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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油价格低位摇摆冲击生物柴油需求

国际原油价格低位摇摆冲击生物柴油需求

   重点关注欧盟生物燃料掺混结构变化、美国的豁免额度发放及印尼相关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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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物柴油生产格局

生物柴油是指以油料作物如大豆、油菜、棕榈等,野生油料植物和工程微藻等水生植物油脂以及动物油脂、餐饮垃圾油等为原料油,通过酯交换或热化学工艺制成的可代替石化柴油的可再生柴油燃料。根据原料投料不同,生物柴油主要可分为RME(菜油原料)、SME(豆油原料)及PME(棕榈油原料)等。各国在生产生物柴油时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欧盟主要以菜籽油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美国盛产大豆,生产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为大豆油;而在棕榈油最为丰富的东南亚地区,制造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为棕榈油。

生物柴油的使用可以减少化石燃料消费,增强国内能源独立性,减少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赤字。生物柴油产业的发展对激发经济活力、减轻贫困及失业、消化产地过剩植物油产能亦有所帮助。因而,近些年来,在原油价格上涨及植物油价格低迷的背景下,各国竞相出台各项政策扶持国内生物柴油产业,如印度尼西亚的B30、马来西亚的B20及巴西的B12等,植物油的需求得到较大促进,对提振其价格起到了较好帮助。

2019年,全球生物柴油产量在4600万吨左右,消耗植物油4000多万吨,欧盟、印度尼西亚、美国及巴西生物柴油产量居前,相应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也较为完善:美国生物柴油法定掺混通过可再生能源标准计划(RFS)进行约束,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每年公布下一年度需完成的生物柴油义务掺混量;欧盟有可再生能源法案RED和RED II保障,对可再生能源掺混比例及以粮食为基础的生物柴油掺混比例进行约束;巴西从今年3月起实施B12,并预计到2023年每年调增生物柴油掺混比例1%;在去年成功将B20推广至全产业后,印度尼西亚于今年启动B30,并有意在2021年推动B40的实施;马来西亚去年成功实施B10,从今年2月起开始分区域推广B20。

这些国家生产的生物柴油多数用于满足政策掺混,因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植物油与柴油价格整体处于高位,生物柴油的商业掺混利润不佳,难以对商业掺混行为形成激励。2019年上半年,生物柴油商业掺混利润窗口曾一度打开,但好景不长,下半年随植物油价格上涨再度恶化,近期原油暴跌令其进一步恶化至历史极值,商业掺混再度全线“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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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POGO价差(BMD毛棕榈油-ICE柴油)

政策掺混与商业掺混

欧盟:商业掺混少,政策掺混灵活可调

生物柴油诞生于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运用于交通领域。随后,受益于高涨的原油价格、巴黎气候协定约束及慷慨的税收激励政策,欧盟的生物柴油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截至目前,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及消费地区,年产量1400多万吨。若以能量为基准,生物柴油占据了欧盟交通部门75%的可再生能源份额。

当前欧盟的生物柴油掺混基本为政策掺混量,因消费并未达到政策掺混目标。根据可再生能源法案RED,2020年欧盟各成员交通部门的可再生能源掺混目标为10%,但2018年及2019年各成员国大多未达到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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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8年欧盟各成员国交通部门可再生能源掺混比例

为了满足2020年交通领域可再生能源10%的掺混目标,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国家在2019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2020年的强制掺混比例。由于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法案执行周期较长,从2010年至2030年,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推行受短期原油价格的影响并不会太大,且部分国家制定了惩罚措施,没有完成法定掺混量的企业将被处以罚款,预计政策掺混的执行情况并不会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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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为欧盟生物柴油主要消费国可再生能源掺混比例要求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原油低位的背景下,满足掺混要求的实际可再生能源用量可能会被削减,因为欧盟可再生能源法案规定部分生物燃料可按照一定乘数计算掺混比例,将令掺混生物柴油的相对性价比大幅下滑。例如,电能在公路的乘数为4,在铁路的乘数为1.5;航运部门生物燃料掺混乘数为1.2;高级生物燃料乘数为2。此外,由于欧盟可再生能源政策并不鼓励以粮食为基础的生物燃料掺混,成员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调降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强制掺混目标,则可再生能源的总掺混目标可随之等幅度下调。

