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破产N次，努力为军国主义战车踩刹车的日本凯恩斯……

高桥是清（1854-1936），第20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第7届日本银行总裁。因反对为扩军而增加财政支出，在二二六事件中被日本陆军士兵刺杀。（资料图/图）

1859年7月，日本横滨开埠，此地到东京只有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这好比大清在通州直接开放通商口岸，而不是在天津。如此多的“丑夷”“鬼畜”就在都城近郊频繁出没，“宝刀难染洋夷血”（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成为自尊受到严重侮辱的攘夷志士之歌，他们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四处刺杀外国人。到1863年，幕府不得不宣布横滨、长崎、箱馆重新闭关，驱逐所有外国人，长州藩更是在下关对外国船只无差别炮击，导致英国以保护侨民为名成功在横滨驻军，隔年，长州惨败于英法荷美四国，此后四国舰队开入濑户内海，迫使京都朝廷最终于1865年批准《通商条约》，开埠不可逆转。

正是在此种背景之下，当时的仙台藩“驻京办主任”大童信太夫，将仙台藩家属院里的两名小孩送去了横滨学英语，其一便是高桥是清。

高桥的人生之路或许也是日本维新之路的写照：导师很多，教师很少；既无门阀，也无奥援。作为第二代“开眼看世界”的日本人，高桥是清从一开始就是采用“非正式”的方式来学习英语的：过去的第一代学术精英有完整的“兰学”师承，有朱子学、阳明学、水户学、舜水学等等儒家教育的底子，能翻译书籍报纸，书面能力上佳，但却是“哑巴”，而得益于横滨的存在，高桥是清的语言教育起点可以说是相当之高：教他字母的启蒙老师是詹姆斯·赫本的太太，而詹姆斯是日文罗马字拼法的发明人。而机缘巧合之下，后来的文部大臣，提出要全盘废除汉字将日文罗马化的森有礼，更是成为高桥是清的救命恩人、主公和保护人，把他写进了自家的户口簿，安排他到新成立的大学南校任职成为教师，而此时高桥还不到14周岁，也由此，高桥是清身上打上了浓重的萨摩藩标签，在我看来，这也是他后来与秉承“攘夷”理念、由长州藩主导的陆军系统矛盾重重的根本渊源，作为一个出身下层，并无学术、家世和藩系背景的“翻译官僚”，他始终是日本高层政治体制背景结构中的一个“异类”和“外人”。

本书作者认为，高桥是清后来的成就在这段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基础，他将此归结为八点要素，大致可以概括为语言能力出众，人脉资源深厚，终身自我教育，国际主义视野和勇敢理性务实五个方面。但在正式进入政界发挥自己所长之前，高桥是清的青年时代还要经历一番折腾。而那时，明治时代落幕了，“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时代即将开始。

“抱大腿”成就的筹款能人

明治维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分别对应政治军事问题、经济金融问题和社会文化制度问题，抛却已经在谱系上已经走得非常远的“文明开化”问题不谈，高桥是清后来的人生经历，均与“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相关。

高桥是清一直过着大起大落的生活，人们调侃地称他为“走山路的人”。或许是家庭出身的原因，高桥是清在青年时代沉迷投机，出没于声色场所，与一个“正派公务员”的形象完全沾不上边，然而由于自身的口语能力超群，19岁的他在森有礼介绍下成为了明治政府教育顾问大卫·穆雷的随身翻译，由此与西乡从道、伊藤博文、加藤弘之、胜海舟等人密切交往，这也是他起起落落却又能频频绝地翻盘的最大依仗所在。高桥是清先后在牛奶生意、白银期货和股票经纪买卖上赔光家当，这也给他后来的金融财政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没有谁比一个破产N次的投机商更适合主管国家财经工作了，他对亏本生意有着绝对丰富的认知。

1892年，高桥39岁，在又一次亏光了本钱之后，在前田正名的安排之下，日本银行总裁川田小一郎让他担任日本银行本店新建项目的建筑主任，他这才有了稳定的工作。1893年他担任日银西部（马关）支店长，1895年担任横滨正金银行本店经理，1899年就成为日本银行副总裁，可谓青云直上。

“既然日本已经证明自己的军力，它就有了将类似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资本。当年从佩里那里学来的一课最终结出了黑色的果实”，就像伊恩·布鲁玛于《创造日本》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维新的目的不仅要“富国”，还要“强兵”，甲午战争的豪赌成功，让日本骤然获得了一大笔意外之财，也让日本财经当局认识到了加入金本位体系的重要性。通过将战争赔款存入英格兰银行作为本币储备，同时在英国大肆采购军备，并成功在伦敦发行国债，日本得以加入金本位体制，并在1902年建立了日英同盟。依照作者所言，此举也意味着日本正式加入了“PaxBritannica（不列颠和平）”，也即是英国主宰的世界秩序，日本正式进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得以为自己的经济、殖民和军备计划筹措外国资金，随后日本通过修订之前的不平等条约拿回了关税自主权，这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军国主义路线的坚定程度。

