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先生往事

编前语：他一路思考什么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他会成为中国的格林斯潘吗？看完下文，也许你会有自己的答案。

1.第二故乡

易先生归国那年，他那些熟悉的华人教授朋友们在感恩节聚会的话题变成了易先生和易太太，他们不明白易先生为什么要回国。

这是一群80年代就出国留学的华人教授群体，他们住在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城西北的一个叫塞多布鲁克的小区，互相联系紧密，经常串门聚会。易先生和易太太是其中的一家，在他们这群人中易先生最先拿到美国的终身教职，一周上两天班，每个月税前可以拿到5000美金。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在那里买了房子，安家落户，美国梦已经实现了。

不过，易先生刚到美国时也过得很辛苦，最穷的时候身上只有2美元，一周三次去餐厅打零工，为的只是填饱肚子再赚些零花钱。大学结束后，他的成绩本来可以去更好的大学，但是伊利诺伊大学可以承担全部的学费，于是他就去了。毕业后，他在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谋到了一份教职。

聚会的朋友们记起了易先生曾经问过他们，你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像不像乡下的农民？

（IAAT）

当时易先生36岁。在美国过着安逸、平静的生活，太太和孩子都在身边。但是，大洋的彼岸，中国的改革正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热火朝天地展开。

易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研究的都是中国问题。现在能查到易先生的英文文章最早在1987年，他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量经济学家George Judge共同署名，他署第二作者，当时他博士刚毕业。

到了1990年，他就开始独立发表文章，许多文章发表在《China Economic Review》杂志上，另外还有《Journalof Asian Economics》和《Economics of Planning》等。

1990年，他的第一篇独立署名的文章《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发表，他运用1953年-1988年的数据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通货膨胀一直他后来所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

1992年、1993年他写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问题，他将货币化和通胀预期加入货币需求函数，解释了改革开发初期为什么货币超发严重但却并没有明显的通胀。这项研究他持续了十年，到2003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货币化进程》。

他们的那些朋友可能不知道，作为研究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副教授，易纲的心早已和大洋彼岸连在一起。他本来准备大学一毕业就回国，但是北大的校长告诉他，要了解美国的教育必须在那工作。于是，他多留了几年。但到了1994年，即使他的妻子当时没有同他一同回国，他也义无反顾。

回国前，他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留学生圈子联系越来越紧密。198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成立。7年后易先生成为了这个学会的会长，当时方星海是理事，后来方星海也担任过会长。至今活跃在国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包括钱颖一、陈平、林毅夫、海闻、杨小凯、许小年、田国强等，名字可以排得很长很长。

1993年6月，夏日炎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国际研讨会”在海口举行，这是留美经济学会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活动，易先生是当时的会长，开了先河，后来成为了惯例。他们当时还联络了中国留英经济学会联合举办，张维迎从英国来到海口，林毅夫那时已经回国，在农研室工作，老王是他的同事。林毅夫从北京来到海口。

他们汇聚在一起。据后来的报道说，在这次会上，他们都决心回国，创办一个中国经济的研究机构。

1994年8月初，北大勺园5号楼的106房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易先生已经从海外回国，成为创办的六君子之一。

多年后，易先生回到他教书的学校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授予时，校长派专人去机场接他。在演讲中，易先生说那里是他的第二故乡。当年的系主任Juillerat教授说，“招聘易纲是我做系主任期间做出的最聪明的决定之一。”

2.刘鹤主持的那场争论

易先生回来的时候，国内经济已经走出了1990年整顿的低谷，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带动下，全国都在大干快上，热火朝天。于是，经济很快由紧缩变为过热。

那个年代，中国的宏观调控经验很不成熟，经济的波动性很大，跌跌撞撞，在过热和过冷之间剧烈震荡。

易先生在国外的学问恰好是中国那时候最需要的，他学的计量经济学和金融理论，研究的核心是货币问题。

1993年，中国的物价已经开始明显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在1994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朱老板说的第一点就是“继续整顿金融秩序”，并且反复强调控制住“发票子”的问题，他说，“严格控制信用总量，这是国家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大家一定要严格地按计划执行。”

当年，银行的贷款被严格控制，现金也管理得很好。按照货币学派的观点，“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呢？当年CPI最高达到了27.7%。

易先生发现了新情况，原来货币扩张主要来自于外汇储备，当年的外汇储备增加了304亿美元，1991年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出外汇占款只占17%，1994年却急剧增长到占70%。易先生在1995年接受《山东金融》采访时分析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央行想尽办法控制基础货币，可是外汇占款却在“跑冒滴漏”，增加了基础货币释放。

后来，外汇占款剧增成为尾大不掉的问题，周小川用“池子”圈住这些被动超发的货币，央行大量发行央票，但当年易先生就提了许多解决办法，这是后话。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朱老板已卸下了行长职务，让戴XL来当行长。易先生到央行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副秘书长。这场危机对中国金融改革影响深远，之前开放的思路受到抑制。

