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理论述评

来源：《心理科学进展》2004年12月12卷6期 文章 点击数： 213 更新时间：2007-8-20 文章录入：zTitan      【摘要】   自我控制是个体抑制和调节自身冲动的能力，是个体适应社会的主要标志。对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探讨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精神分析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早期观点的基础上，A.Gifford、W.Mischel和J.kuhl等人在近期研究中分别强调了情绪、认知和注意过程以及自我调节策略在个体自我控制过程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该文总结了关于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研究中较为一致的结论和仍然存在的分歧。.

【关键词】   自我控制，心理机制，认知，情绪，策略。

      自我控制是个体抑制和调节自身冲动的能力，也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心理学关于儿童自我控制的研究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对自我控制发生发展特征的探讨，如考普（Kopp C B）对个体自我控制发展阶段的划分；二是关于自我控制相关因素的讨论，将自控作为一种个体特征探讨其与其他生理、心理和社会变量的关系，如班杜拉对惩罚与榜样等的研究；三是关于自我控制内部机制的探讨，将自我控制作为一个心理过程考察其发生和展开的内部呈现过程，如班杜拉等提出的自我控制结构模型。在上述研究中，关于个体自我控制发展特点和相关因素的研究是比较丰富的，并且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结论，但对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探讨却由于各研究者对于自我控制的理解各不相同而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1]。事实上，对自我控制内部机制的探讨应该在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机制本身的明了可以使人们从更细微的层面上把握各种影响因素产生作用的方式，从而能够更精确地描述个体自我控制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将有关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大量研究进行梳理和澄清是必要的。

     1 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早期研究

     1.1 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

     弗洛伊德将良心和规则的内化作为儿童自我控制获得的重要机制[2]，并且强调个体的自我控制就是对其本能情绪冲动的控制，因此，弗洛伊德更多使用ego- control一词强调自我的控制功能。与早期的良心理论一脉相乘，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学家着重强调情绪在道德发展中作用。Kagan指出，避免不愉快感，获得愉快感是个体获得道德内容的主要动机，并且指出这些不愉快情感主要是指焦虑、移情、责任和内疚、疲乏和厌烦、困惑和不确定感[3]。 Kochanski在融会了其他社会情感观点的理论后把良心看作是由内化而导致的调节过程，这种观点将成功的社会化过程看作是“从外部调节到内部调节的逐渐转变，而内部调节发展了儿童即使在没有监督时仍然能遵守社会行为标准和限制反社会的破坏性冲动的能力”[3]。

     1.2 认知发展学派的观点

     皮亚杰将儿童的道德发展看作是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转化的过程，儿童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以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为基础的。与皮亚杰的观点相一致，柯尔伯格从社会性互动的角度强调儿童道德判断的建构性，他认为儿童道德的形成和道德行为主要不是由恐惧、羞愧或内疚的情感所调节的，儿童会积极主动地介入他们与成人、同伴的社会关系中，通过其社会性经验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通过采择他人的观点，儿童能够作出判断，这种判断以同情、移情、尊重、爱和依恋这类情感为基础，他们能够奉行这种道德判断，这在儿童的道德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3]

     1.3 行为主义学派对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探讨

     行为主义学派对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研究是根据斯金纳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原理进行的，这一观点成为班杜拉等分析个体自我调节机制的理论基础。班杜拉强调自我调节并非仅仅通过意志控制来实现，它的进行要借助一系列子功能的发挥[4]，这些子功能包括自我观察、判断过程和自我反应三个阶段。个体对经自我观察所得到的信息依据所选择的标准和所采取的比较方式进行价值评价。根据不同标准进行的判断，会导致个体不同的自我评价和自我反应，而自我激励或者评价性的自我奖赏和惩罚又可以为自我控制行为提供动机性的来源。班杜拉对人们理解自我调节过程的另一个贡献是自我效能感概念的提出[4]。过去自我控制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会影响个体自我效能感的建立，这又会影响个体进一步目标的确立和作出的努力。

