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学派
西方经济学思潮历来就有激进派、正统派和保守派的区分，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派别。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斗争和转化，推动了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正统经济学（辅之以保守派经济学）构成的主流经济学的主体。而激进经济学包含着正统经济学的否定因素、变革因素，以及新经济学的萌芽因素、肯定因素，因而往往构成为新旧西方经济学相互转化的过渡点或枢纽点。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又称持异见经济学，从广泛意义上讲，是一种批判正统经济学的具有激进色彩的经济思潮的总称。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批判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力图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厮主流经济学这种传统的或正统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以及极力主张改造先行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思潮由来已久。美国坦普尔大学的阿佩尔鲍姆把斯密等划入他们那个时代的持异见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麦克法莱恩则把18、19世纪批判正统经济学的凡勃伦等人视为西方早期激进经济学家。大量西方经济学文献说明：激进政治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的对立和转化是经济学说史上带规律性的现象。激进政治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把凯恩斯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斯拉法主义或新李嘉图主义、马克思经济学都囊括在内。理由在于：他们都以“左”的姿态批判正统经济学，揭露现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和不良现象。持这种观点的有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谢尔曼和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马尔科姆.索耶。狭义的当代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专指产生于60年代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批判正统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潮。这一学派直接继承“老左派”的思想传统，西方大多数经济学文献认为这种激进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并无根本性区别，因此往往称之为“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激进的社会主义”。“新左派运动”是狭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产生的直接根源。这一学派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60年代）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成员在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并不一致，中经70、80年代的冷遇期之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出现在度复兴的迹象，逐渐趋于成熟。并在对正统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逐渐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学说体系。激进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它在美、法、英、比利时、西德、日本等国都有其代表人物、刊物、学派或组织。西方经济学普遍认为对激进政治经济学下定义并非易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1987年）中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辞条则强调：“激进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十分广泛和形式多样的流派，它既没有形成前后一致的理论框架，也不存在一致赞同的合法的框架。然而，激进政治经济学突出了有关阶级问题这一独特的研究课题。对于从经济学史到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问题，都从劳动和资本关系这一角度进行了重新构造。在这一过程中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承认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但同时，他们又用现代的激进世界观，重构了马克思主义”。西方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乃致庞杂，但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也有一定的侧重点。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早期阶段,着重研究的领域有社会结构变迁、中央集权计划、政治和私人经济权利的关系、收入和财务分配以及决策民主化等五个领域。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已发展成为有某种一致性的团体，其研究范围、主题或理论取向有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激进学派全面系统地批判正统经济学，拓宽了研究领域。第二个变化是明显现露出“重新研究”、“重新思考”、“重新塑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独立倾向。他们中间一些人强调其与流行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的”、“传统的”或“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歧和对立。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思考或重构，以及对所谓“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其中含有某些有价值的思想材料（诸如重视市场作用），但是在许多方面（诸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唯物史观）背离或曲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80年代至9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取向又有了新的变化，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争论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内部仍然普遍，而价值和分配理论、剥削、帝国主义、种族和性别歧视等等。仍然是最有争议的研究领域。此外，还有马克思的理论遗产问题、积累和危机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其中还包括一个中心——外围理论）。其次，用以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的探讨和论战，格外引人注目。
