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收缩接近尾声 年末钢价走势的关键在这

　　2016年以来，钢铁行业在产能规模和结构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三五”规划中去产能上限目标以及产能利用率提升目标已经完成，而产业集中度提高则不尽如人意。产能规模和结构的转变带来成本曲线的变化，也将对钢材定价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梳理，过去四年全国共淘汰炼钢产能1.49亿吨左右，已公布的产能置换方案合计压减炼钢产能2100万吨左右。但随着近年来钢铁冶炼设备利用效率的提升，实际产能压减将低于理论幅度。若需求面临回落风险，粗钢产能利用率大概率已在2019年达到峰值。此外，在高炉—转炉产能下降的同时，电炉产能逐步增加，占粗钢产能比重超过15%。钢铁产能将有小幅向东部沿海转移。电炉产能增加导致成本曲线中高成本比重加大，近几年电炉成本仍将是现货定价的重要锚定参考。2019年，钢材现货价格从基本全行业盈利逐渐移动至位于高成本区域的华东电炉成本附近。随着电炉产能的增加以及潜在的需求下行，现货锚定的电炉成本区间也有很大可能在成本曲线上继续前移，钢价重心逐渐下行。同时，若废钢价格回落，也将造成电炉成本曲线的重心下移。而对于期价而言，如果需求下行趋势得以确认，减产预期将导致最高电炉成本成为期货定价的上限。若市场预期悲观，期价将下探至电炉和高炉成本之间甚至贴近高炉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下游需求大幅增加导致钢材利润再度趋势上行。需求大幅下行，电炉产能被大量挤出，成本出现坍塌。

　　回顾钢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掘产能及产业结构变化

　　（1）改革对钢价的主要影响：产能利用率提升，成本曲线结构调整

　　“十二五”后期，由于需求下降以及产能过剩，钢价趋势性下行、行业利润大幅萎缩，钢铁行业自2016年开始进入去产能周期。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以来，围绕这一纲领性文件，钢铁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淘汰落后产能；2．取缔地条钢、中频炉等不合规产能；3．严禁新增产能，进行产能减量置换；4．推进兼并整合，提高行业环保水平等。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钢铁行业在产能规模、结构、产业集中度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钢材价格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产能规模的下降直接影响产能利用率和行业盈利水平；二是产能结构的变化也会引发成本曲线结构和定价模式的改变。而由于房地产政策的持续调控，房地产投资进入下行周期的风险加大，钢材整体需求尤其是建材需求回落的压力也随之增加。如果需求端再度下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能否对钢价形成有效支撑也是市场关心的问题。

　　在“十三五”接近最后一年、钢铁去产能等任务已经完成的时点，我们也很有必要回顾并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钢铁行业带来的变化。而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篇报告重点旨在梳理近4年来钢铁行业的产能规模、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行业供给成本曲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如何影响未来的钢价表现。

　　（2）粗钢产能利用率大幅增加，行业集中度提升有限

　　就“十三五”期间钢铁行业转型升级需要达成的目标，工信部在2016年印发的《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中，就产能压减、产能利用率和集中度等提升目标都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从实际完成情况来看，产能压减和利用率提升的目标已经超额完成。根据我们的统计，2016—2019年各省粗钢产能（含转炉和电炉，剔除了2016年列入过剩产能淘汰的中频炉产能）淘汰累计规模约为1.49亿吨。此外，根据各省2017—2019年8月公布的产能置换计划，截至2020年投产和计划投产的粗钢产能约1.58亿吨，对应淘汰的粗钢产能规模约1.84亿吨，累计净压减炼钢产能规模在2，600万吨左右。合计来看，“十三五”期间粗钢产能的净压减预计将超过1.7亿吨，远远超过了2016年规划的去产能规模。而从产能利用率的角度来看，随着钢铁需求的回暖以及中频炉退出后带来的合规产能释放，2017年以来全国粗钢产量大幅回升。如果按照World Steel Association统计的粗钢产能和产量的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粗钢产能利用率已经上升到90%以上。到“十三五”末能够实现80%以上的粗钢产能利用率基本是确定性的。