作者用两章的篇幅，详细描述了高桥是清一生的“中心事件”：被任命为驻英国财务官。他工作非常出色，赢得很高评价，一跃成为贵族院议员，并被封为男爵。此后连续出任日本银行总裁和大藏大臣。1903年，日本的总财政预算不过3.6亿日元，比乐观估计的军费还少，由此高桥接到了要在伦敦卖至少4.5亿日元国债的任务。在纽约，美国人说“同情和钱包是两码事”，而在战争开始以后两个月间，日本国债价格在伦敦市场下跌了25%。最后，高桥在八个月里卖掉了8200万英镑（8.00566亿日元）的国债，占日俄战争中日本军费的47%，他最主要的承销人是雅各布·希夫，库恩·勒布家族的女婿（库恩·勒布证券最后在1977年被雷曼兄弟收购，现已无存，但当年与摩根齐名）。希夫之所以热情帮助高桥，很大原因是因为他反罗曼诺夫的立场，而这起源于罗曼诺夫王朝的反犹政策。日俄战争一爆发，希夫就已经组织犹太财团准备贷款给日本，而高桥在三个月后才到达伦敦。另一个主承销商，就是汇丰。经由发行此笔国债，大西洋两岸的金融合作更紧密了。

1904-1905年期间，高桥是清一共成功发行了五笔国债，再次豪赌的成功，让不甘于再“抱大腿”的新一代军人丧失了理性，他们已经没有第一代人那种深刻的认识：日本的军事和经济成就都是建立在英美秩序、技术、原料和资本输入上的，日本无法背离这个秩序。在这一点上，高桥筹款的空前成功，反而埋下了自己悲剧结局的种子。



《日本的凯恩斯——高桥是清传》，[美]理查德·斯梅瑟斯特著，王兢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22年1月 （资料图/图）

“刹车片”努力的悲剧结局

1913年，高桥是清在山本权兵卫内阁中出任藏相，成为日本最顶层的政治人物，此后他一生中八次出任藏相，主持国家财政达12年之久，1921年11月，原敬被刺杀之后，高桥是清还出任了七个月的临时首相。高桥是清念兹在兹的，是建立中日联盟来抗衡英美联盟，他不仅力主日本将外交政策的重心由军事扩张转向贸易竞争，甚至提出要废除参谋本部、文官控制陆海军，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等等，而他主导的华盛顿谈判，签订的《九国公约》，使得日本放弃了青岛基地、限制了海军军备。通过他所写的《内外国策私见》和《树立东亚经济实力之意见》两份备忘录，我们可以对他的政策考虑有一个通盘认知：主张促成中国统一，建立中日经济联盟，反对对华军事干涉，因为这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中国反日民族主义高涨——日本军事干涉——英美抵制日本，最终导致军费增加。高桥是清并不是一个“泛亚主义者”，他反对皇国日本的“解放亚洲”，也反对日本出兵中国。有论者将高桥是清比作日本军国主义战车的刹车片，很可惜，这块刹车片尽管预料到了结局，也无法挽回日本的命运。

1931年12月，再次出任藏相的高桥是清已经77岁，他出山是为了挽救强行恢复金本位而身陷大萧条深渊的日本经济。他“推行了史上最成功的货币、财政和外汇政策组合拳之一”，也因此被称为“日本的凯恩斯”，他放弃金本位，禁止黄金兑换，让日元贬值促进出口。读者会不由自主地将此时的高桥是清与同时期的德国央行行长兼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进行对比：他们同样面对大萧条的环境，同样在一个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国度，也担当着差不多的责任和角色，如果说沙赫特开创了影子银行、土地财政和外贸补贴，那么高桥是清就是直接发明“量化宽松”，让央行直接购买低息国债的那个人。后世对他们历史角色的争议，都在于他们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二战的全面爆发，而他们对现代国家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运用成就，当然是无可厚非的。

从1931年到1935年，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从1500亿日元左右急剧飙升到2215亿日元，其中增量部分几乎全部来源于向日本银行直接出售国债。日本经济学家深井英五对此评论道，此举“提供了刺激经济复苏的所需资金，拿钱支付了军费，还降低了利率，真是一石三鸟”，而在此期间，日本CPI每年仅上升不到3个百分点。然而，这些支出的一半，都流向了军费。

“如果当兵的以服从神圣天皇为唯一天职的话，那么违抗那些被认为逆天皇旨意而行的文官领导人，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1936年，满怀一腔法西斯“热血”的年轻军官为了体现自己“尽忠尽节”，四处杀害内阁大臣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高桥一直对抗军部，反对先军政治的做法终于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面对少壮派军官尘嚣日上的暗杀威胁，他留下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尉和少尉，但如果每个人都给我一枪的话，那真是太浪费了”的名言。“二二六事变”结束之后，被“天诛”的高桥，甚至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都无法下葬。

高桥是清这位睿智的长者，竟丧生于他孜孜以卫，终身为之谋福利满怀家国壮志的青年枪下，实乃历史荒诞性的绝佳写照。作为维新年代第一批知洋派、西化派，高桥毕生想把日本留在英美秩序之内，但始终无法解决自己其实是日本社会传统文化秩序中异质一员的困局，直至身死道消。他毕生“富国”之努力，最终还是败给了“强兵”。读完本书，我不禁想，假如高桥是清和亚尔马·沙赫特相见于黄泉比良坂，他俩用英语聊天的时候，会怎么看待今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