     应该说，在对儿童自我控制的早期探讨中，精神分析学派、认知发展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存在相当的分歧，各派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大大拓宽了人们对于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理解。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代心理学家对儿童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解释也变的越来越丰富和细致。

     2 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研究的理论进展

     2.1 A.Gifford关于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论述

     Gifford将个体自我控制行为还原为一种选择行为并提出了以生理因素为基础的自我控制模型[5]。在经典的自控研究范式中，个体需要在短时间可以得到的较小报酬和等待一段时间才可到的较大报酬中作出选择，选择了后者的被试往往被认为是表现出了较高的自控水平，因此Gifford认为自我控制本质上是个体在具有不同价值的行为中进行选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大脑前额叶的工作记忆系统和情绪的动机系统是个体在意识层面进行选择的主要机制，两种系统通过给可供选择的行为进行不同形式的赋值来发挥作用。

     在进化过程中，大脑前额叶及其工作记忆系统的功能使人类具备了更高抽象水平的加工能力，如抽象推理、复杂的问题解决和为将来作计划等，这使得个体有可能从行为即时报酬的显著特征中暂时的分离开来，可以考虑在有限的将来发生的事情，从而降低当前环境中事件或即时满足行为的价值。但个体以抽象推理为基础的理智决策过程并不必然导致个体的外显行为，即个体明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是更有价值的（knowing），但却没有这样去做(doing)，之所以会出现 knowing和doing的分离是因为在个体的决策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个系统在起作用，这就是情绪系统[6]。与工作记忆系统以抽象的方式考虑行为的价值不同，情绪系统倾向于以个体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为基础赋予行为相应的价值，这一特点更多反应了动物进化过程中的行为方式。由于动物不具备抽象思维能力，因此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过程中，是情绪系统将个体的行为和学习引向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情绪系统对行为的赋值是以个体的特定经验为基础的，预期的价值反应了个体的内在状态，这种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行为价值一旦获得便被保存在记忆中，虽然特定行为的价值也会根据个体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发生变化，但通过个体亲身体验或观察学习得到的行为价值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人类的进化不可能丢掉所有旧的行为从零开始，因此以生物进化为基础的情绪赋值系统在人类身上仍然存在。这样，在行为选择过程中，一方面是工作记忆系统使得个体有可能以抽象的方式考虑并倾向于选择将来价值更大的目标，另一方面是情绪系统倾向于忽略单纯的抽象事件而选择更具情绪价值的即时满足行为，相互冲突的选择导致了在特定情境中自我控制问题的产生，个体只有克服情绪的动机力量，才能避免选择可以满足即时需要的行为，从而表现出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

     Gifford的分析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研究者利用这一观点较为合理地解释了在自控研究中出现的时间不一致偏好现象（time- inconsistent preference）[7]。所谓时间不一致偏好是指在上述自控研究范式中，变化个体需要等待的时间，被试的选择出现的有趣变化，即个体会放弃在第30 天得到较小的报酬而选择在第31天得到较大的报酬，但当个体可以马上得到较小的报酬时，他们却不愿意等待一天以得到更大的报酬。该理论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两种选择过程中个体激活的行为赋值系统是不同的。当个体在等待30天和31天得到的不同报酬中作出选择时，两种选择结果的抽象程度是一样的，个体在权衡时更多的使用受文化进化影响的低折扣率。而个体在可以立即得到的报酬和需要等待一天才可得到的报酬中作出选择时，两种选择结果的抽象程度发生了变化，即时可得报酬的可视形象刺激了情绪系统的驱动力，使得个体更倾向于使用受生物进化影响的情绪系统的高折扣率。如果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就意味着自控问题不仅仅与现在或将来的时间因素有关，而且与呈现给个体的不同选择所导致结果的不同抽象程度有关，语言能力使人类可以以象征性的方式取代具体事物进行权衡，这大大提高了人类的抑制行为和自控水平。