一般而言，广义的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特征是对正统派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当然这并不否认其中绝大多数激进政治经济学者是改良主义者，并从正统派经济理论中吸取营养。狭义政治经济学或“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除具备上述特征之外，其成员大多以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自居，并且还力图主张以社会主义、公产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西方各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概况：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正式打出“激进”旗号，是1969年在美国成立“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当时，在美国各大城市爆发的黑人抗暴斗争，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和美国大学中兴起的进步运动，促使美国部分人民的思想趋向革命化。于是，在美国西部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为基地，不少具有激进思想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等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组织，其宗旨是“研究发展和应用激进政治经济学，作为美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联盟迄今还定期出版《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年代，联盟有成员2000多人。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
1. 斯威齐、巴兰
斯威齐和巴兰是美国“老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奠基者，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
保罗.斯威齐（1910——）的成名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斯威齐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世界上迄今尚未出现过一本用英语撰写的合理地综合的分析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而这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本书对战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崛起起过重要作用。
宝罗.巴兰（1910——1964）的成名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经济剩余理论。他还是西方第一个从事当代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此外，斯威齐和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1966年）也是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先驱者的代表作。
2． 马格多夫
“老左派”马格多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8年）以及他和斯威齐共同撰写的《日益加深的美国资本主义危机》（1977年）等著述是《垄断资本》一书的重要补充。
3．马克.林德
他是美国年轻一代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他的《反萨谬尔森论》是70年代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体系的第一次切中要害的认真而有力的挑战。
4．宝罗.阿特韦尔
他的《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1984年）8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作，他对60年代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及其著作发展了系统的论述，实际上是一部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说史著作。
5.谢尔曼
他是美国著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代表性著作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被视为美国激进学派的主要教科书之一。
三．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特点是受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作为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它的特征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但是，从总体或性质上看，号称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制度主义，是在激进的幌子下兜售改良主义的货色。
1970年成立于英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是英国最大的激进派机构，它拥有自己的专门杂志《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通讯》（1977年更名为《资本和阶级》（季刊））。另一家激进杂志是《新左派评论》，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资本和阶级》编辑部以及《新左派评论》编辑部发起召开的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会引起了英国、美国、比利时、日本等国的一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且结集出版了《价值问题的论战》。
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
多布（1900－1976年）和米克（1917－1978年）是老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精神领袖。多布是20世纪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西方复兴的最主要的代表，其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米克（1917－1978年）是5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西方发展处于低潮时期的最主要的代表，其代表作是《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米克和多布虽然批评琼.罗宾逊（凯恩斯主义者中力图主张沟通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第一人）反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却赞同罗宾逊的“沟通沦”，这表明他们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另外两个代表人物是霍奇森和索耶，霍奇森1982年撰写的具有斯拉法马克思色彩的《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是80年代初期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阐述其基础经济理论发面的代表作，索耶1989年撰写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介绍新古典经济学的取代者》是80年代末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阐释其理论体系的主要教科书之一，而且还是构筑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次尝试。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新剑桥学派的影响，另一个特点是深受英国“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
