及其实际工资下降，那么其劳动供给将会增加，一国就业水平将上升。然而，要使菲利浦斯曲线成立，就意味着工人必须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比如说，只有在经济中始终存在着5%的年通货膨胀率，而工人总是预期下一时期价格水平将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才会有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间的替代关系。显然这是一个荒谬的观点。
    从货币学派的批驳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古典综合派宏观分析中的人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性的经济行为者，因为他们不能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预期，其计算能力是有限的。
   货币学派在分析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的模型。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在对现期价格进行预期时，既要考虑到上期的实际价格，又要考虑到上期的实际价格与上期预期价格之间的差额（即预期误差）。当上期预期价格高于实际价格时，对本期的预期价格将相应减少；反之，则相应增加。由于人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预期，因此，在短期内，菲利浦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表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有交替关系；从长期来看，菲利浦斯曲线则是一条垂线，表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只能导致通货膨胀，却无法减少。显然，与新古典综合派相比，在货币学派的理论体系中，经济主体更具有理性，他们可以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一步步地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最为强调经济主体是性行为的，当属理性预期学派。如穆斯认为，适应性预期模型仅仅强调人们凭过去的经验信息对未来进行判断，而把当前的一切可供利用的信息以及他们对政府政策效应的知识统统排除在预期形成之外，这是不合乎人的理性的。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论点是，合乎理性的经济主体在形成预期时，会使用一切有关的可获得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理智的整理，因而其预期结果与经济理论的预期结果是一致的。当然，理性预期并不意味着人们的预期不会偏离预期变量的实际值，但是人们会从吃亏当中吸取教训，迅速纠正自己的失误，因此不会犯系统的错误。当政府以固定规则推行宏观财政或货币政策时，人们会准确地预期到由此产生的后果并采取预防措施，最终导致政策失效。也正因为如此，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菲利浦斯曲线都是一条垂线。
   尽管许多经济学家不同意上述“政策无效”的结论，但是，他们（指新古典综合派、新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等学派的一些成员）却同意将“合乎理性的预期”作为其理论分析的前提。如新凯恩斯学派认为，即使是在理性预期假设条件下，由于有工资价格粘性的存在，市场无法立即出清。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刺激就业与产量增加的。事实上，理性预期学派正是因为“理性预期”一词不再能显示出本派的特色，才将自己更名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三、行为经济学派的“有限理性”论
    行为经济学派致力于对人类行为的新古典假设进行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提出一条列修正理论。其代表人物有西蒙、莱本斯坦等人。
   西蒙认为，在现实中，经济行为者为了达到某种目标，确实是在竭心尽智。但是，由于其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缺乏完整的、统一的能够对所有选择进行排序的效用函数，只能找出所有各种选择方案中的一部分；同时，经济行为者也无法正确估计各个备用选择所产生的后果；无法对不确定的未来估计出一致的现实概率。上述种种原因，使得最大化的追求成为不现实的事情。现实中的人们只追求满意的目标以及达成决策的程序的合理性。换句话说，现实中的经济行为者的理性是有限的。
   莱本斯坦在其《超经济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等著作中指出，从生理角度看，任何人都既有注重算计、追求最大化等理性倾向，又有追求安逸、不追求最大化等非理性倾向。在所受压力较小时，个人并不谨慎的制定决策。但当压力增大时，他们会倾向于按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如果压力过大，他们会产生迷惑，无法理性地制定决策。因此，来自上司的适当压力时，可以增强个人理性，使之更加努力地工作。
   新制度经济学派吸纳了上述的“有限理性”的论点，并以之为前提条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该学派认为，由于人们对环境的认识及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在合约中对所有未来发生的事件给当事人所带来的风险或收益作出详尽的规定，因此交易当事人就必须承担可能由未来不确定性风险或不完全契约导致的纠纷所带来的损失。为减少交易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有必要设立制度或进行制度创新。同时，设立制度也有助于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问题。经典的例子是“囚徒的困境”，即个人理性的最大化决策可能会产生集体的非理性。
    　　四、简要评价
   1.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理性假设方面产生的分歧，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对于理论假说本身应否与现实紧密结合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西蒙等经济学家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主张以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者对研究对象。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成员则认为，采用新古典意义上的理性假设，在“理性预期”的前提下展开分析，可以使宏观经济学有牢固的微观基础，实现逻辑上的前后一致。然而，经济学本身是一门致用的学问，只追求模型的完美，而不问其是否切合实际（事实证明，理性预期假说未能得到经验检验的全部支持），这是有悖于经济学本身的宗旨的。
   2.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理性行为的假设并不总是至关重要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理性假设必须与其它假设条件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如同样采用“理性预期”的前提假设，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市场总是出清的，因而得出“政策无效”的结论；而新凯恩斯学派则强调市场的非均衡性，从而得出一定时期内“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影响经济水平”的结论。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经济分析都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上。比如，凯恩斯主义价格刚性论点就很难放进一个理性框架中，尽管有人为此做了不懈努力。
   3.现代西方各种经济理论重视对“经济主体”理性行为的分析，这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从现实情况来看，经济主体并不总是那样理性地行事，但在不严格意义上，经济主体的行为又确实是有序和明智的。因此，有必要在我们的理论体系中，将具有“有限理性”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对经济主体的各种“合理”和“不合理”的行为进行分析，以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