     2.2   W. Mischel关于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启动假说

     Mischel以个性的认知—情绪系统模型为基础对自我控制和调节过程中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分析，尤其强调了调节过程中的注意控制策略的重要性[8]。 Mischel将自我调节功能以及相关的注意控制机制看作是构成个性系统的特殊组成部分，它的功能是使个体抑制冲动、制定计划以有效应对个体的沮丧、恐惧和冲动行为倾向。个体的自我调节行为以自我调节动机和自我调节能力为基础。调节动机是指个体如何对情境中的信息以及情境所引发的价值、信念、标准、目标和情绪状态进行编码和建构，动机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个体进行行为调节的主动性。同时，仅仅有良好的愿望还是不够的，个体还需要具备有效的自我调节能力。 Mischel认为自我调节能力主要是指有助于个体实现目标的认知和注意机制。

     为了论证认知和注意在自我调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Mischel等人进一步提出了自我控制过程中的双系统启动模型[9]，指出在个体自我调节过程中有两种控制系统：热系统和冷系统。热系统主要指以杏仁核为基础的情绪系统，它促使个体产生接近—回避或者攻击—远离的反应，而冷系统是海马为基础的认知系统，它推动个体进行反思和认知调节。虽然在相对低水平的压力情境中，两个系统倾向于共同发挥作用，但随着压力的增加和个体情绪唤醒水平的提高，热系统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因此，个体自我调节的有效性取决于冷系统的激活程度以及能否抑制热系统的活动以降低情绪唤醒水平。

     在糖果延迟满足情境中，个体的注意分配和控制策略会直接影响热系统和冷系统的激活程度，对诱惑物的关注如想象糖果的香甜倾向于提高热系统的活动水平，缩短儿童等待的时间；而运用唱歌、自言自语或干脆睡觉等分散对诱惑物的注意则可以促进延迟满足。也有研究表明，个体在婴儿期所表现出来的注意过程的差异如注意转换的灵活性等与个体在儿童期和成人期的冲动性和消极情感有关[10]。基于上述结论，Mischel认为，注意控制是个体的一种一般的自我调节能力 [11]，它有助于降低个体在各种高情绪情境中的唤醒状态以及个体对冲动性为的控制。

     2.3 J.kuhl关于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行为控制理论（Theory of action control）

     Kuhl的行为控制理论将个体的自我控制过程解释为个体放弃以情绪偏好为基础的选择和使用意志策略（volitional strategies）促进以认知判断为基础的选择的过程[12]，因此，意志(volition)是构成该理论的核心概念，Kuhl将意志界定为一系列解决冲突的机制和策略，其基本功能是克服个体在行为过程中由于多种意图存而导致的冲突。Kuhl (1996, 1998)区分了两种模式的意志过程：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其中自我调节是以民主方式为主要风格的自我整合过程，而自我控制则是强调权力的自我管制过程。两种模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行为目标的确立、行为所伴随的情绪体验和解决冲突所使用的不同策略等三个方面。

     首先，偏好自我调节模式的个体倾向于追求自我设定的目标，并将目标与自身的需要、预期和习惯进行有效的协调，而偏好自我控制模式的个体则倾向于忽略自身的喜好而自愿地接受由他人提出的目标。因此自我调节者所选择的目标更现实，而自我控制者则更多体验到内心的冲突，也更容易失败。Khul还指出，与不切实际的目标相比，更具现实性的目标更容易被个体理解和记忆，Kuhl和Kazen称这种现象为自我选择效应[13]（self-choice effect）。

     其次，Kuhl将个体的行为看作是平行发展的情绪和认知系统交互作用的过程,并强调指出，只有当个体的认知判断和情绪判断协调一致时，个体的自我控制才会最富成效。因而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自我调节者更多使用与积极情绪相联系的奖赏系统，而自我控制者则更多使用与消极情绪相联系的惩罚系统。积极的情绪状态使得个体能够将自己的需要和感受进行有机的整合，使个体能够容忍压力状态下的某些必然的消极情绪体验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有助于个体达成目标的行为中，相反，消极的情绪体验减少了个体进行自我整合的机会，注意力变得愈加分散和过度敏感，Kehr(1999)的研究证实了上述假设[12]。

