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的投行文化——华尔街交易员揭秘华尔街

我在华尔街的第一笔大交易是由一个胖男人批准的，他经常在充满烟蒂的楼梯间吸烟。这个胖男人叫John，他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主管，同时是也是执行委员会成员，是仅次于公司CEO的人。
那是在1994年，那时他已经在这个公司做了20年的交易员，而我那时才进入公司一年。
我去找他是因为我的老板，以及老板的老板不太乐意批准我一个投资2亿美元到巴西货币的交易，虽然我认为巴西货币比其他货币拥有更好的前景。我碰到John，并和他聊起了这个事情。当时由于公司6个月前颁布的禁烟令，我和他不得不进入他办公室转角的消防通道进行谈话。
我阐明了我的道理。他在问我问题之前一直在吸烟，打着饱嗝地倾听着。他的大部分问题都集中在我是否、如何以及何时放弃那笔交易，而有些问题则是关于文化和金融的令人惊讶的天真的问题：“你能读西班牙文吗？”
最终，他批准了我想要的交易的一半资金——1亿美元。

他把烟蒂扔在地上，然后离开时说，“黄金这么快就能变成垃圾，真是令人惊讶！”

两周后，我的交易的表现看起来更像是垃圾而不是黄金。在非专业人士眼中，它看起来还不错，并且也还在赚钱，但是很多参数显示，这笔交易表现不佳。当我把它放到交易大厅里，巴西雷亚尔的“远期合约”正表现糟糕，这意味着市场对巴西货币的信心正在开始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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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5 16:19

在一个特别糟糕的一天，我正坐电梯去自助餐厅，正巧John也在。在电梯的大部分时间内，他都在和他的朋友谈论周末的滑雪计划，要出电梯时，他转向我问道，“你打算退出交易了吗？”
我回答道，这笔交易正在赚钱。他却指出，市场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很明显，他比我更加了解巴西货币。

后来，我对我的老板说，“一个这么高层的人对我的交易了解得那么清楚，我感到震惊。”
他大笑道，“你拿来投资的钱是他的钱，那些老董事总经理们仍然像合伙人一样管理这个公司。”

在经过一晚的焦躁不安后，第二天早上我就结束了这笔交易，有些小盈利。这帮我们避免了1000万美元的损失。两周后，巴西货币崩溃，货币危机开始。
12年后，我已经在花旗银行工作。花旗差不多有20万雇员，已经将所罗门兄弟公司收购，当时所罗门公司只有4000人，而我已经调动到花旗的自营交易部门工作。而我的老上司John去了科罗拉多滑雪。
在我最后的几年中，我许多交易都获得上司的批准——我并不知道他们长得怎样，因为大部分谈话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有时候会是一个带着印度口音的绅士，有时候听起来像个在某个办公室的紧张不安的男人。在甜蜜的6个月内，没有任何人来管理我的交易，我自己来给我交易设定限制。
不管电话那头的经理是谁，我总喜欢把他想象成一个在遥远的楼梯间吸烟的男人，就像John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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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5 16:19

花旗里面有多少人处于我和CEO之间呢？这也很难说，那里有很多不同汇报线。在一些管理序列中，在我和CEO之间可能有10个人，而在另一些序列中可能有15个人。而当我1994年在所罗门第一次谈论巴西雷亚尔时，我和CEO之只有3个人。
像大多数那个年代的投资银行一样，所罗门在1990年代早期仍然保留着私人合伙的文化，即使它在1981年就已经上市。然而，他们的传统文化也被逐渐湮没，开始消失的是服务员把中式餐具带到交易员们的桌子上，接下来消失的是雪茄，以及在交易室吸烟。勉强保留的是一个意义上的集体所有权制度，因为投行员工把大部分他们的钱又投资到公司里面。
投资银行的行为就像一个金融业联合会，由共同的风险和共同的收益连接起来，每一个业务都由一个合伙人掌管，他们的钱被投向他的或者他朋友的公司。
结果是，风险管理——确保银行亏的钱不会超过它能承受的范围——是每一个人的职责。如果你的朋友弄砸了一笔交易，你自己也会有损失。因此，公司对他们进入什么业务、成长有多快是非常清楚的，通常公司更愿意保持较小的规模，并让风险保持在他们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
他们还是犯了错误——这是冒险的天性。1991年，所罗门发生动乱，他们要求巴菲特拯救所罗门的串通投标丑闻几乎把所罗门击垮。但是，较小的公司规模避免了动荡传染到更大的市场。
截止2000年，华尔街的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大程度是因为放松管制，以及投资银行上市公众化。
银行业进化成了巨无霸的天下，比如花旗和摩根大通。他们的雇员成千上万，一个官僚机构来管理他们横跨整个世界的多元化的业务。
由于员工和业务众多，很多在其中工作的人很难对公司有主人翁的感觉。结果怎样？投资银行变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个联盟不是由风险共担的精神连接的，而是由廉价资金的共同来源——银行存款和政府补贴债务——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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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5 16:19

在2000年代早期，如果你运营一项这种业务——就拿在加纳做短期商业贷款来说——作为一个银行家，你是通过你特定的业务增长来获得收入的，这也是你的奖金的来源，它并非来自确保大银行获得可持续的利润。激励因此就变成了去掉对每个风险的限制，并尽可能多的获得廉价资金。
每个银行经理都想分得其中一块蛋糕，在2000年代早期快钱很容易获得，高级管理层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把蛋糕做大。很快，公司资产负债表变得巨大，在一些公司接近2万亿美元。
这些快钱让一些投资银行变得“大而不能倒”，并且他还充满了各种可疑的资产，这增加了他们最终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几率。其中的一些资产坏透了，2007年这些资产传染给了很多人，并最终导致了让华尔街处于崩溃边缘的金融危机。
人们进入学术界是因为他们想掌握不确定，人们进入社交领域是他们想帮助其他人，人们进入银行业是因为他们想赚钱，这就是现实，无论对我们的银行业或者我们的经济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在许多业务中——包括我选择就职的一个——仍然有管理人员和雇员专注于精明地把控风险，让所有的后果都处于可控范围。他们都是出于个人道德，而不是公司的结构或者激励。
我们都想要我们的资金管理者拥有赚钱的雄心，并强烈的警示自己：银行家个人的利益需要与银行的健康绑定在一起。
大型银行的结构和薪酬体系都没有将这些利益统一，这一失调打破了银行、客户和广大社会群体之间作为一个整体的银行的受托人的责任。
各种不同的提案被提出来说要解决银行业的毛病，但其中大部分还不如什么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