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18章 南面

【原文】

人主之过，在己任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 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 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 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 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愍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 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 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 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 事者困于患。共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 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愍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 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 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 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 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 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 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 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 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 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 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 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 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 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 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 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 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 虎受阿谤而振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译文】

君主的过失，在于已经任用臣子了，却又总是颠倒回来，和未被任用的人一起去防备他，这样一来，未被任用的人的意见一定和已被任用的人的意见作对，君主反而受制于他所不用的人。现在偕同君主防备他的人，也就是君主过去所要防备的人。君主不能彰明法令来控制大臣的威势，就无从得到平民百姓的信任了。君主放弃法纪而用臣子去防备臣子，彼此喜欢的人就会紧密勾结而相互吹捧，彼此憎恨的人就会拉帮结伙而相互诽谤。诽谤和吹捧交相争斗，君主就迷惑昏乱了。做臣子的，不吹捧请托就不能得到更高的官位爵禄，不违法专权就不能建立自己的威势，不假借忠信之名就不能逃脱法禁；这三项，是惑乱君主、败坏法纪的手段。君主要使臣下虽有智慧和才能，也不得违法专权，虽有贤能的行为，也不能在立功之前得到赏赐，虽有忠信的品德，也不能放弃法纪而不加约束；这就叫彰明法度。

君主有被事情诱惑的，有被言论蒙蔽的，这二者是不可不注意的。臣子中把事情说得很轻易的人，要求的代价少，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受到诱惑而不加考察，因而夸奖他，臣下就反过来用事情控制了君主。像这样的情况就叫做诱惑，被事情所诱惑的就会被祸患所困窘。臣下对君玉说，办事需要的代价很少，下去办事时花的代价却很多，即使办成了，他讲的话仍属不诚实。不诚实的人有罪，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不给赏赐，群臣就不敢用花言巧语来蒙蔽君主了。做君主的原则是，如果臣下先前讲的话和后来办的事不一致，或者后来讲的话和先前办的事不符合，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一定要使他受到应得的惩罚，这就叫做使用臣下的方法。

臣下为君主筹划事情而恐怕别人非议，就预先放风说：议论这件事的人，就是嫉妒这件事的人。君主信了这种话，不再听取群臣的意见；群臣害怕这种话，不敢再议论。这两种局面起了作用，君主对忠臣的话就不会听取而专门任用那些徒有虚名的臣子。像这样的情形，就叫做被言论所蒙蔽，被言论所蒙蔽了，也就受制于臣下了。做君主的原则是，应使臣下一定负起说话的责任，又要负起不说的责任。说话无头无尾、辩词无从验证的，这就是说话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保持重要权位的，这就是不说的责任。君主对说话的臣子，一定要显露出来龙去脉，从而责求他的实效；对不说话的臣子，必须问他赞成还是反对，从而明确他的责任。那么臣子就不敢乱说，又不敢不说了，说话和沉默就都有了责任。

君主想做某件事，没有掌握全部情况，就把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这样做的话，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一定会受害。懂得这些，就会顺应客观事理，去掉主观欲望。做事有个原则，就是算来利益多、代价少的，就可以做。昏君不这样，只算得利，不算代价，代价即使成倍地超过利益，也不知它的危害，这就是名义上得到而实际上失去。像这样就是功劳小而危害大了。大凡功劳，它的利益多，它的代价少，这才可以叫做功劳；现在耗费大的无罪，而收效小的有功，臣子就会以大的耗费去取得小的收效，小的收效即使取得了，而君主仍是遭受了损害。

不懂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变改古法，不要更改常规。”变与不变，圣人不管，只管正确地治理。既然如此；那么古法变不变，常规改不改，只在于它们可行还是不可行。伊尹不变改殷法，姜太公不变改周法，商汤、武王就不能称王了。管仲不更改齐法，郭偃不改革晋法，桓公、文公就不能称霸了。凡是难以改变古法的人，是害怕改变民众的习惯。不改变古法，是重蹈乱国的复辙；迎合民心，是放纵奸邪的行为。百姓愚蠢而不懂什么叫乱，君主懦弱而不能进行改革，这是治理国家的过失。做君主的，英明足以知道如何治国，严厉是为坚决实行，所以即使违背民心，也一定要确立治国之法。例如商鞅内处或外出，都用铁受和层层盾牌预先作戒备。所以郭倡开始治国时，晋文公带有卫兵；管仲开始治国时，齐桓公跟有战车，这些都是防备百姓的措施。所以愚蠢鲁莽而闲散懒惰的人，总是斤斤计较个人损失而忘却国家利益。(最后几句史实不详，多不能解)

人主之過，在己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跡；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墯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謗。而〈車辰〉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