　　但与此同时，钢铁产业集中度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提高。即便完成了宝武合并，截止到2018年，全国前十大钢铁企业的粗钢产量占比也仅从2015年的34.18%微增到35.26%。而由于钢铁利润回升造成中小钢厂增产，前二十大钢铁企业的粗钢产能占比则从2015年的49.81%微降至49.03%。而即便考虑到宝武集团与马钢重组的影响，到2020年末，前十大钢铁企业的产量占比可能也只能提高到38%-40%左右，距离60%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产业集中度目标并未完成的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行业整合的难度很大，尤其是跨区域和不同股权类型的钢铁企业之间整合有较大的阻碍；另一方面，“十三五”规划对粗钢产量仍维持缓慢下降的预期，对于2020年的粗钢产量预期仅为7.5亿吨—8亿吨。但实际由于国内需求的企稳回升，粗钢产量大幅增加，导致“分母”扩大。若以中钢协重点企业的口径来看，2017年中频炉的退出虽然短暂的带动了重点企业产量占比的提升，但钢材利润的迅速增加也使得中小钢厂加快增产的步伐。2018—2019年重点钢企生铁和粗钢产量占比明显下降。因而，产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升也需要依靠钢材利润下行带来的产量总规模下降以及对中小产能的挤出。

　　钢铁产能变化——总量明显下降，短流程占比提升

　　（1）钢铁总产能大幅下降，高利润提升设备利用效率

　　2016年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要求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吨—1.5亿吨。根据我们的统计，截止到2019年，全国共淘汰高炉产能约1.17亿吨，转炉及电炉产能合计约1.49亿吨。以粗钢产能的口径来看，基本达到了粗钢产能压减的上限目标。

　　此外，2017年底工信部发布《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也要求对在建和新建项目进行减量置换，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置换比例需要达到1.25：1。根据各省工信厅或经信委网站公示的2017年末至2019年8月的置换项目情况，2017—2025年期间投产和计划投产的高炉产能合计在2.17亿吨左右，对应需淘汰的高炉设备产能约2.48亿吨，产能净压减3100万吨。投产和计划投产的转炉及电炉产能合计2.35亿吨，对应需淘汰的炼钢设备产能2.56亿吨，产能净压减2，128万吨。整体来看，炼铁和炼钢产能的平均置换比例分别为1.14：1和1.1：1。

　　如果将去产能和产能置换对粗钢产能的影响合并来看，2016年到2025年期间，全国粗钢产能累计净压减幅度接近1.7亿吨，且基本在2020年之前实现产能的净压减。另外，从节奏上来看，2016—2017年由于去产能的力度较大，炼铁和炼钢产能出现了大幅的净下降。另外，2020年也是多数项目承诺淘汰置换设备的时点。

　　从我们梳理的计划在2020年投产的置换产能来看，届时带来的粗钢产能压减幅度接近1700万吨，2020年也将成为近三年来炼铁和炼钢产能下降幅度最大的年份。而在“十三五”末期，全国粗钢产能净下降幅度就将达到1.7亿吨。此后，即2021—2025年，全国炼钢及炼铁产能均将相对稳定，甚至出现小幅的回升。

　　从名义产能变化的角度看，经过1.7亿吨的产能净压减，以及中频炉的淘汰，全国粗钢产能的降幅将是巨大的。不同机构对于中国粗钢产能的规模统计存在差异，从相对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来看，工信部给出的2015年全国粗钢产能规模为11.3亿吨，WSA统计的2015年中国粗钢产能规模约11.5亿吨。而以此为标准，经过1.7亿吨的产能淘汰后，到2020年全国粗钢产能将降至9.68亿吨—9.8亿吨。如果假设2019年粗钢产量同比增速5%，2020年产量同比区间为-5%—3%，那么2020年粗钢产能利用率将达到94%—102%的水平。

　　然而对照2018—2019年的情况，以理论的产能变动和产量来看，粗钢产能利用率也将达到93%和98%的水平。但实际上，高利润刺激了设备利用效率的提升。2018年下半年起钢材利润开始逐渐回落，也说明实际产能利用率并未达到理论上的高水平，即实际钢铁产能已经明显高于名义的产能水平。