20世纪年代以来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产生于70十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其诞生地在西欧大陆国家，两者都很少涉及经济领域，直到70年末80年代初才在改革的旗号下开始注重政治经济学，他们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于帝国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主义模式等理论，这是西欧大陆国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重要特征。其最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是由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提出著名的长波理论。
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侧重于马克思经典著作及其基本理论，这是其重要特征。这一现象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第一，从历史上看日本是最早传播马克思经济学的亚洲国家；其次，他们在长达10年（始于1927年）的关于日本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形成了讲座派（后分化出结构改革派）和劳务派（后分化出实践经济学派）；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日本高校普及程度超过欧美国家，《资本论》始终列为日本高校的必修课程。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河上肇、都留重人、宇野弘藏等。
欧美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批判西方传统的发展理论，侧重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形成了激进主义发展理论及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有创始人即“老左派”巴兰，以及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等等，他们提出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发展理论，但有其共同的特征：
（1） 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
（2） 对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采取批判立场。
（3） 认为应把不发达问题置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加以考察。
（4） 提出激进的政策主张：或者把整个世界改造成为国际社会主义体系，这需要通过革命；或者执行和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脱钩”的集体自力更生的政策；或者外围国家自主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本国技术，订立国际商品协定，最大限度减少外围对中心的依附关系等等。
激进政治经济学迄今尚未形成一致赞同的理论体系、方法论框架、政策主张或社会模式。我们在这里只能就他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及其理论或政策分歧进行考察和剖析。
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
1．贫困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有人力资本论、双元劳动市场论和产业分割论三种理论。
人力资本论是由正统经济学派提出的从所谓“平等的”工资决定机制角度来解释贫困的不平等的，在加里.贝克尔和莱斯特.瑟罗等人看来，人力资本（个人的技能和知识）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双元劳动市场论的代表人物迈克尔.赖克等认为现实的劳动市场是有限流动及不完全的。他们把正统派的自由流动市场分割为两大市场，并进一步发展成三大市场模型，并提出与这三种市场模型相对应的三大阶层“亚文化”形式。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制度主义者）以此击碎了人力资本论赖以成立的一系列假设，把贫困的根源引向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产业分割论是代表人物兰德尔.霍德森等对人力资本模型和双元劳动市场模型作了对比研究，进而详尽分析了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形成产业分割局面的阻碍因素，即流动性的个体阻碍、产业阻碍、社会阻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探讨了贫困的三个制度性决定因素：社会结构、劳动市场和政府，并且认为贫困是这三个制度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激进派的贫困理论不仅批判了正统派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所谓加强劳动的自由流动会消除贫困的观点，同时还强调要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或调整阶级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的“等级分化”情况，他们的贫困理论虽然有很多缺陷，但在许多方面却击中了正统派贫困理论的要害。
2．歧视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有巴巴拉.德卡德的《妇女运动》等，激进者着重批判主流经济学家在歧视问题上所持的竞争将结束种族歧视的辩护理论，进而分析了导致歧视的原因是：一是社会反复灌输，二是由于歧视在支持维持现状（资本主义剥削）方面起重要作用。
3．异化问题
以谢尔曼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著作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三种表现：工人为其产品所支配、工人与他们的生产活动分开、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他们预言一个异化的社会不是稳定的社会，强调异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
4．浪费和污染问题
在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马修.伊德尔的《经济和环境》等，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源和环境污染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主张消除污染和保护资源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利润制度，代之以一种社会拥有和指导的制度，不要把经济增长视为唯一的甚至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的目标。
5．经济滞胀问题
谢尔曼认为滞胀的根本原因是垄断企业利润下降，大卫.科兹也将滞胀形成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力量的加强。谢尔曼在他1976年出的《停滞膨胀：激进派的事业和通货膨胀理论》中明确宣称：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制度。
二、 于价值论和分配论的大论战：
经济学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激进学派及其内部各学派之间长期争论不已的焦点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价值——分配理论。关于价值问题的大论战在20世纪70、80年代最为激烈，70年代初的价值大论战是正统派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挑起的，其导火线就是他在《经济学文献杂志》（1971年6月号）上发表的题为《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型问题的概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论战，则主要围绕新斯拉法主义（代表作是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和新李嘉图主义（代表作是斯蒂德曼的《依照斯拉法来看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而展开的。70、80年代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的争论是以往争论的继续，正统学派坚决否认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学派坚持劳动论、激进派内部对于价值理论没有一致的看法，他们之间的大论战构成激进政治经济学史上重要的一章。
