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派
瑞典学派瑞典学派概述
瑞典学派（The Swedish School）又称北欧学派，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以斯德哥尔摩大学为主要阵地，故又称为斯哥尔摩学派。这个学派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战后又有很大发展。它不仅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而且对当代世界有重要影响。当然，它的主要影响是在北欧，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则基本上是学术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
[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
瑞典学派从它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理论渊源时期；30年代的形成时期；战后直到现在的发展时期。与此三个时期相应的代表人物也可划分为三代。瑞典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或先驱者，主要有纳特•魏克塞尔、古斯塔夫•••••卡塞尔、大卫•达维逊等；第二代主要有：谬尔达尔、林达尔、伦德贝尔、奥林等；第三代主要有：阿萨尔•林德伯克。
[瑞典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瑞典是北欧一个只有850多万人口，4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小国，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对外高度开放型的国家。瑞典学派就是植根于这样的国度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环境之中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它萌芽于20世纪初。当时正值资本主义已逐渐由自由阶段过渡到垄断统治阶段，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已日趋尖锐，以致爆发世界大战和严重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20年，便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周期性经济危机，随即又进入长期的慢性萧条。到1927年左右，经过短暂复苏后，1929年更爆发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史上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失业总数超过3,000万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即使在所谓经济高涨时期，失业人数也大量存在。与此同时，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小撮金融寡头利用其所控制的国家机器，日益加强了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借以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此情况下，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自动充分就业均衡论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在现实面前已渐趋破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便不得不在理论上另辟蹊径，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瑞典学派就是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需要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
瑞典学派的先驱者魏克塞尔在他1898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后修订为《国民经济学讲义》第二卷出版）一书中提出的所谓积累过程原理，乃为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魏克塞尔在该书中首先批评了旧的货币数量论，认为它是一些同实践很少有关系，有些方面简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理论，因而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在一个银行信用已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中，一般价格水平取决于银行提供的贷款条件或贷款利率。但这还不是决定价格水平的充分条件，因为价格上涨既可以与低利率或高利率并存，价格下跌也可以与低利率或高利率并存。他认为，确定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利息率，即市场利息率同自然利息率（natural rate in interest）之间的差异。魏克塞尔就企图从区分这两种利息率的差异出发来说明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积累过程原理，即宏观动态的均衡分析。
魏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是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在此以前的传统庸俗经济学是进行静态的均衡分析，而且把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截然分开。魏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则把经济的均衡分析开始动态化，并以利息率为纽带，将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建立起统一的货币经济理论，用以说明经济周期的波动。他的这种宏观动态均衡分析方法，便成为后来瑞典学派普遍沿用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同时由于他的积累过程理论是通过货币利息率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而不是通过货币数量的变动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因此，他在政策建议方面，也是企图借助于调整利息率，而不是借助于控制货币数量来克服经济周期的波动。这点显然对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魏克塞尔的经济理论，不仅为瑞典学派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凯恩斯主义的先驱。
瑞典学派的理论渊源除魏克塞尔的理论外，还有卡塞尔、达维逊的理论。后二人从不同方面对魏克塞尔的理论进行批评和补充而形成了瑞典学派的又一重要思想来源。当然，这两人的影响同魏克塞尔比起来还是属于次要的。