　　2017年以来，中钢协统计的会员单位高炉、转炉和电炉利用系数均出现了大幅的增加。2019年1—8月高炉、转炉和电炉的平均利用系数分别较2016年的平均水平上升了6.64%、17.36%和19.72%。而这对炼铁和炼钢产能的变化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存量设备的使用效率有明显的提升，同样容积的高炉、转炉与“十三五”初期的产能水平相比也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其次，在产能置换的过程中，工信部制定的产能换算系数大致与2016—2017年的设备利用系数相当。我们统计了置换新增设备的主要炉型的高炉利用系数与2018年末中钢协统计的会员单位同等炉型的高炉利用系数比较后发现，在中钢协会员单位中，只有首钢京唐5500立米大型高炉的实际利用系数低于工信部的置换换算系数，其他各主要炉型的利用系数均高于置换换算的系数，1000—2000立米高炉利用系数偏高的幅度更为明显。而另一方面，置换淘汰的往往是相对落后和低利用效率的设备。因此，随着新设备的投产、达产，带来的实际产能增量也将被明显低估。

　　基于设备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的现实，我们也对由此带来粗钢产能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我们暂不考虑产能淘汰和产能置换过程中新增和淘汰设备利用效率的差别，仅以每年的存量产能规模为基础来进行调整。2017—2019年，中钢协会员单位的高炉年平均利用系数较前一年分别提升1.77%、3.25%和1.49%。由于转炉和电炉的利用系数增幅整体超过高炉，我们就以高炉利用系数的增加幅度代表由于效率提升形成的产能增量来调整名义粗钢产能。2017—2019年以实际平均高炉利用系数的变化来进行调节，而由于2019年钢材利润大幅下降，我们假设从2020年开始，高炉利用系数不再继续上升，维持2019年的水平。

　　经过调整后，到2020年末，全国粗钢产能规模大致在10.4亿吨左右。2020年粗钢产能仍会较2019年有小幅的下降，但2021—2025年产能规模将基本稳定在10.45亿吨附近。另外，我们也分两种假设测算粗钢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由于“十四五”期间房地产投资和建设大概率将处于下行周期，对应用钢需求也将逐步回落。因此，我们一是假设2019年全国粗钢产能利用率同比增长5%，即达到9.75亿吨。2020—2025年产量匀速下降到8.5亿吨，每年降幅在2.2%左右；二是同样假设2019年粗钢产量9.75亿吨，2020—2025年产量匀速下降到9亿吨，每年降幅在1.3%附近。在假设一之下，2019年粗钢名义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98%以上，调整后产能利用率预计在92%左右。2020年名义和调整后产能利用率分别在97.6%和91.5%左右。2025年名义和调整后产能利用率分别下降至86.7%和81.3%。在假设二下，2020年名义和调整后产能利用率分别在98.5%和92.3%左右。2025年名义和调整后产能利用率分别下降至91.8/%和86.1%。

　　整体来看，2020年粗钢产能利用率与2019年基本相当，而2021—2025年大概率将逐步下滑。在需求较为稳定，只出现温和回落的情况下，到2025年粗钢产能利用率预计仍会维持在85%以上。而如果届时产能利用率降至80%以下，预计年均的产量降幅在2.5%以上。目前来看，出现2013—2016年期间75%以下低产能利用率的风险还相对比较有限。但2019-2020年也已经基本上是粗钢产能利用率的峰值水平。即若没有超预期的需求持续提升，钢价已经处于顶部区域。

　　（2）电炉产能占比提升，设备大型化趋势渐显

　　去产能及产能置换带来的不仅仅是产能规模的变化，还有产能结构、规模以及区域分布的变化。在产能结构中最为突出的变化在于电炉产能占比的明显提升。根据我们的统计，在“十三五”期间，去产能涉及的电炉产能淘汰规模约3777万吨，但根据公布的具体设备容积，我们认为其中不排除存在一定的中频炉产能。已公布的置换项目中，部分电炉的置换项目对应淘汰的炼钢设备是转炉，电炉产能合计净增加1，939万吨。由于去产能涉及的电炉设备均已在2016—2017年完成淘汰，2018年后，电炉产能基本上每年都处于净增加的状态。根据我们统计的置换项目情况，2018—2023年，通过产能置换，全国将投产电炉产能5695万吨、淘汰3117万吨、净增加2578万吨，多数的置换产能将在2020年之前投产。如果以Mysteel统计的2017年全国电炉产能1.4亿吨为基础推算，到2020年全国电炉产能预计在1.57亿吨左右。到2023年基本将达到1.65亿吨。即便不考虑电炉利用系数的提升，2020年电炉产能占比就将超过粗钢整体产能的15%。