关于转形问题的大论战，实质上是价值论战的延伸，庞巴维克是挑起价值转形论战的始作俑者，其观点集中反映在《卡尔.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年）一书中。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争论则开始于对俄国统计学家鲍特基维茨用联立方程组表达马克思价值到生产价格的量的转化关系理论的批评。后来斯威齐对鲍特基维茨的观点作了新的解释，塞顿等对斯威齐的解释提出了批评。转形问题上的论战在70年代又掀起高潮，萨谬尔森和鲍威尔在关于价值和价格能否相容首先展开了论战。70、80年代转形问题论战的特点之一就是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新斯拉法主义的崛起，斯拉法重要者认为价值和价格是不相容的，日本和法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置盐信雄和利皮茨等却认为价格只是价值的具体形式，价格和价值并非不相容。
用“经济剩余”术语来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首先见之于巴兰在50年代撰写的《经济进步与经济剩余》（1953年）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66年）。巴兰和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1966年）则系统提出了经济剩余理论即关于经济剩余产生和吸收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成为他们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的一个中心概念，而且还成为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核心理论。斯威齐认为国家和教会的收入、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以及商品转化为货币时的支出等被马克思视为次要因素而被排除在其基本理论图式之外的这些因素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却显得十分重要，不完全竞争的出现，工会以及政府干预的加强，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面貌和剩余价值概念的性质，因而在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是有必要进行“术语的更换”，从而提出“经济剩余”这个概念。巴兰还将经济剩余区分为三类，即实际经济剩余、潜在经济剩余、计划中的经济剩余。巴兰和斯威齐提出“经济剩余”概念的动机是想要以此证明垄断资本的腐朽性和不合理性。
利润来源、利润决定或确定问题是西方学术界80年代大论战的又一个焦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赖特批判了以安东尼•卡特勒等为代表的“利润原因不可知论”，以及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斯拉法式的观点及其斯拉法利润确定模型，并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确定模型”。在赖特看来，利润原因不可知论者和斯拉法派的要害是轻视或抛弃劳动价值论，因而未能科学地解释价值、剩余劳动调节、确定或限定价格以及利润的因果机制。同时，赖特认为把利润仅仅归结为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这种单向型的认识路线，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尽符合。他因而提出对传统马克思利润理论稍加修改的马克思主义利润确定模型。这一模型的特点是采用“限制”和“选择”两个术语，用以说明剩余价值仍被视为系统地限定了利润的变动范围，而生产的社会技术条件和实际工只能在此范围或界限内对利润起着选择确定因素的作用。另一个特点是采用“转换”或“改造”的术语，用以说明阶级结构、阶级斗争对生产的社会技术条件和实际工资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利润率。赖特的观点是激进经济学的一种典型，反映了剩余价值问题大论战的一个重要侧面。
关于剥削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下面我们就关于这一领域争论的基本观点简要介绍如下：萨缪尔森的剥削模型是用西尼耳的节欲论、马尔萨人口论、边际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等来取代立足于劳动价值论之上的马克思的剥削－利润－剩余价值理论。霍奇森的剥削理论则放弃劳动价值、剩余价值论，抹煞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特征，但他同时强调指出，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哪怕获得更多的边际产量也是被剥削者，资本家从来不是被剥削者而是剥削者。斯蒂德曼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负剩余价值时的正利润》和《依照斯拉法来看马克思》（1977年）等著述中，提出负价值、负剩余价值的概念，并由此证明基本的马克思定理（所谓“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定理”又称“森岛通夫－塞顿－置盐信雄定理”，源出于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等三人于60年代初提出的命题：剥削率只有是正值时，均衡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才表现为正数。）在联合生产（同一生产过程同时生产出两种以上的联合产品）条件下失效。森岛通夫采用线性规则的方法来计算商品价值，他得出的结论是正的剥削率即剩余劳动率是保证资本家得到正利润的充要条件。置盐信雄则从剩余产品的角度对联合生产条件下的剥削作了新的规定，他用数学方式证明：即使在没有剩余价值的情况下，工人的生产只要有剩余产品也是一种剥削，用以说明马克思的这一基本定理在联合生产条件下也能成立。科恩认为，劳动价值论对于深入探讨剥削问题几乎成了绊脚石。罗默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能用是否以出卖劳动力为标准。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当事人不能拥有或取得社会资产中他所应得的份额，则可判定他们受到剥削。他因此而断定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着剥削现象。他还强调不必实行资本的社会化也能消灭剥削。此外，埃尔斯脱和罗默主张回避价值、价格问题，而用“经济最优区”来定义剥削。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辞条中指出：不平等和帝国主义，是激进派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激进政治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提出了各种繁纷复杂的思想和理论。
一、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巴兰和斯威齐是旨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垄断资本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是垄断资本学派的奠基之作。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员还有马格多夫、奥康纳、布雷弗曼等。马格多夫崇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的学说，并在在强调列宁的学说仍然“适用的”的同时，力图阐述美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变化和新特征，并冠之以“新帝国主义”，他还详细讨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问题，如金融业的国际化、对外经济援助、海外投资和军事活动等。奥康纳通过对5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的研究，从私人和国家消费之间的关系入手，重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三大部门——政府、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关系，阐释了当代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关于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和信见解。布雷弗曼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入探讨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程领域中的新变化和新现象，强调指出这些变化或发展是资本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的结果，他还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技术、管理革命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其根源在于劳动和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对立的两极，最后他还指出资本主义政府是垄断和剥削的保护者。