如果说魏克塞尔、卡塞尔、达维逊等是瑞典学派的奠基者，那么，瑞典学派的形成则应归功于30年代的谬尔达尔、林达尔、伦德贝格和奥林等人，而主要是谬尔达尔。标志着这一学派形成的主要著作有：①谬尔达尔在1927年出版的《价格形成问题与变动因素》。此书在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加进了预期（expectation）因素，强调企业家对未来的主观预期及不确定和风险等因素在价格形成理论中的重要作用。②谬尔达尔在1939年出版的《货币均衡论》。此书把一些经济变量区分为事前估计（ex-ante）与事后估计（ex-post）两种，进行动态分析。③林达尔在1929年出版的《货币政策的目的和方法》。此书企图建立动态分析的期间分析，以代替静态均衡分析。④林达尔在1939年出版的《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作者试图对预期因素进行分析，建立一个一般动态理论体系。⑤伦德贝格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作者采用过程分析或序列分析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和增长。⑥瑞典政府失业调查委员会于1933-1935年发表的《失业委员会最后报告书》。参加该委员会最后撰写的瑞典学派经济学家有谬尔达尔、奥林、哈马舍尔德、阿克曼等。他们采用瑞典学派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得出了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来消除失业的结论。
60年代以后，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德伯克。他所著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1971年）、《瑞典经济政策》（1974年）两书，在全面评述激进派经济学的理论观点的同时，系统地总结了瑞典近百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政策，既保持了瑞典学派原来的传统，又加强了瑞典学派理论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瑞典学派的特点]
前面说明，瑞典学派是在本世纪20-3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矛盾已十分尖锐并爆发空前严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框架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与新古典学派比较起来具有如下特点：
（1）首创了“一分法”的经济分析方法。新古典学派信从萨伊定律和旧货币数量论，把货币的变动与经济的变动视为互不相干的两回事，瑞典学派则最先把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货币经济论。
（2）倡导动态经济学，企图用以修补静态经济理论的缺陷，而他们的所谓动态经济学，则是与他们的货币经济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称为货币均衡论。
（3）为了完成动态经济的分析，在经济分析的方法和工具方面，编造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术语和经济范畴。倡导把一些经济变量如资本价值、所得、投资、储蓄、成本等区分为事前、事后两种数值。主张用所谓期间分析或称过程分析、序列分析来阐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变化过程。
（4）把预期纳入经济分析之中，强调预期在经济运行中“决定性”作用。
（5）着重纯理论的研究，并从经济理论引伸出政策建议，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员大都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工作。因此，瑞典学派的理论对瑞典经济政策有重要知道作用；而在其纯理论的研究方面，如其对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国家干预思想的影响就比较明显。
（6）注重国际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瑞典是一个高度开放型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很深的国家。瑞典学派经济学家们从国情出发，自然对国际经济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比较注重，并取得了相当成果。其中有些理论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国际贸易理论等。
[对瑞典学派的评议]
瑞典学派从它的先驱者纳特•魏克塞尔的经济学产生算起，至今约有100年，即使从标志着它形成的谬尔达尔1927年出版的《价格形成问题与变动因素》一书算起，也有近70年的历史。这个学派与其他一些当代资产阶级学派比较起来，不仅时间较长，而且在理论的许多方面也具有领先的或特殊的地位。这主要是指它表现在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等方面的特点。下面，将对这些理论扼要地予以评价。
（1） 对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评价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有魏克塞尔提出的积累过程原理奠定了基础，而后又由林达尔、谬尔达尔等人予以修补而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它不仅率先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而对宏观经济进行了分析，而且它所提出的某些动态经济分析的方法，至今也还颇具特色的。
魏克塞尔的积累过程理论，实际是对宏观经济进行动态分析的货币均衡理论。它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而建立起来的。应当肯定，他对旧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虽不完善甚至还有缺点，但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具有储藏手段的职能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他批评旧货币数量论没有把货币数量的变动与经济的变动结合起来，而把货币视为覆盖于实物经济上的一块“面纱”，是十分中肯的。这种“面纱”论，实际是否定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从而相应地提出了崭新的把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一分法”。很明显，魏克塞尔的这个新的“一分法”，对后来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学派的货币经济理论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以致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魏克塞尔这个“一分法”“无论对前期的凯恩斯的经济思想还是对后期的凯恩斯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了影响。”