　　WSA的数据显示，2000—2004年期间，由于全国粗钢产量基数较低，电炉钢产量占比能够达到15%以上的水平。但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动粗钢产量大幅增加，电炉钢产量则相对停滞不前，其产量占比明显回落，2013—2015年下降至5%—6%的水平。而随着近几年中频炉的取缔、钢材利润的恢复以及新增电炉项目的投产，2018—2019年电炉钢产量占比已经恢复到10%左右。而随着未来几年电炉产能占比的提升，其作为钢材边际供应的地位也将更为突出。

　　此外，在产能置换的过程中，设备逐渐大型化的趋势也相当明显。根据我们的统计，截至2019年8月，各省公布的产能置换方案中涉及的新增高炉约148座，对应淘汰的高炉数量约361座。在设备规模方面，新增高炉多数为中大型高炉，容积主要集中在1000—3000立米，占新增高炉数量比重超过90%。而淘汰高炉主要集中在1500立米以下，占到了淘汰高炉座数的近93%。

　　从我国高炉规模结构的历史情况看，中小型的高炉依然占据主要部分。根据中钢协在2017年末的统计，其会员单位共有590座高炉，合计产能6.96亿吨/年。如果按高炉数量来看，1000立米以下高炉共256座，占到43%的比重，产能占比约23%。若考虑非中钢协会员单位，这一比重还会有所增加。而2000立米及以上高炉共114座，产能合计2.76亿吨，比重约39.7%。3000立米及以上高炉仅有41座，产能占比18.9%。根据目前已公示的产能置换方案，各省置换新建的2000立米及以上高炉共29座，3000立米及以上高炉19座。加上小高炉的逐渐淘汰，大中型高炉的产能占比也将有明显的提升。

　　另外，由于海运矿石、煤炭资源相对丰富，运输成本较低，新建大中型高炉在区域上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主。河北省置换大中型高炉的数量依然最大，置换新增2000立米及以上高炉的数量达到10座，包括首钢京唐二期5500立米高炉。此外，山东、广西、江苏等省份也是2000立米及以上大中型设备新增规模较大的省份。

　　（3）产能向东部沿海迁移，产量转移尚不明显

　　在产能置换的过程中，粗钢产能整体呈现净下降的格局。同时，产能在不同省份间也有小幅的流动。总体来看，产能从河北、山东、山西等传统的钢铁生产省份向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有一定的转移。

　　从高炉炼铁产能的变化看，多数省份都呈现产能净下降的格局，仅有福建、广东、江西等少数地区有高炉产能的净流入，且净流入的规模均在500万吨以下。河北高炉炼铁产能的净淘汰规模最大，2017—2019年8月公布的产能置换方案中，高炉产能净淘汰的规模超过3300万吨。转炉产能的区域流动呈现类似的特征，江西、广东、福建、广西等省份有转炉产能的净流入，而河北、云南、上海、山西等省份的产能净淘汰规模也比较大。

　　不同于多数省份高炉—转炉产能都有明显净下降的格局，近三年各省公布的产能置换方案中，电炉产能整体呈现净增的格局。电炉产能增加幅度较大的地区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云南等大工业电价较低的地区；二是河北、安徽、山东等电炉成本虽然不低，但废钢资源相对丰富，有部分转炉产能置换为电炉产能的省份；三是重庆、四川等铁矿(618, -4.50, -0.72%)、焦煤(1218, -18.50, -1.50%)等原料运输成本较高，相对适宜发展短流程工艺的地区。同时，从置换产能的投产进度来看，2019年及以后仍会有比较大规模的电炉产能净投放。而正如上文所述，在当前的钢铁工艺中，电炉钢作为重要的边际供应，将在期现货定价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未来电炉产能分布的潜在变化也将对其成本曲线的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

　　不过落实到产量上，目前已经完成的去产能和置换项目对粗钢产量在区域分布上尚未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具体来看，传统产钢省份河北、山西、内蒙古2018年粗钢产量在全国的比重反而较2015年的水平有所提升。尤其是河北省，虽然产能净淘汰规模较大，但三年来粗钢产量占比提升幅度超过2%，2018年全年粗钢产量达到2.3亿吨，可见现有生产设备的效率提升幅度非常明显。虽然东南沿海省份广东、福建的粗钢产量占比也有所增加，但相对幅度比较有限。而粗钢产量占比下降比较明显的主要是华东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山东等。这也表明在去产能和产能置换过程中，这几个省份淘汰的僵尸产能比重相对较小，而大中型炼铁和炼钢设备的建设周期较长，短期尚未对产量造成明显的影响。总体来看，产能置换的确将造成钢材供应由传统钢铁大省向东部及南部沿海省份的转移，但目前实际的效果尚不明显。