总体来看,由于欧盟可再生能源政策并不鼓励以粮食为基础的生物燃料掺混,且满足政策掺混要求的方法较为灵活,企业可通过增加可以双倍计算的生物燃料掺混来满足,如多掺混厨余油生产的高级生物燃料。因此,欧盟的植物油生柴用量将比较容易受到低油价的影响,预计将会对菜油、棕榈油投料需求形成较大影响。

美国:商业掺混少,豁免额度可调

美国可再生燃料标准于2005年推出,并在2007年修订。其中,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至关重要,因它不但增强了生物燃料的市场竞争力,还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可再生燃料标准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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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美国生物柴油生产及消费(百万加仑)

可再生能源法案要求,从2008年到2022年,EPA每年对以下四类生物燃料的强制掺混量制定要求:纤维素生物燃料、生物柴油、 高级生物燃料(包含生物柴油)和生物乙醇,EPA每年6月制定下一年度的各类别可再生能源义务掺混量草案,并在12月底通过终案。

自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以来,生物柴油商业掺混利润急剧恶化。在商业掺混几乎退出市场的情况下,美国的生物柴油产量回落,并开始低于政策规定的义务掺混量,至今未能恢复。为了保障义务掺混量的完成,美国从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国大量进口生物柴油,但在2018年对这两个国家的生物柴油进口征收“双反”关税后,美国国内生物柴油消费也开始出现回落。在豁免额度发放的情况下,当前美国国内生物柴油消费低于EPA制定的义务掺混量,商业掺混用量依然不景气,整体消费以满足政策掺混为主。

为了保护中小精炼商,可再生能源法案赋予EPA一项豁免权利,可以酌情给予中小精炼商豁免额度,以避免其在情况不利时无法完成义务掺混。2016年特朗普执政后,为笼络石油行业利益相关者,EPA通过了较奥巴马政府明显更多的豁免额度申请,导致可再生能源义务掺混完成情况并不好,受到中西部广大农户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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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可再生能源义务掺混量:豁免前后对比(十亿加仑)

2019年,在中西部广大农户的强烈抗议下,EPA没有发放豁免额度,且宣称将在后续年度补齐这部分超额发放的豁免量。但在近期原油暴跌的情况下,生物柴油掺混利润大幅恶化,不排除EPA再度发放大量豁免额度的可能,对豆油价格形成潜在利空。不过大选在即,笼络中西部农业州的选民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豁免额度发放处于两头为难的状态,需继续关注EPA豁免额度的审批情况。

印度尼西亚:政策掺混为主,出口为辅

当前印度尼西亚的生物柴油以国内消费(政策掺混)为主,出口为辅。2013年年底,欧盟对印度尼西亚PME开征反倾销关税,令印度尼西亚PME出口锐减,对其生物柴油生产造成了较大打击,政府穷则思变,将生物柴油产业由出口导向转变为国内消费导向,逐步增加国内生物柴油的掺混比例,令国内消费及产量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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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印度尼西亚印尼生物柴油供需情况(百万升)

印度尼西亚拥有1135.7万千升的生物柴油产能,在过去几年掺混比例较低的情况下,除了满足政策强制掺混之外,还有一定富余产能可用于出口。但B30正式实施后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MEMR)将2020年生物柴油配额定在959万千升,满足政策掺混后的富余产能很少,可出口量随之减少。印度尼西亚生物柴油出口以欧盟及中国为主,2019年因植物油价格低廉,中国从印度尼西亚进口64万吨生物柴油用于商业掺混;欧盟在2018年年底停止征收印度尼西亚PME的反倾销关税后也有进口,但大多流入政策掺混领域。总体来看,因2020年印度尼西亚生物柴油可出口量及用于商业掺混的数量有限,原油低位对其产量冲击有限,不过对B30政策掺混的冲击仍需警惕。