魏克塞尔还创造性地把利息率区分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并把二者的差异视作价格和经济积累性变动的原因，从而把货币的变动与经济的变动结合起来，创立了货币经济论。他的这个货币经济论既是后来凯恩斯货币经济论之启蒙，同时又与凯恩斯的以有效需求论为基础的货币经济论相区别。此外，他的自然利息率的概念，不仅影响了后来货币学派的自然失业率概念的产生，而且对凯恩斯在他《货币论》中所提出的自然利息率概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是凯恩斯自己也承认的。凯恩斯说：我的“所谓自然利率，乃是使一时期中储蓄量……与投资量保持相等之利率。当时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利率；又相信这个概念，一方面是魏克塞尔之‘自然利率’概念之演变，另一方面把他的概念明朗化。”尽管凯恩斯在后来对自然利率的概念已不那么看重为“唯一的利率”，而且又用所谓“中立利率”的概念来代替，但这已足够证明，魏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有多么大的影响。
当然，应当看到，魏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本身并不完善，甚至还存在矛盾和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他的积累原理是以充分就业假定为前提的，因此，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差别只引起价格积累的变动，而不致引起总的产量就业水平的波动。这一缺陷后来林达尔也提出了批评，并予以修正，即把原来的充分就业假定改变为非充分就业假定。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过程就不仅表现为价格的积累变动，同时也表现为产量就业量的积累变动，从而是货币与经济相结合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在完善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在20-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们在对魏克塞尔积累过程原理提出批评和修正的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宏观动态经济分析的方法，创造了时点、时期分析，事前、事后分析，序列分析和过程分析等等的新概念。我们认为，这些新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在经济分析中都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并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了起来，从而是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更臻于完善。
至于瑞典学派从自己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中所引伸出来的政策含义，我们认为也有可取之处。因为按照该理论，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由于两种利息率之差异会经常存在，以致经济波动就不可避免。因此，为了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国家干预就是必要的。我们认为，这种对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政策的否定的观点，是符合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因而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借鉴意义。只是他们把国家干预的重点放到调节两种利息率的差异使之趋于一致上，相应地片面重视货币金融政策，而忽视财政政策的作用，在实践上却未必能真正解决经济稳定问题。二次大战后，瑞典经济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战后瑞典政府在实际上是重视财政政策胜于货币政策，甚至有时还加强了行政的经济管制手段。
（2） 对国际经济理论的评议
瑞典学派从瑞典作为北欧一个经济发达的开放型国家的国情出发，十分重视对国际经济理论的研究。其中在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有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奥林的以要素禀赋论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及谬尔达尔、奥林的国际金融资本理论等等。
①卡塞尔购买力平价论
卡塞尔在1922年出版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和外汇》一书中，以较成熟的形式提出了汇率如何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这种理论认为，两国货币之所以嫩能够够能够互相兑换，是因为它们各自在国内具有购买力，因而两国货币的汇率应该等于这两国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大小之比。由于一国货币购买力的大小与该国通货膨胀率和物价的变动有关，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汇率将随通货膨胀率与物价的变动而变动。所以，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论，实际是关于如何决定浮动汇率的理论，而非固定汇率的决定理论。
我们认为，购买力平价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首先，它是换算各国有关经济指标的一个较好的工具，即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来换算各国有关同一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等等），可以避免按现行国际市场的实际汇率来换算对实际经济水平的歪曲。因为一国经济水平的高低，归根结底是以该国所拥有的实物产量的多少来决定的。当以货币购买力平价为基础所换算出来的某一经济总量指标，自然就能较好地反映一国所拥有的经济实物量的多少。而现行的市场实际汇率，由于要受一国货币在国际市场撒谎能够供求关系和外贸商品、劳务的价格波动与偏离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与以购买力平价来决定的汇率往往有忽高忽低的差异，以致会扭曲各国的实际经济水平。所以在比较各国经济水平时，用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来换算比用实际汇率来换算更为科学、可靠。
其次，它可以作为国家衡量和调节一国货币的现行实际汇率的重要尺度和依据。因为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既然反映了两国货币的购买力水平，实际便确定了两国货币的均衡汇率，现行的市场实际汇率乃是以此均衡汇率为中心而上下波动的，因此，以购买力平价汇率为尺度去与现行实际汇率进行比较，便可发现后者偏离正常均衡汇率的程度，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但是，购买力平价论却存在局限性，主要是它在现实操作上较为困难，实用性有限。购买力平价的汇率，可以有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两种形式。就绝对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而言，由于它是以两国货币在同一时期各自在国内购买力水平之比来决定的，因而要受两国物价水平的影响，然而这所谓物价水平，究竟是以什么物价为依据，是以批发价为依据呢，还是以零售价为依据？等等，就是难以确定的问题；就相对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而言，由于它是以某一基期的汇率为依据而计算出来的报告期的汇率，应选择哪一个时点为基期来计算基期汇率就难以确定。如果基期选择不当，则会对当前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的确定发生系统的偏差。