　　成本曲线变化——高成本占比增加，电炉定价区域或前移

　　（1）高边际成本比例增加，电炉成为重要定价锚定成本

　　根据我们上文对于2016年以来钢铁行业产能变化的梳理，经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钢铁行业的产能规模和结构主要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如果不考虑是否为有效产能，钢铁总产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中频炉等表外产能大幅缩减。二是在产能结构方面，高炉—转炉产能净下降，而电炉产能则有明显净增加，未来电炉产能占比还将有所提升。三是随着小高炉的淘汰以及置换大高炉的投产，钢铁冶炼设备进一步朝大型化的方向发展，而大型设备则进一步向东部沿海省份集中。

　　以上三点变化对于钢铁成本曲线的结构也正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中频炉产能集中淘汰前，钢铁的成本曲线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位于曲线底部的中频炉产能，二是位于曲线中部的高炉-转炉长流程产能；三是位于曲线顶部的电炉产能。虽然中频炉难免存在“漏网之鱼”，但目前成本曲线最底端的部分已经大幅萎缩，甚至可以认为基本消失。而同时，在长流程和电炉的比例分配上，位于相对高成本区域的电炉产能增加，而长流程产能占比则有所下降。

　　众所周知，电炉相较于长流程钢厂在生产上的调整更为灵活，供应弹性更大。因此，若与钢材需求相匹配的供应水平落在成本曲线上电炉的部分，那么电炉钢厂在多数情况下能够根据利润水平相对及时的调节供应，如果现货价格无法满足其谷时段电价对应的生产成本，钢厂往往会选择减停产。而对应的电炉成本也将成为钢材现货定价的重要参考标准。但如果钢材需求急剧下降，使得全部或大部分电炉产能被挤出后依然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成本曲线就很难为钢材进行定价。虽然近几年来，随着长流程废钢添加量的增加，以及高炉应对环保限产等政策已经能够相对灵活的调节生产节奏，但高炉生产对于利润的反应依然是相对滞后的。另外，根据我们上文的分析，随着产能置换的进行，大中型高炉的占比不断提升，其生产对利润变化的反应也弱于小高炉。若需求回落导致电炉供应大量被挤出，而长流程生产节奏依然较难调节，钢价仍会出现上一轮周期中熊途漫漫的格局。因此，经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中频炉产能的退出以及电炉产能占比的提高为钢价提供了更厚的“安全垫”，但由于产能边际下降的空间已经不大，需求的变化幅度仍是主导未来市场的关键。

　　（2）电炉利润区域差异明显，短期华东地区成本主导现货定价

　　根据上文的分析和数据显示，2018年起电炉钢产量在粗钢产量中的占比基本已经上升到10%左右。而到“十四五”期间，电炉产能占粗钢产能的比重预计将维持在15%以上。而伴随着电炉产能占比的提升，除非下游需求出现崩塌式的下行，电炉成本依然是为钢材尤其是建筑钢材进行定价的重要依据。不过，由于主要电炉产能集中的省份的废钢价格以及电力成本都存在差异，电炉的成本结构以及电炉成本怎样为钢材现货进行定价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根据Mysteel 统计的截至2019年年中的数据显示，全国电炉产能规模最大的省份依然是江苏，在全国电炉产能占比接近16%。其次，广东、湖北、福建、山东、河南、四川、广西的电炉产能占比也均超过5%。在电炉成本中，占比最高的为废钢成本。如果严格按废钢13%增值税、93%收得率以及平时段大工业电价来测算，废钢成本在江苏电炉成本中占比已经接近78%的水平。另外有7%的电力成本，两者基本占据85%的成本比例。因此，电炉的成本曲线基本由其所在地的废钢价格以及大工业电价决定。由于多数省份在峰-谷-平时段对应的电价存在差异，也会影响电炉成本曲线的构成。

