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

乔治·索罗斯也许是有史以来知名度最高、最具传奇色彩的金融大师。1993年，他利用欧洲各国在统一汇率机制问题上步调不一致的失误，发动了抛售英镑的投机风潮，迫使具有300年历史的英格兰银行认亏出场。1997年2月，他旗下的投资基金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大量抛售泰铢，这一行动被视为是至今尚未平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开端。当然，索罗斯也并非无往而不胜。在1987年美国股灾中，索罗斯亏损近6亿美元，而他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中的亏损更高达30亿美元之巨。尽管如此，他所经营的量子基金并未因损失惨重而清盘，索罗斯也一如既往地在纽约中央公园旁的办公室里评判市场，不断发表令市场为之震颤的独家观点。

　　《金融炼金术》是索罗斯的投资日记。读者可以从《金融炼金术》中欣赏到索罗斯如何分析个股、如何把握市场转变的时机、如何面对不利的市场行情并及时调整对策，从而在风云变幻的金融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精彩艺术。

　　5月6日，《悉尼先驱晨报》称索罗斯正计划做空澳元。5月7日，澳大利亚央行宣布降息。索罗斯对外汇市场的操作再度激起了人们对这位投资天才的广泛关注。

　　人们对索罗斯的了解，多数都来自于他成功的投资经历。但索罗斯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投资家。他至少有三个身份：首先，他作为一名成功的投资家在金融市场创下赫赫战绩；同时，他还是一名哲学家，他的《金融炼金术》提出了和传统观念不一致的新颖哲学理念。可以这么认为，正是这种哲学理念，成为他在投资事业上的重要指引。除此之外，索罗斯还是一名慈善家，他利用自己投资赚来的大量金钱来建立各种慈善基金，致力于他毕生追求的“开放社会”的理想。

　　索罗斯生于1930年8月12日，适逢大萧条。巧合的是，另外一名投资大师巴菲特出生于1930年8月30日。虽然两人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投资战绩，但是两人的投资理念却截然不同。

　　成功的投资经历

　　和巴菲特不同，索罗斯从事投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早。虽然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选修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77年）詹姆斯·爱德华·米德的课程，但索罗斯认为他并没有在经济学上学到什么东西。相反，他认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波普尔的哲学观教会了索罗斯严肃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而这种哲学思想，奠定了索罗斯未来几十年金融市场操作的理论基础。

　　虽然毕业于赫赫有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但一开始索罗斯的运气并不太好。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手提包销售员，他做得并不是非常理想。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育经历让他明白：投资是个赚钱的好领域。他给伦敦所有的投资银行写信，希望有银行能够接受他。最后辛格尔&弗雷德兰德公司提供了一份见习生的工作给他，他欣然接受了。不过，他在伦敦的这段经历，就连他自己也认为是失败的。

　　1956年，索罗斯来到纽约，成为了FM迈耶合伙公司的套利交易员。而直到1969年，当他39岁的时候，才真正开始叱咤风云的投资大师的职业生涯。

　　1970年，索罗斯和吉姆·罗杰斯创立了量子基金。该基金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创下的每年回报率为42.6%。

　　使索罗斯名声大噪的一次战役在1993年。索罗斯放空了100亿英镑，英格兰银行被迫退出欧洲外汇机制，让英镑贬值。索罗斯估计在此役中获得了约11亿美元的利润。

　　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索罗斯做空泰铢的举动也为他带来了巨大财富。1997年，索罗斯抓住了东南亚体制的漏洞：东南亚国家经济过热，各国银行短期外债剧增，而出口产品结构单一，经常项目赤字非常严重。索罗斯判定泰铢严重高估，果断做出决定，大量抛售泰铢及泰国股票。

　　2012年年底，索罗斯旗下的基金又利用安倍上台之后的日元贬值，在外汇市场上大量做空日元，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据称索罗斯在此役中获利近10亿美元。

　　从市场的错误中获利

　　反身性理论是索罗斯在哲学上最为重要的发明。虽然反身性的特点在不同学科上都有体现，例如在量子力学上，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就和反身性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不确定性原理说的是，在一个微观粒子中，我们不可能同时测得两个确定的量。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例如我们不可能同时得到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的确定值。不确定性原理的根源在于人们如果要得到观测对象的位置，就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个例子进行干涉，但是在干涉的同时，却必然会扰动到另外一个物理量。

　　在金融市场当中，索罗斯认为同样也存在着这种“扰动”。索罗斯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包含了金融市场），存在着富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而参与者本身的思维意识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了参与者所研究的事实对象。参与者的认知偏向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市场价格（郁金香泡沫和南海泡沫都是典型例子），甚至会影响所谓的基本面，而基本面又反过来被视为市场的决定因素。我们甚至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中找到对应的例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又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力。从某个角度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也正好是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的一个佐证。索罗斯明确指出，社会科学中，思维发挥了双重功能。一方面，参与者试图理解他们所参与的情境；另一方面，参与者的见解又作为决策的基础影响着时间的进程。两个功能互相干扰，任何一个都无法获得单个作用的效果。

　　索罗斯认为，反身性存在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因素来自于人类的认知偏差。对此，他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表达了极大的失望。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类是理性的。

　　人类认知的不完备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学假设上，它有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辨意味。索罗斯的导师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等书中证明到：完备知识的不可企及是科学方法的首要真理。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甚至揭示了在数学理性系统化的一切尝试中所包含的不可弥合的裂痕。通俗地说：我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完备的程度。如果再进一步说，错误确定存在于我们对市场的认知当中。

　　索罗斯清楚地指出，经济学之所以要设定理性经济人这样一个强假设，是为了寻找经济学当中的均衡解。因为只有假定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从理性角度出发，经济学才能像物理学那样，找到稳定的漂亮的均衡解。而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对均衡概念给予了深刻的批判。

　　经济学理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寻找均衡解，从最为简单的供求曲线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索罗斯认为，市场的参与者的认知存在偏向，而偏向本身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又是可变的。在这种条件下，事物发展的过程就不可能指向一个均衡，而将是一个不断移动的目标。

　　金融市场缺乏均衡，我们都知道，在期货市场当中，价格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即便是最不活跃的品种，在排除了涨停跌停的特殊情况以外，它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在竞争性定价的市场当中，我们几乎不可能看到一个均衡稳定的价格持续有成交。索罗斯指出，在金融市场当中，均衡就好像凯恩斯的充分就业那样，只不过是一个特例。

　　在反身性理论的作用下，索罗斯进一步得到一个推论：错误是一个常态。错误甚至可以成为索罗斯投资哲学的核心。索罗斯认为市场是错的，因此他才从市场的错误当中大获其利。例如1992年索罗斯对英镑的狙击，便是充分利用了当时英格兰银行的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罗杰斯也认为市场当中其他参与者的观点是有缺陷的，不过索罗斯却比他更进了一步，认为自己犯错误的可能同别人一样多。索罗斯的伟大之处，或许不在于他作为一名出色的投资家，曾经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中创下赫赫战绩，而在于他有直面错误的勇气。这一点，对于所有的投资者来说，都不无启示。在投资过程中，任何人都难免犯错，勇于认错，及时对错误的头寸进行止损乃是期货交易漫漫长路上必须先上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