正由于购买力平价论存在以上局限，所以，在国际金融史上对这种理论的实践之成败就无一定之规，有的取得较好效果，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当前西方经济学家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来核算我国GDP的美元熟数值，结果使我国GDP的美元数值大大高于现行按市场汇率来换算的美元数值（如我国在1990、1991、1992年以人民币来计算的GDP分别为17,400亿元、19,580亿元、23,938亿元。按当时官方汇率1美元换5.2元人民币折算，分别为3,346亿美元、3,765亿美元、4,603.5亿美元。但若按西方购买力平价1美元换1元人民币折算，则分别为17,400亿美元、19,580亿美元、23,938亿美元，高出按现行市场汇率来核算的美元数值4倍多）。进而企图把我国列入经济发达国家之列。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因而这也证明购买力平价论有其局限性。
②奥林要素禀赋论
要素禀赋论是泊尔蒂尔•奥林沿袭赫克歇尔思想而于1933年出版的《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提出来的，用以说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流向的一种国际贸易纯理论。因此，又称为赫克歇尔——奥林模型，或H—O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两国之所以产生贸易关系，是由于各自拥有的各种要素比例不同，以及产品生产所使用的要素结构的差异所引起的。这就是说，一国拥有某种相对较丰富的要素去生产该种要素密集型的产品，其价格自然就比较便宜。于是该国生产这种具有相对价格优势的产品出口，国际贸易就会发生，贸易的流向就是由生产某种产品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出口到生产该种产品具有相对劣势的国家。例如，美、日、德拥有的劳动资源相对丰富，就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于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由美、日、德发达国家流向印度、埃及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则由印度、埃及发展中国家流向美、日、德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就是这样发生和进行的。
我们认为，奥林的这种要素禀赋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在承袭李嘉图以来比较成本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修补而建立起来的。它在要素成本差异的分析上，以及把约翰•穆勒供求价格论扩大到国内外一切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决定的范围，都表明在国际贸易理论史上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这种贸易理论还认为，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从而各国要素价格的差异，通过彼此的产品贸易，便有缩小和均等化的趋势。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一定辨证意义的。此外，奥林的要素禀赋在开创现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之先河的历史意义方面，也应予以足够的估计。
然而奥林的这种国际贸易理论，是以一系列国内、国外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的假定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因而是适应国际自由贸易要求的一种国际贸易理论。但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的国际自由贸易并不存在，特别是在战后，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还有加强之势。因此，它的适用性就要大打折扣。而且它对要素禀赋差异的分析，只看到各国所拥有的要素量的差异，而忽视了要素质的差异，也是片面的。例如对劳动要素，只看到各国拥有的劳动相对数量的差别，没有看到各国劳动资源在素质上的差异。所谓里昂惕夫之迷，实际就是由于这种片面性的，脱离实际的假定前提而产生的。以致后来的经济学家企图用所谓人力技能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予以弥补。这些后来者的“弥补”工夫也并不高明，甚至更进一步滑进了庸俗的泥坑。因为人力资本理论把劳动者的技能视为固定资本，那岂不等于说劳动者也成了拥有资本的资本家！很明显，这是一种混淆劳资界限的庸俗观点。
奥林要素禀赋论最根本的缺陷，还在于它是在以供求价格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这一点上说，它比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还倒退了一步。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在比较成本学说上，他也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即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于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以致两国生产同一种产品所付出的以劳动量来计算的成本有差异，于是，两国便各自生产比较成本较低的产品出口。而要素禀赋论由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便把劳动、资本、土地同样地视为构成产品成本的基础，认为各个要素的成本大小应以其稀缺程度而定，即由庸俗的供求关系决定。实际也是用庸俗的生产要素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承认资本、土地也创造价值，从而掩盖了利润、地租的剥削实质。
③魏克塞尔的国际金融政策
魏克塞尔在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内容进行分析之后又提出了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种种方法，诸如将外国的超额债权作短期或长期的延长、输出黄金、提高银行利息率等等。但所有这些办法都有一定局限性，甚至还产生消极的副作用，因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的主张。他主张国际货币制度应在各国实行自己的纸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纸币不能在国际间流通，黄金又不宜用作货币在国际间流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两国间出现收支不平衡时又用什么来支付呢？