二、法国激进的帝国主义理论
宝罗.博卡拉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他主持编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71）。该书以法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要背景，揭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基本特征、表现形式、运作机制内在矛盾，以及国家和垄断资本的辨证关系。着部著作把垄断阶段细分为“简单垄断”和“国家垄断”两个时期。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转化的必然性是该书分析的一个重点。
三、英国激进的的帝国主义理论
英国激进学派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是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合著的《重读资本论》，他们力图遵循《资本论》中的基本范畴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这三种方式相连的阶段，并且指出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在经济再生产中占统治地位。
四、比利时激进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曼德尔和哈贝马斯。曼德尔（1923年—），是第四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他把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古典的”帝国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而晚期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她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强调它“决不是暗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有了变化，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发现成为过时。”而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证明问题》（1973年）中，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形态和晚期资本主义形态，并且公开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强调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一切问题中起着关键作用。
五、关于经济危机根源和类型的探讨
经济危机学说是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激进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低潮，但在70、80年代又再度进入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有：
伊藤诚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不完善的，他把自己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看法局限于某一类型。在他看来，应该舍弃资本过剩危机理论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利润率下降论，而倾向于“利润挤压危机论”亦即“高工资论”。他还企图从方法论角度寻找马克思危机理论不完善的根源。谢尔曼的很多观点与伊藤诚相近，他从根源入手，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三种经济危机说，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工资推动理论、消费不足论，并力图把这三种危机综合起来，他通过定量分析方法，综合制定了一个可容纳三大危机论的周期模型。谢尔曼与伊藤诚的区别在于他并不把产生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某一类型的经济危机，而是多种原因或矛盾引发经济危机。哈维与谢尔曼一样，力图把马克思散见于各处著述中关于危机问题各部分的见解，构筑成具有三大层次的动态的统一的当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但其中许多观点，尤其是关于向不发达国家转嫁危机从而从根本上避免经济危机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美国学者阿特韦尔是80年代对西方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作了系统概括和总结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他提出了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工资提高论、国家财政危机论等五种理论，他近而把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归结为现实危机学说，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和工资提高论则合并称为利润率下降危机学说；进而提出，可从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这两大变量中演绎出所有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其实，早在70年代，韦斯科夫就把利润绿下降趋势规律作为危机产生的根本根源，并以次说明和区别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各个不同流派。
六、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史的考察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美国经济危机理论史的研究，在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史的研究领域中，居于领先的地位。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危机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保罗.阿特韦尔在其代表作《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1984年）中，对此作了系统深入的考察。
第一阶段（1940—1970年）
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奠定了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且加强了美国学者在危机问题上的发扬权。他把危机理论分成两大类，即利润率下降危机论和实现危机论，并对前者持批判态度，并以一种方法来论证属于后者的消费不足论。第一个把资本有机构成或利润率变动从逻辑推断转向度量化的，正是美国激进政治学家约瑟夫.吉尔曼，他认为马克思的利润下降规律是一种历史的特例，他仅适用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工业化的阶段，不适合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工业化是阶段；。除了吉尔曼之外，维克多.吉尔曼是美国消费不足理论家集团的最后以为代表人物。