1998年初，易先生和方星海一起写了一篇文章，分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方星海在世界银行工作。他们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1，经常账户赤字不容忽视；2，资本市场开放要渐进；3，资本市场开放要有顺序；4，金融监管一定要加强；5，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内部整顿外部冲击之下，那几年是困难而又迷茫的时期。1997年年底CPI只有0.4%。1998年二季度增速只有6.9%，而1993年一季度是15.3%，增速腰斩。

从1978年算起，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了20年，这被认为是高速增长的“物理极限”。林毅夫和蔡昉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中国改革》就是解释这一奇迹。奇迹既然已经发生，未来增长还有多大的潜力？经济学界较为悲观。

1998年底，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与管理世界杂志社主持了一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学术研讨会，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刘鹤第一个发言，易先生第二个发言，其他参与讨论的还有宋国青、郑京平、樊纲、王小鲁等。

刘鹤发言开宗明义：1998年以来, 随着中国通货紧缩现象的出现, 不少学者提出了较为悲观的看法,认为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完结, 中国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结构调整期，而不太可能“突破 20 年高速增长的物理极限”。

刘鹤坚持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将为高速增长创造物理空间、动力机制和运作惯例。他直接批评“怀疑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同仁在两个问题上有动摇”，这两个问题是指：把短期的周期现象与长期的结构现象相混淆；把结构性选择的误区与结构调整的空间相混淆。

易先生接着发言，他同样主张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还有五大空间：城乡结构转换空间、所有制结构调整空间、产业结构调整空间、区域结构转换空间和中小企业发展空间。

他并没有为自己所擅长的货币政策鼓与呼，相反，他认为，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是在给定的体制和结构条件下进行政策调整，熨平经济波动，是经济生活中的“短期问题”。而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 调整经济结构来解决中国的中长期发展问题 , 以保障中国经济高效可持续地增长。

易纲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虽然当时的银根已大为放松，但是还是有不少人认为仍不够松，易纲同意要增加货币供应量，缓解紧缩的形势，但他也回击许多不合理的要求，比如他说，“社会保障问题已经超出了货币政策的范围。”“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破坏, 建立并完善中国的信用制度才是治理通货紧缩的根本。”他是读书人，但不是书斋里的人，对中国的现实他有深刻的认识。



（2010年12月，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这场争论早已结束，答案也早已明了，在经过世纪之交的筑底徘徊之后，中国加入WTO，重启了新一轮高速增长。2003年，《财经界》刊登了易先生在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的演讲，文章标题是：“克鲁格曼真的错了！”克鲁格曼此前对中国增长前景抱有悲观的态度。

主持那场争论的刘鹤现在是个重要的人物。新周期开启时，2003年，他到了中财办担任副主任，分管宏观经济政策方面。2013年3月，他转正为中财办主任。一年后，2014年4月，易纲和他到了一起，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即使卸下了外管局长职务，这个职务至今仍在。

（2013年3月，葛冲）

相似的争论在十多年后又一次发生。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实施后，中国经济再度持续下行，中国不是不是到了新的“增长极限”，还是等待开启一个新的周期，经济学界又一次陷入了纷争。

不过，这场争论很快结束了。林毅夫振臂高呼“8%增长还可以持续20年”引来了阵阵笑声。官方给予了盖棺定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增速要换挡、经济正处于新常态。

2017年6月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施瓦布提问李总理关于经济增速的问题，李再次以“年轻人翻跟斗”的比喻来回答，也就是说，超高速增长一去不复返成了高层的共识了。

3.这是他的舞台

当1995年易先生发现前一年中国基础货币放量主要是由于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引起时，朱老板也在掐指头来计算中国需要多少外汇储备。

1994年底，朱老板在央行的讲话说，按三个月进口支付能力来计算，他用两种数据计算都得出，“现在的外汇储备水平比合理储备水平大体多100多亿美元。”

当时的外汇储备是516.2亿美元。但到了2009年，易先生担任外管局局长时，外汇储备将近2万亿美元，而在他的任内，外汇储备一度接近4万亿美元。

虽然早在1997年他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一文中就提出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应对建议：适当增加进口、藏汇于民、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账户。但显然这并没有阻碍外汇储备的急剧上升。

2009年，易先生在央行的职务得到实质性提升，他开始担任外管局局长，执掌两万亿的外汇储备。

他面临严峻而复杂的挑战：一方面，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需要保值增值，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元贬值，外界甚至传言中国购买的数千亿两房债券打了水漂，可以想象外管局压力巨大。2009年3月全国两会后的记者会，温总理借回答《华尔街日报》记者提问时直言，“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如何保证中国巨额资金的安全，这个具体任务落到了易先生头上。他需要尝试新的办法。

