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新一轮全球金融资本危机和大豆问题

温铁军：既要认识到21世纪金融资本的内生性矛盾，很难被金融资本自身的制度改进所化解，可能只会加剧矛盾，加剧更大的排斥性；也要看到美国主导金融资本全球化、搞新的核心区的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全球共生，也不利于一般的半核心或半边缘国家，更不利于“被边缘化”国家。

【编者按：在4月初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温铁军受邀参加了一场名为《转型中的农民与农村》的分论坛。在论坛结束后，我留住温教授，请他从万年农业文明传承聊起。本篇为上，下篇将围绕乡村振兴和中国农业在一带一路中应该怎样走出去铺陈开来。以下为文字以温教授口述为主，辅以编辑注，以飨读者。】


农村在中国应对全球危机中的作用

我们已经有两次因外部因素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

第一次发生在1998年。起因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外需下降。那次主要是靠政府逆周期调节，通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债为主的“区域再平衡”的大规模投资，缓解了中国生产过剩危机。

接着第二次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外需更大幅度下降。这次缓解危机靠的就是中国推进城乡再平衡的“新农村建设”，就是我刚才发言讲到的那个故事。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温铁军：“在座的可能知道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的爆发，对全球都是挑战；接着是2009年的全球危机，导致了外需大幅度的下降，中国也出现了六万多家企业倒闭，2500多万的打工者失业。我们把不能出口的这些商品，那是过去用13%的出口退税来补贴的，我们把这个转变成了给农民人口的13%的折扣率。”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转型中的农民与农村》分论坛，2018年4月9日。）

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是靠我们把外需转为内需，靠的是这个新农村建设已经向农村做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

如果按照那些过于极端的说法，“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消灭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现代化”——可没有一个这样做的国家遭遇到危机的时候能够再缓过劲来。比如说拉美。拉美因为殖民者来把农村毁了，把农民毁了，大量的贫困人口都进城了。越是高度城市化，越是不能应对危机。比如说委内瑞拉城市化率90%以上。它还能缓过危机来吗？一般发展中国家只要城市化率过高，比如像拉美一般都在80%以上，遭遇危机连缓解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没有任何承载危机代价的载体。

我们为什么以前历次危机大都能够软着陆？就是因为能够向农村转嫁，当然这个不好。谁也不愿意承载危机成本！所以很多农民出身的人听到这个解释以后都会很不忿，但同时他们的贫弱问题也得到解释了，不是因为农民素质不好，不是农民天生就穷，而是因为农民承载了过量的国家工业化的代价。那个城市资本危机代价是我们乡村弱势群体承载的，因此不怪农民，这样农民也至少有一种长期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基本的尊严，所以看怎么解释这个所谓的发展硬道理。

中国应避免被作为完全边缘国家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一次新挑战，那就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挑战。中国之所以现在遭遇了这么大的一个压力，主要原因是中国想要推出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与黄金挂钩的石油期货。这是动了美国和欧洲的蛋糕，因为在这个石油贸易中是以美元为主在做结算，至今全球结算货币的70%用的是美元，因此导致全球储备货币的60%是美元，这是一个客观情况。

在金融资本阶段，全球范围内都出现金融过剩。不仅是美国日本欧洲，中国实际上也出现了金融过剩。主要是因为这些年形成贸易顺差转回来就变成人民币对冲增发。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把最近这几年特别是2015年以后经济下行期中国的货币总量大幅度增加做相关分析。还因为，客观上是大量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市被占压，债务率过快上升而导致货币的新增供应量大幅增长。

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金融现象，就是2016年开始发生了M1的增长速度快于M2，也就意味着中国实际上有大量的资金是用不出去的。客观上看，尽管我们仍然还处在建设期，还有发展的空间；不像美国、日本的工业已经过度发展了。但是，毕竟发生了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量高于美国和日本这样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的这个新时期的矛盾，已经转变为不同的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而金融资本过剩造成恶性竞争背后是国家政治强权的竞争。

当世界放弃金本位之后，能够支撑货币信用的，只是政治强权和军事强权。从目前情况看，美元仍然是世界第一硬通货，这一点中国人很清楚。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双顺差过分地形成美元储备，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而美国又因为不开放中国人进入高技术市场，而使得我们的巨额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一般都低于3%、是相对来讲收益率很低的一种资产。

如果对比一下中美两国金融竞争的态势，就可以发现美国是把大量海外资金吸到美国，然后再转化成对海外的投资。这是美国产生金融资本收益的一个重要来源。比如说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平均收益率是19-21%。而中国在美国国债市场的平均收益率，长年平均大约在3%以下。双方之间的这个收益率之间的差别，导致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维持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矛盾状态。

所以中国开始用一带一路的方式，把我们过剩的外汇储备，配合过剩的这个产业资本拿出去投资，中国也开始建立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能源和原材料期货市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21世纪新的金融全球过剩条件下提高收益率的一种策略选择。那当然会导致在这个领域中占据引导地位的，比如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这些西方主要国家，感觉到利益结构受到了中国撼动。所以现在全球化的主要矛盾不是别的，而是中国确实动了西方金融资本集团控制的奶酪。

据此看，这种矛盾是对抗性。当这个世界告别了产业资本那个20世纪进入新的金融资本的21世纪之后，这种中国于西方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很难被西方金融资本自身掌控的制度改进来缓解。

