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 I+ A0 J: r) z! C' o; j# \1 j马克思发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18世纪末唯心主义思想在19世纪初主导着哲学思维,以至于人们将思考本身放在优先位置上,甚至连现实都可以通过智力推理来推断。但马克思拒绝认可他们的现实。讽刺的是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转变,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物质世界决定着所有的思考。正如马克思在他的信中所说的,“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 r6 g; k& r0 E! ~0 M*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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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神或“诸神”栖居于尘世,或者就住在众生之中的观点,在哲学上并不新鲜。但马克思的创新在于将唯心主义对神或其他一切神权的敬畏颠倒了过来。黑格尔止步于倡导理性的自由主义国家,但马克思更进了一步:既然诸神不再是神圣的,那么根本就没必要存在国家。 3 w$ P2 V V2 N) E$ v # B, ?4 u; c) V) }' w# f. n. Q& Y没有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标志,当然,这也定义了此后在20世纪出现的共产主义“国家”(多么讽刺)的混乱历史。我们从这些国家的灾难中仍能学到很多东西,但至少在哲学层面,它们的经历有多少借鉴意义是存疑的。 & n8 w( L! d8 s' a ' k7 t0 a2 g# y5 t8 J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马克思的智识遗产中的关键因子不是“哲学”,而是“批判”,或者如他在1843年所描述的,“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的各种势力发生冲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在1845年写道。1 f. j& f s: v" {6 {" q O2 P
4 _; I& E4 E- q$ r9 y7 E# O阶级剥削的运转中又加入了种族和性别压迫。像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和#MeToo(#我也是)这样的社会正义运动毫不掩饰地把目标对准我们这个时代的“永恒真理”,因而默默地从马克思那里获得了教益。像马克思那样,这些运动认识到,所有社会的统治观念都是统治阶级的观念,推翻这些观念是真正革命进步的根本。- z u5 H% h) E! Y
# V: Z W! i: \9 r# N: h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积极主动的咒语——为实现社会变革,必须首先改变自己。但是仅有开明或理性的思考是不够的,因为思维的范式已被男性特权和社会等级的结构所歪曲,甚至影响到我们使用的语言。要改变这些范式就需要改变社会的基础。( s. G# D' z# P# G( M8 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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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马克思的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 y( s. @* q! c4 |* q: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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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到一个个人价值最终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而不是由资本关系所决定的新社会,被证明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正如我所说,马克思并没有给出一个实现社会变革的通用配方。但他确实为这种变革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智识“酸性测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注定要继续引用他的话,并且试验他的想法,直到他努力希望实现的那种社会,以及如今我们当中愈来愈多的人所渴望的那种社会终于得到实现。8 \/ I" j! A: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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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Barker是韩国庆熙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著有《马克思的回归》(Marx Returns)。 * G3 T" n* x4 M$ r9 l0 T/ n" ]1 v% v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