魏克塞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两国收支不平衡问题，可以通过两国中央银行协调利率政策来加以解决。既可以由出现顺差的一方降低利率来解决，也可以有出现逆差的一方提高利率来解决，或者双方同时变动利率，双管齐下，直到实现收支平衡为止。
我们认为，魏克塞尔的这种各国协调利率的国际金融政策是以各国利益一致为基础而采取联合行动为前提的。但若这个前提不存在，这种政策就会落空，而且单靠变动利率来平衡国际收支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这种政策的可靠性是大可怀疑的。
④奥林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奥林在创造地提出他的要素禀赋论的同时，还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国际金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他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特点是以国际货币体系的转移为条件，把国际资本的转移与国际购买力的转移和市场的变化结合起来，从而突破了古典学派认为贷款国必须降价提供自己的产品以诱使借款国购买更多的本国产品，以便形成与资本输出相适应的出超格局的传统观点。
奥林认为，随着国际资本由B国向A国转移，国际购买力便由B国向A国转移，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需求方向，也由B国向A国转移，使A国产生贸易入超，B国产生贸易出超。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向A国转移，A国的产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便呈上升趋势，因而资本输出国B，根本没有必要降价出口商品，以扩大国外市场，就像古典学派所认为的那样。
我们认为，奥林的这种看法是比较可信的。如我国利用外资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当外资向我国直接投资开办“三资”企业时，一般都伴随着产品输出到我国，而其产品价格并不因此而降低，甚至往往还利用中方急需投资国的新技术的迫切心情和不熟悉国际行情的弱点，人为地抬价出口其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等。其中更不用说有的用以次顶好、以旧充新的欺骗手法来高价出口其技术设备了。
在对资本输出国A的购买力增长的分析上，奥林还区分了由资本输入国直接引起的“原始”购买力增长，或称第一级信用效果，以及由资本输入间接引起的购买力增长，他称为第二级、第三级信用效果。我们认为，奥林的这些分析是新颖的，也是比较深刻的。
总之，奥林在30年代初对国际资本流动分析中的一些观点是有新意的，有的至今也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尽管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在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研究上又有不少进展，但奥林的研究成果，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3） 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评议
瑞典学派在提出自己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同时，还提出了包括政治与经济在内所谓瑞典模式或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这个瑞典模式要求在政治上实行阶级调和，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在分配上实行收入均等化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伦德贝格指出，所谓瑞典模式，一方面是指劳资双方通过“自由谈判”来确定合理工资，避免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又要运用政府政策来实现所谓高度就业，均等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我们即对这瑞典模式作一分析评价。
①社会民主主义秩序
瑞典学派认为，瑞典模式在政治上的显著特征是工人和雇主（资本家）都处于平等地位，各自都有自己的阶级组织：总工会和雇主协会，国家是超阶级的，因而居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有关工资和其他劳资纠纷问题，由雇主协会与工会双方自由谈判，协商解决；协议不成，则由超阶级国家政府出面谈判。这样，全社会依靠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三大权力中心相互协调、相互制衡，就可以维护阶级合作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正常秩序。
其实，在雇佣劳动制度下，雇主与工人之间在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始终存在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政治上的平等。即使代表两大阶级的组织雇主协会与工会在某些问题上相互谈判协商一致，实现了所谓的平等，实际也只是维持了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平等”，而不是真正雇主与工人都同样成了企业和社会主人的平等。至于说瑞典的国家是“超阶级”的国家，并不符合实际。列宁指出，自有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斗争工具。在瑞典明显地存在资产阶级统治情况下的国家，就必然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利益为己任的国家，绝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否则，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就早已不复存在。所以，瑞典学派所标榜的超阶级的、平等的社会民主秩序，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实质之遁词而已。
当然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在瑞典，由于工人的工会组织历史悠久，力量强大，特别是由于拥有于工会联系密切、并因而以工会作为自己强大后盾和社会基础的社会民主党，自1932年以来长期执政的特殊条件下，在劳资谈判中，在政府推行的政策上，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较多照顾，使工人享受较多的“民主”，这是瑞典的特色。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瑞典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也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受统治和剥削的地位。
②混合经济论