     第三，在行为控制过程中，自我调节者和自我控制者倾向于使用不同的策略。自我调节者不仅能够将外部的要求与自身的需要进行协调，而且在冲突产生时也能够灵活的使用一系列的调节策略，相反，由于自我控制者的目标不能反映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就不得不努力压抑这些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念头，个体工作记忆的能量是有限的，如果这些能量被主要用来解决个体的内部冲突，用于解决外部问题的能量就会被占用，这大大降低了个体成功达成目标的可能性。为了证实上述观点，Kuhl 和Fuhrmann(1998)编制了自陈量表Vilitional Components Inventory(VPI)用于评估个体在两种意志模式中所使用的不同策略，其中自我调节策略主要包括外显注意控制、内隐注意控制、动机控制、情绪控制、激活唤醒控制、平静唤醒控制和决策控制；自我控制策略主要包括计划、发起、监督性意图控制、策略性意图控制、过度控制和冲动控制。 Kokkonen（1999）等的研究也证实了个体所使用的不同情绪调节策略（Repair 、Dampening和Maintenance）与其高水平的情绪自我控制相关，Gross（1998）等进一步区分了个体调节策略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多的使用被动的、无效的策略，女性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表达和体验上的得分高于男性，这些策略会影响个体的情绪自控水平[14]。

     总之，在Kuhl的行为控制理论中，由于自我调节不仅能够帮助个体抵制诱惑而且同时强调满足个体的需要，因而成为Kuhl备加推崇的意志模式。该模式强调提高个体确立自我整合目标和灵活运用意志策略解决冲突的能力也为更好地理解个体自我控制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3 小结

     总结关于儿童自我控制的近期研究，虽然Gifford、Mischel和Kuhl对个体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具体论述有所不同，Gifford 解释了自我控制过程中认知和行为的分离是由于缺乏情绪体验的支持，Mischel则更多的关注调节过程中愿望与愿望的实现之间的分离是因为个体缺乏必要的自我调节技能，Kuhl则进一步区分了个体所使用的不同的调节或控制技能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和影响，但是在一些基本的观点上，研究呈现出逐渐融合的趋势。首先，在个体自我控制过程中，认知系统和情绪系统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相对独立地对个体的行为选择过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个体最终的选择取决于两个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其次，个体在控制或调节过程中所使用的不同技能将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情绪判断的过程和最终的选择结果，个体能否成功地控制自己行为在相当程度上程度取决于个体所采用自我调节策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上述对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对关于自我控制的研究进行了整合，但这种整合是有限的，在自控研究领域仍存在许多的争论。首先，关于自我控制行为的早期发生机制的争论[3]，传统的观点倾向于认为自我控制源于外部力量，而考普等人则认为自我控制源自儿童自身，诸如照看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只能起促进或阻碍作用而非根源，这一观点肯定了儿童的主体作用[15]，这种分歧折射出心理学家关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最初动力来源的争论。其次，关于自控的稳定性，即个体的自控是否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控制是历经多种情境而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而行为主义者则更强调自我控制的具体环境属性。对自控心理过程的认识有助于人们细致地区分出在自控发展过程中哪些变量（如抑制能力）主要受遗传影响而相对稳定，哪些变量（如道德判断）受环境影响容易变化，并在干预过程中设计有针对性的措施。第三，心理学家指出，内化规则，发展自我控制能力并不是个体社会化的唯一预期目标[3] ，一定的自主性和独创性也是个体发展所必需的，这意味着只有当个体具备了在需要和必要的时候才去自我控制的能力，行为的选择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个体社会化目标的多重性使得心理学家的研究不仅要关注那些缺乏自控的儿童，还要关注那些过度控制的儿童，在自我控制与自主性之间取得动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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