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棕榈油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印度尼西亚制定了生物柴油强制掺混的宏伟蓝图。在2019年成功实施B20后,2020年开始实施B30,2021年推行B40也开始进入市场预期。一切看起来都运行良好,印度尼西亚在2015年成立的油棕产业基金还筹措了20余亿美元用于今年834万吨义务掺混量的补贴,市场也倾向于相信生柴的产能有望持续扩张,直到原油暴跌的“黑天鹅”飞了出来。

2020年1月,印度尼西亚正式实施B30计划,向柴油中添加30%的生物柴油,能源与矿务部分配给全国生物柴油工业的配额为959万千升,折约834万吨。据官方数据,印度尼西亚油棕产业基金在2019年12月拥有资金18万亿卢比(约12.85亿美元),按当前征税结构预计2020年毛棕榈油出口levy收入将达11.25亿—15亿美元,合计约24亿—28亿美元。原油暴跌令生柴补贴触及补贴上限,若按照320美元/吨的补贴上限测算,今年959万千升(约834万吨)的义务掺混量需补贴26.7亿美元,虽可勉强维持年内运转,但若原油价格长时间维持低位,后续的补贴资金将很难维持,B30政策的实施将面临较大挑战。

而若印度尼西亚刚刚实施的B30被迫暂停或调整,后面要想继续实施或推进B40,预计阻力将会更大。前期印度尼西亚考虑提高毛棕榈油出口levy,正是出于对补贴资金不足的担忧。但在棕榈油价格及需求低迷的情况下,提高出口levy势必将削弱印度尼西亚棕榈油相对马来棕榈油、阿根廷豆油的出口竞争力,在国内遭遇较大阻力,或难通过。若油棕产业基金无法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发放补贴,且原油价格低位徘徊的时间较长,不排除印度尼西亚将通过推迟实施或发放豁免等方式减少生柴政策掺混量,将对棕榈油需求形成潜在利空。

未来需求面临严峻挑战

本文详细分析了欧盟、美国及印度尼西亚的生物柴油产需格局,发现自2014年原油从高位下跌以来,商业掺混用量就很少了,多数国家的生柴消费以满足政策掺混为主,因而原油暴跌对本就不多的生柴商业掺混用量的冲击并不大。但深入分析各国的生柴政策后发现,在满足政策掺混要求的情况下,政策掺混量并非不可调整:欧盟可以多掺混双倍计算的高级生物燃料来满足10%的掺混比例,减少生物柴油的掺混用量;美国可以通过EPA多发放掺混豁免额度,减少政策掺混量;印度尼西亚当前虽无明确的豁免政策,但在补贴发放难以维持的情况下,不排除将通过暂停实施或发放豁免等方式减少生柴政策掺混量。

此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限制居民外出,大幅冲击柴油需求,对生物柴油需求形成进一步的冲击。私人机构预估,因多国采取限制出行措施,目前欧盟汽柴油总需求削减70%,按固定比例掺混的生柴用量随之缩减。按当前疫情发展情况,预计欧盟全年生柴消费下降10%—20%并无太大问题。欧盟年生物柴油产量1400多万吨,其中菜油投料占比近40%,棕榈油投料占比近20%,据此测算仅欧盟的植物油生柴消费下滑幅度就将达100万—200万吨。若再考虑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柴油用量削减,以及原油超低价格对政策掺混量的不利冲击,保守估计全球植物油将有300万吨的生柴需求下修幅度,将令全球植物油去库存的格局被颠覆,对价格形成不利影响。

总体来看,超低的油价令植物油的生物柴油需求面临严峻挑战,预计全球生柴产量将受到一定冲击,短期关注疫情持续的时间,更长期需关注低油价的持续时间。生物柴油需求被下调的幅度需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需求的下降幅度取决于疫情及原油低位徘徊的时间,时间越久,平衡表被改变的幅度将越大,被颠覆的可能性也将越大,对植物油价格的利空也将越强,因此,需继续关注生物柴油主要国家的产量及掺混情况。

                                  (作者单位: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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