混合经济制度是瑞典模式的经济基础和重要内容。瑞典学派从它的先驱者魏克塞尔开始，就对此十分赞赏并予以理论说明，而以林德伯克的研究最为充分和深入。林德伯克把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划分为三种模式进行分析比较之后认为，最理想的经济模式乃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混合经济制度，即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他认为，这种混合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在私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部分国有化。因为在他看来，私有制是刺激企业主动性、创造性和克服官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而所谓部分国有化，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某些生产公共产品和公共劳务的基础设施，如铁路、邮电等实行国有化，二是收入和消费国有化，即通过累进税制将一部分国民收入纳入国家预算，作为社会保险和供应集体消费的基金。如本书第七章第一节所指出的，瑞典的经济就是这样的混合经济。以1981年的GDP的构成为例，私人经济成份与公共经济成份的比例为64.62∶35.37。
瑞典学派认为，瑞典的这种混合经济制度，即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其实，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是由其占主体和统治地位的经济性质来决定的，既然混合经济制度中的主要经济成份和基础部分是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则无疑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即使其中国有的或公共的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也不能改变这一基本性质，因国有经济性质的本身是由国家的性质来决定的。如果国家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的，即政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么生产资料转归国家或公共占有，同仍旧归个别资本家占有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时比归个别资本家占有对资本家更为有利。因为由国家占有的主要是那些投资大、周期长、效益低甚至亏损的铁路、邮电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部门。这些部门由国家占有和经营，实质上是由国家用财政补贴通过经营的企业想资本家提供廉价的服务，让他们更好地去赚取丰厚的利润。明确地说，就是国家通过财政手段把从人民大众手中收取的税款转让给私人资本家。所以，瑞典混合经济中有较大比重的国有经济的事实，丝毫不能否定其资本主义性质，更不能否定其资本主义性质，更不能说它是社会主义成份。而宁可说，由于资产阶级国有化企业的实质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因此，瑞典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特别发达。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瑞典实行混合经济制度，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尽管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瑞典病”，但在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使经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首先是实现了充分就业，在90年代以前，在战后的几十年间，平均失业率一般保持在2%左右，用西方经济学界4%的临界点为标准，这无疑属于充分就业状态；其次是经济出现可稳步增长，在70年代以前按人口计算的国民收入一直在世界各国中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国际收支平衡。这些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会发展，并在目前阶段还有一定的生命力。
③收入均等化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周密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瑞典模式的特点，使得瑞典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瑞典学派正是企图以实行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周密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收入均等化的理想，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自有社会民主主义”。
首先应当肯定，瑞典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对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是有利的。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广大职工生、老、病、死和失业等等的后顾之忧，从而有利于安居乐业，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它的某些具体措施如医疗保险和养老设施与服务等等，对我国当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也不无参考意义。
但是，必须明确，瑞典的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绝不是由于瑞典资产阶级的心地特别善良，而是由于瑞典有社会民主主义很深的传统，工会组织的力量比较强大；同时也与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有关。社会民主党是以工会为自己的强大后盾和社会基础的，当然要较多地反映工人群众的利益，但他们又迷信经济斗争与和平过渡，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很自然地就乐意推行收入均等化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他们看来，实行这种社会福利制度，似乎就可以使资本主义逐渐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