　　以各省平时段的大工业电价来测算静态的电炉成本曲线，我们发现由于废钢和电力成本相对较高，华北、华东地区是电炉成本的最高成本区域。在电炉产能规模较大的省份中，河北、浙江、江苏、广东四省的电炉成本基本处于成本曲线的65分位以上。而中部地区的湖北、四川以及偏向于华南地区的福建省则位于成本区域的30分位以下，属于相对低成本的区域。

　　以2019年10月份为例，如果比较近期的螺纹钢(3375, 11.00, 0.33%)现货价格与静态的电炉成本，上海地区螺纹钢现货价格在多数情况下处于电炉成本65到70分位的区间。也就是说近期华东地区螺纹钢的现货价格基本对标在山东到江苏区域的独立电炉企业的盈亏平衡点附近。由于期货市场更为关注的华东地区螺纹钢现货价格对电炉成本相对较为敏感，加之华东、华南地区的电炉产能占比较高，这也是市场对这一区域电炉成本和盈亏情况更为关注的原因。

　　从利润的角度出发，以10月下旬各主要电炉生产省份用平时段电价测算的静态电炉成本以及螺纹钢现货价格来看，电炉利润按照区域基本分成三个主要的梯队。第一梯队即低利润区依然主要是华东以及华北地区省份。按10月21日的现货和成本测算，浙江、江苏和河北省电炉已经处于微亏的状态，这一部分产能接近全国电炉产能的30%。山东和河南地区紧随其后，目前处于小幅盈利状态。第二梯队主要是位于中部的安徽、四川、湖北以及华东地区的福建省。静态电炉利润还在200—300元/吨左右。第三梯队则主要包括华南、西南地区的广西、广东和云南。由于钢价较高以及电力成本相对偏低，这几个省份的电炉利润目前依然较为丰厚。

　　（3）电炉定价能力随需求变化，未来定价区域恐前移

　　在废钢供应和电价没有发生很大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电炉成本和利润结构的分布相对稳定。但如果从动态的视角来看，盈利电炉的比例则会在需求的不同阶段发生一定的变化。即不同阶段能够为现货定价的电炉成本区间也会存在很大的变化。从2012年至今，除了2016年四季度到2017年上半年由于中频炉大规模淘汰造成废钢资源流出外，废钢价格在多数时段内均高于铁水成本。也就是说，在多数时段，电炉钢都处于钢材的高边际成本区域。

　　不过，如果以螺纹钢现货价格和不同区域的电炉成本相比较，以及比较不同区域的电炉钢利润，我们也发现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电炉成本对于现货的支撑力度有比较大的差异。2012年以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12-2015年底，上海地区的螺纹钢现货价格基本处于我们测算的最低电炉成本和最高电炉成本之间。随着需求的下行，钢价更加贴近甚至部分时段低于最低电炉成本。如果从上文所述三个利润梯队的利润视角来看，多数省份的独立电炉基本处于持续的亏损状态。即便最高利润区域也无法保持完全的盈利。第二阶段，2016—2018年，由于需求的上行以及钢铁去产能和中频炉的淘汰退出，电炉钢利润逐渐恢复，从2017年开始，基本上处于所有区域都有盈利的状态。第三阶段，2019年以来，随着需求见顶风险的加大以及钢铁设备实际利用效率提升带来的供应增加，高成本区域开始逐渐出现亏损。尤其是2019年下半年，上海地区螺纹钢现货价格开始在华东地区电炉成本附近徘徊。我们测算8月以来，江苏平时段电炉利润多数处于-100—100元/吨区间内。由于以峰时段、平时段、谷时段测算的每段电炉利润之间的差距大致分别在100—150元/吨左右，即当前满足市场需求的供应规模大致处于江苏省电炉能够实现完全利润到江苏电炉仅用谷电价时段生产之间。而当前的需求水平尚不足以完全挤出江苏电炉钢的供应。因此从当前来看，江苏电炉成本依然是现货定价的重要锚定目标。尤其是现货一旦跌破谷时段电价对应的成本，价格往往会出现反弹。

　　虽然静态来看，当前江苏电炉成本是螺纹钢现货价格的重要支撑。但随着电炉产能的增加，若需求再度面临下行压力，电炉成本能否支撑钢价以及市场将以成本曲线的哪个区间来锚定钢材定价依然值得商榷。