另一方面，外汇改革停滞多年，资本项的开放也基本停滞，他需要强有力的推动改革。国务院批准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要求“逐步实现资本项可兑换”。这个任务也落在易先生任内。

第三，易先生上任那年初，周小川发表了一篇影响力巨大的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元这个全世界稳定的锚变得不稳定，周小川也提出了对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国方案”。这个任务同样落在新任的外管局局长易先生的肩上。

易先生上任之初就提出了“五个转变”，这是顺应整个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的潮流而进行的，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转变，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他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

针对严峻的挑战，他打了几场硬仗，虽然有些成败未有定论，但至少可以看出，他并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有力的改革者。2010年2月，在易先生的力邀之下，朱长虹辞去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债券之王”格罗斯（Bill Gross）领导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职务，加盟外管局。多元化投资要推进，但外管局人才缺乏，需要从外面引进。

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受到全球的关注。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去主要都是美元资产，多元化意味着要抛售美元资产，买入日元或欧元资产。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

在2011年两会期间央行的记者会上，易先生指出，“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一是在币种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篮子货币，主要的可兑换货币、储备货币、新兴市场的货币，同时在资产上，也是推进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资产。”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是那几年的热点问题，海外也高度关注，日本媒体不断渲染中国增持日本国债的消息，虽然其实中国购买量在总占比中并不高。欧债危机在发酵，他们希望中国加大对欧元区的投资，增强欧元的稳定性。

在多元化投资的战略方向下，中国投资美元资产的比重降低了，多元投资一度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到了2014年1月朱长虹离职时，舆情开始爆发。市场将之解读为外汇多元化投资的失败，原因是他没有预料到日本推出疯狂的量化宽松政策，进而导致在日元投资上的重大失利。这段“公案”至今没有厘清，因为没有相关的数据公布，外界很难知晓真实情况，是非功过仍有待后人评说。

当时，财新的报道引用知情人的话评价说，朱长虹把很多“市场化的玩法”介绍进来，带来了很多市场化的东西，包括系统、模型、技术、人员等，可以说让外汇储备投资上了一个台阶，这是他的主要贡献。

与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更重要的是一件事是，易先生任内推动了8·11汇改。中国的汇率市场化改革很慢，1994年汇率并轨、2005年参考一揽子货币，易先生任内先扩大了汇率的日波动区间，终于在2015年推出大变——中间价一次性贬值2%。

可是，为何选择在2015年8月推进汇改？当然有外汇市场技术面的因素，但当时可能确实不是一个改革的好时机，一方面股灾刚过，市场还在惨痛之中没有醒来；另一方面，当时经济仍处于低迷期，为此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多次降准降息，稳定经济增长，但这些政策和稳定汇率相冲突。再者，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跌，导致出口进口增速都大幅下降，外贸形势严峻。

8·11汇改全球为之震惊，国内也完全没有准备，习惯了稳定或升值的国内民众也被吓慌了，国外投机力量又不断推波助澜，贬值预期不断强化，到2016年底人民币汇率一度接近破7。但“（汇改的）窗户打开了，不可能再关上了”。



8月13日央行举行汇改吹风会，易纲在会上作出坚定的表态，“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传言，“所谓人民币要贬值10%，要刺激出口，还说这是官方意图，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反复强调，“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除了外汇投资多元化、汇改之外，易先生任内还积极推进资本项的开放，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开放度都大大提升，虽然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实现。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得到极大提升，2015年人民币纳入SDR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但是，“不可能三角”也开始发挥更大的魔力。汇改后，当维持汇率稳定在短期内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是排在第一位的任务时，国内的货币政策就不得不受到制约。为了保持人民币的稳定，央行不得不谨慎使用利率或存准工具，2015年10月之后，央行未再动用这两个“大杀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为了应对外汇占款急剧增长，央行发行大量央票回笼货币。而今这些年，为了应对外汇占款的下滑，央行创新了“各种粉”用于增加货币投放。央行的基础货币释放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未来如何作出转变则考验着小川和他的继任者们。

4.真假马克思主义

易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文革中他的家庭遭到了很大冲击。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少年的易先生总想搞明白：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

这种炙热的思考一直带到国外，他还试图学习德文和俄文的语法，“理解原著是怎么写的”。

在一次接受提问时，有人问他怎么看国家资本主义。他说，他的理想是“小政府、大社会”，“对政府的权力有一个清楚的法律界定，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应当是非常有限的。”

在一次读书会上，他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分析了在长期愚昧，实行愚民政策，或者极端制度的国家是如何产生大革命的。”同年年底，老王邀请学者座谈，也向学者们推荐了这本书。

在他离开塞多布鲁克15年后，当年熟悉他的朋友说，再过几年，易先生也许会成为中国的格林斯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