在西方金融制度体系内，有个2013年建立的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货币协定，包括了西方的主要金融资本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欧盟，瑞士，加拿大，形成六个西方金融资本经济体的货币互换协定。首先保证的是这些金融资本核心国的利益，那就是六家之中任何一个经济体临时出现的资本短缺，会被其他五个金融经济体各自所持有的金融资本总量来瞬间补齐，并且用的不是资本短缺国家的利率，而是用这些资本不短缺国家的利率。这就达成了一个新的金融资本制度改进，基本上维护了这些经济体不再发生金融危机；但不适用于任何其他非签署国，以及俄国、中国等意识形态上或制度上被边缘化的国家。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核心区已经有条件实现金融稳定。如果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就是在金融资本阶段又有了核心、半边缘、边缘。

这个制度对外是排斥性的，仍然体现的是西方自古以来的一元论的、排斥性的哲学思想。西方借此华尔街危机形成的这个金融资本新的核心区，对于所有的非核心区的国家来说都是根本性的威胁。那么，也就是在这种遭遇根本性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开始推出新政——直接使用自己的外汇储备作为资本在海外做投资，并且利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来跟周边国家，甚至跟其他外围国家形成双边货币互换协定，这本身是一种对核心国制度改进的策略反应。中国这个反应还是很温和的，不是根本性的。但即使这样，（核心国）也不能接受。

就从这个角度来看，2018年年初出现的这种中美矛盾，本质上不是简单的贸易摩擦，也不是简单的贸易战。网上大量的关于贸易战的讨论其实是对现象性问题的议论。我们当然不是批评，只是也希望媒体的朋友注意到，中国国内还有更为冷静的分析，既要认识到21世纪金融资本的内生性矛盾，很难被金融资本自身的制度改进所化解，可能只会加剧矛盾，加剧更大的排斥性；也要看到美国主导金融资本全球化、搞新的核心区的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全球共生，也不利于一般的半核心或半边缘国家，更不利于“被边缘化”国家。而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难题，其实是如何防止被西方金融资本排斥为完全边缘化国家。

大豆问题是对外贸易掩盖的国家安全问题

苏联解体之前的1986年苏联发生了什么？农业危机！并且，首先发生的是粮食危机。当然，客观上当时苏联粮食进口是遭遇到很大困难的，因粮食危机而演化成整个农产品供给的严重短缺，引起了大量的社会不满，转化成对共产党集中领导的政治制度的否定性批判。不错，苏联最终解体当然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但是它的起因是1986年粮食危机。

官方的说法是我们已经连续十几年粮食产量在一万亿斤以上。但是请注意，我们现在的粮食危机是一种另类的粮食危机，我称之为叫“三高”困局——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当我们说到年初这次美国发起挑战的时候，中国和前苏联遭遇解体的那场大的灾难，最大的差别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粮食危机，已经维持十几年的粮食增产，但同时却有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这就是农业供给侧改革要调整的内容。我们不能让财政三头补贴，既补贴粮食生产，再补贴粮食收购，同时还去补贴粮食库存。那么中国粮食“三高+三贴”，原因是什么？

全世界范围内只要是商品化程度高的粮食生产，大都遭遇过剩问题。比如大豆至少99%以上是商品化的，在国际市场上也是过剩的。因为，所有商品化程度高的农产品一定是大资本介入的，也几乎都是全面过剩的。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我们的粮食产量连续五年超过了1.2万亿斤，说明我们的产能登上了新台阶，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3432元。这个也是超过了万元大关，农业现代化也有了长足进步，比如说农业主要的农作物耕种收的机械化水平超过了66%。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了57.5%，另外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的公共设施所谓的水电路气防汛都有了全面的进步，所以这些变化标志着我们农业农村发展站上了新的起点，进入了新的时代。”（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转型中的农民与农村》分论坛，2018年4月9日。）

但是中国的大豆之所以本来不过剩，原因是我们原来主产区的土种大豆的出油率低。这种非转基因的国产大豆被挤出市场的矛盾在哪？是因为先鼓励各地引进外资，控制了中国消费地区的榨油厂，然后就不再用出油率低的国产大豆，一定要用海外进口的出油率高的转基因大豆。于是，几乎所有消费地区的榨油企业全部是外资控制，很快导致国内的土种大豆全线崩溃。

那接着出的第二个大问题更值得讨论。为什么中国不能禁国外的转基因大豆？因为外资在中国控制的榨油企业要进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到21%，而土种大豆普遍在17%以下，高3到5个点的出油率，这高出的出油率就意味着按照市场经济追求利润。但是，别忘了为什么我们吃豆腐都要吃土种大豆制作的豆腐呢？因为它的蛋白含量高。转基因就是这样，大自然条件下就生产这么个豆粒，如果这个粒含油率高了，含蛋白就低了。那蛋白低了又出其他麻烦，中国养殖业的饲料用豆粕是用榨油企业的下脚料来做，那既然出油多了，豆粕的蛋白含量就低了。同样是一吨豆粕，做饲料产生的效率下降了。于是乎开始使用多种饲料和食品的添加成分，也包括三聚氰胺添加在牛奶里边来提升它的蛋白含量……

这些在产业内部是连锁反应的，别以为有一个单元出了好效果，其他的单元就都好。不对，它带来的代价是被转移出去了。

现在一般情况下要改也不好改，但这次贸易战就是机会。

比如，中国可以借着贸易战，大幅度提升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关税率，让这些外资控制的榨油企业无利可图。也许中美贸易战对大豆，特别是对改变现在的大豆结构性矛盾是个机会。比如说，宁可不要那么高的出油率，反正不要美国的了，那可以用阿根廷、巴西的，而且明确只要非转基因大豆。既然是中美贸易战，那这些外资投到中国大豆行业的，对不起，要怪就去怪特朗普。

所以，中美贸易战涉及的大豆问题背后是一个系列。每一个节点都要考虑，就像下下围棋一样，考虑到布局的眼在哪？下一步怎么走？所有这些事情中国人本来应该是会的，只要不把现在的这些所谓手段说成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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