　　首先，根据上文的测算，我们认为由于粗钢产能利用率下降至2012—2015周期水平的风险并不是很大。加之电炉产能的占比将达到15%左右，在需求没有出现大幅萎缩的情况下，电炉成本依然是市场对钢材定价锚定的重要目标。除非需求出现崩塌式的下行，钢材现货跌破最低电炉成本的可能性还不大。

　　但同时，展望未来，由于钢材需求以及电炉产能的变化，电炉成本曲线本身以及其对于钢价的支撑作用将出现几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在产能置换的过程中，电炉产能整体呈现净增加的格局。按照我们梳理的产能置换带来的2020年及以后的电炉产能变化，以目前静态的电炉成本来测算，成本曲线的中上部分均由于产能增加而出现后移。也就是说，如果2019年下半年，江苏省的电炉成本是螺纹钢现货定价的重要参考。那么即便需求平稳，电炉钢产量依然维持目前同等的水平，也可能出现江苏电炉完全亏损的情况。市场转而以山东电炉的盈亏情况作为衡量现货定价是否合理的标准。其次，随着需求的变化，电炉钢的盈利比重及能够释放的供应比例也将随之变化。从2019年的情况看，大致处于电炉全部实现盈利到70%电炉实现盈利的区间内。但是如果未来需求存在下行风险，对应盈利电炉比例也可能出现缩减，导致核心定价区域前移。第三，电炉钢的主要成本项废钢价格以及电价的变动也会造成成本曲线本身的向上和向下平移。如果需求较为稳定，成本曲线自身变动不大，现货价格仅在成本曲线上移动，那么钢价会相对稳定。若需求下滑速度较快，造成现货锚定的成本区域前移的同时，原料价格回落导致成本曲线下移，也不排除废钢与铁水价格优势出现转换的可能。

　　而从废钢自身来看，由于电炉产能的释放和长流程废钢添加量的增加，2019年废钢多数情况下处于供应偏紧的状态，钢厂的废钢库存处于低位。废钢价格全年相对坚挺，与螺纹钢之间的价差逐渐收窄。但目前螺废价差已经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废钢即便自身基本面偏强，由于供应较为分散，与钢厂相比缺乏议价优势，若需求下滑废钢价格也同样将随钢价下行。

　　总体来看，我们认为电炉成本依然是未来几年钢材现货定价的重要因素，不过需求变动的节奏也会也会决定着用来作为现货定价区域的参考。

　　投资建议

　　根据我们对供给侧改革以来钢铁行业产能规模、产能结构以及成本曲线变化的相关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当前及未来几年的钢材价格将带来几方面的影响：

　　（1）随着钢铁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以及产能置换带来的产能净下降，粗钢产能利用率再度回到“十二五”阶段低水平的可能性已经比较有限。不过，2019年基本已经达到了粗钢产能利用率的高点。由于未来几年粗钢产能基本稳定，加之设备利用效率的提升，若需求出现下行，钢价重心仍将逐渐回落。

　　（2）从结构上来看，长流程产能逐渐回落而电炉产能占比上升到15%以上。也意味着成本曲线上高成本区域的占比增加。如果需求没有大幅回落，电炉成本依然是为钢材现货定价的重要依据。

　　（3）结合2019年的钢材现货价格以及我们对成本曲线的描绘来看，随着供应的增加，钢价从能够基本让全行业电炉盈利逐渐回落到江苏地区电炉盈亏平衡附近。而伴随着电炉产能的增加，我们认为未来为钢材现货定价的成本区域前移的可能性很大。另外，即便废钢实际供给依然偏紧，但由于其自身缺乏定价能力，整体仍将跟随成材价格波动。废钢价格出现回落也将造成电炉成本曲线的整体下移。

　　（4）从期货价格角度来看，在需求仍处于上行阶段的情况下，期价高于最高电炉成本即市场预期需求上行能够维持所有电炉产能均有利润是合理的。但若需求趋势性下滑被市场逐渐证实，市场对于高供应的担忧会逐渐加大，减产预期将导致电炉高成本区域成为期货价格的上限。而若市场预期悲观，加之需求回落导致原料成本下移的预期增加，期货价格或将锚定在电炉成本和高炉成本之间，甚至靠近高炉成本。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大幅增加导致钢材利润再度趋势上行。需求大幅下行，电炉产能被大量挤出，成本出现坍塌。（作者单位：东证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