同时还应看到，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和平转变的政策纲领，与瑞典学派在思想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瑞典学派宣扬瑞典模式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真正用意，在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就是与社会民主党人合拍的。林德泊克说：“看来没有许多证据可以说明内战不如各国间的战争那样残酷。我深为同意那些对内战的好处抱怀疑态度的人的看法，他们还能指出这样一种风险，即通过暴力的角逐来选择政治领袖也许不是很好的。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而产生的领袖，难道不是常常可能既专政又残暴吗？事实上，革命只不过意味着换一批压迫者。这种可能性几乎不缺少历史的例证。”林德伯格在这里说的“抱怀疑态度的人”，就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在瑞典正是由于处于执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与经济理论界的瑞典学派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有共性，而且都认为实行收入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制度是避免这一问题的法宝（尽管二者的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于是他们彼此在政策实践与思想舆论上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便有力地推动了瑞典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实施。
那么，瑞典依靠实行周密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否果真能书县收入均等化和逐渐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呢？我们认为，历史的事实已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我们不否认，瑞典的收入分配状况在所谓瑞典模式的社会福利政策下，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贫富悬殊的程度要小一些，但却并没有根本消除，而实现了所谓收入均等化的要求。何况这种有限的缓解贫富悬殊矛盾的“成效”之取得，还是以高昂的代价——严重的“瑞典病”换来的。因为高福利是以高税收为前提的，同时还必须带来高赤字、高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会形成过度的消费削弱了资本积累，浪费了资源，并将严重抑制社会劳动潜力的充分发挥。而这一切的最后综合结果就是生产增长率下降，甚至绝对下降。原来，瑞典在战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生产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但在60-70年代以后，随着高福利、高税收政策推行，生产增长速度便逐渐下滑，进入90年代更进一步恶化。1990年工业产值下降了2.8%。整个国民经济只较上年增长0.3%，到1991年还出现了GDP第一次绝对下降1.1%，国际收支平衡逆差高达334亿克朗之多的严重局面。
在7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滑坡，失业人数也在逐渐增加，进入90年代，失业率更居高不下，90年代以前平均失业率一般保持在2%左右，1991-1994年间却从2%猛增到8%。在职工人借故病假缺勤怠工的现象也普遍而严重。联合国1989年曾做过一项调查，全世界瑞典人的健康最好，但同时瑞典人在西欧国家中却是请“病假”最多的。
严重的“瑞典病”实际是给瑞典长期推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沉重打击，因而必然要引起政治上的剧烈变动。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民主当政府与以保守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在70年代以来的两次更替上。
第一次是1976年10月，在瑞典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迅速增长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政府在连续执政44年之后，被中央党、人民党和保守党为首的联合政府所取代。但后者执政6年，也并未使瑞典经济好转，以致1982年9月，社会民主党在竞选中获胜再次重新执政。
第二次是1991年9月，当瑞典经济急剧恶化，GDP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绝对下降1.1%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在竞选中又失败下台，由以保守党为首的联合政府所替代。保守党联合政府上台后，棉队严重的经济衰退，不得不改变“瑞典模式”，压低税收，紧缩福利。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将原来最高税率可达72%的阶梯状改为两个档次。1993年以年收入19.06万克朗为界，以下者税率为31%，超出部分最高边际税率不超过51%；企业所得税率从48%降到30%。在减税的同时，又缩紧福利开支，即在实现有效的基本保障的基础上，让个人也承担一定的责任；取消不少国家补贴的福利待遇，使无竞争力的企业倒闭；打破过去政府的垄断，逐步建立起多渠道办福利的竞争机制。然而，由于传统的瑞典模式已深入人心，保守党为首的联合政府3年来的改革，不仅没有使瑞典经济有所好转，反而使失业率直线上升，而且GNP下降6%，财政赤字高达1,900亿克朗，国家负债1.1万亿克朗，约占GDP的80%。这对瑞典这样一个小国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以致保守党政府在1994年大选中失利，再次由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
“瑞典病”的出现和瑞典政局变动的事实生动地说明，瑞典模式并不是一个理想模式，妄图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谓“混合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依靠高税收、高福利政策来解决贫富悬殊，实现收入均等化的理想，进而实现由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在于分配的条件是由生产条件决定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特征，即使人为地通过税收和个人转移支付的政策予以调节，最多也只能缓解其悬殊的程度，而不能根本消除。当人们采取税收和福利政策予以调节时，必然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国家累进的税率不能无限地提高，过高会影响资源供给的积极性，甚至会出现资金外流，人才外流，不利于国内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对低收入者的补助也不能无限增多，过多会形成社会“大锅饭”，抑制劳动潜力的充分发挥。所谓瑞典病，实际就是瑞典模式受到这两方面限制的最明显的表现。在长期推行瑞典模式的情况下，一旦要加以改革，也是很困难的。这就是保守党政府1994年再次下台的真正原因。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瑞典学派所宣扬的“瑞典模式”，时至今日，已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境。历史的规律已向人们昭示，资本主义之最后唯一的选择，就是走“剥削者就要被剥削”的社会主义道路。除此之外，无论是瑞典模式，还是其他国家任何这样模式、那样模式，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我们研究瑞典学派所的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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