第二阶段（1970年至今）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确立，新的一代马克思经济学者开始突破斯威齐的传统理论，涌现了一批创新性理论，如财政危机论、垄断性通货膨胀论、利润挤压论、长波理论、剩余价值——利润率下降论等，从而步入危机理论的繁荣时期。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也开始让位于一种“国际化”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激进政治经济学。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政策建议可以分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及反对或者起码不赞成搞社会主义制度两类。后者以广义激大进政治经济学派（如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居多。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所讲的“社会主义”大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但应予说明的是，其中不泛可供借鉴的合理因素。
一、“新社会主义”
新制度学派领袖加布雷思否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而以“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自居，他的“新社会主义”模式是一个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模式，并未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所谓新社会主义就是从所谓“公共利益”出发，在市场系统、非垄断组织或中小企业与计划系统、垄断组织、大企业之间建立一种恰如其分的比例和平等关系，并通过国家干预弥补这两个系统各自的缺陷，消除权力不平等和收入不均等。新剑桥学派也提出类似的一套激进的改良主义纲领和政策主张。但是无论是新经济学派和新剑桥学派所谓的“社会主义”或“新社会主义”，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缺陷及其不良后果，但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假社会主义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二、民主社会主义
激进政治经济学内部曾开展了一场关于“可行性社会主义”与“民主计划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前者以谢尔曼、诺夫等为代表，强调计划和市场的最佳结合，后者以曼德森等为代表，强调民主政治和中央计划的最佳结合。他们的共同点是：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是搞社会主义，并且都把民主政治以及公有制、充分就业、非中央集权的计划制度和平等分配视为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内容。因此这种社会模式有统称为“民主社会主义”。
三、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激进派的一个独立分支，其特殊性在于：它不仅受到正统经济学派的攻击，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受到来自激进派内部或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它主张生产资料国有化或集体化、市场机制，在方法论方面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理论加以综合，有的公开宣扬旨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制度本质区别的“趋同论”。此外，这一学派有两大主要理论：即中性机制和联姻理论（把资源视为一种“手段”或“工具”。主张资源配置形式可从社会制度中剥离出来，并可从一种经济环境或制度移植到另一种经济环境或制度中去；市场机制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结合，也可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联姻。）、“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这一理论与法国学者布罗尔的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三层分立模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前苏联、前东欧国家有市场，而且在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也有其适宜生长的土壤。起代表人物之一是阿根廷激进政治学家普雷电维什（1901—1986）。对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主诸种模式作了系统的归类和阐释的第一个人，首推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罗默。他主要对三种模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作了概括，即是以工人管理企业的思想为基础的模式、以保留传统管理方式兼顾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特征的模式、主张不触及所有权归属问题而主张通过企业和银行管理结构的改革来实现权力均等的模式。
在激进的发展理论方面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提出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主要有：
1、依附理论：巴兰是第一个对当代不发达国家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并且在发展经济学中最早勾勒了依附理论的轮廓，以致于被称为“依附理论之父”。普雷维什在40年代末首先提出了反新古典主义的中心—外围的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论和拉美经委会主义。依附理论形成于60年代，70年代是其鼎盛时期。一般认为，依附论直接来源于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经委会主义的“中心—外围”理论，以至于把依附学派人士称之为第二代“外”理论家。依附论学者有各种不同的倾向和派别。主要理论派别有：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不发达的发展论”，并主张“停滞论”和“脱钩论”；以40、50年代形成的中心——外围理论（普雷维什）为其前身的结构主义依附论；以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论主流派（也称狭义依附论、新依附论）；以卡尔多索为代表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以阿明等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对依附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依附理论虽然派别林立，论战纷繁，对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依附形式、依附和不平等的根源，以及摆脱依附的方向和具体政策，存在许多分歧，但基本观点大体一致。旨在研究第三世界不发达问题的经济发展理论，经历过三大演进阶段。现代化理论是它的最初形式，流行于50—60年代，它的对立面即依附论崛起于60年代中期，作为依附理论的扬弃、补充和发展的世界体系论则兴起于70年代中期。
2、不平等交换理论：60、70年代关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存在的不平等交换关系问题的大论战，主要是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展开的。伊曼纽尔是不平等交换大论战中的风云人物，他不仅批判了李嘉图关于国际间资本和劳动完全不流动的基本假设，而且批判了和扬弃了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资本的国际非竞争性假说”，提出了独特的具有一定现实性的假说：“劳动要素的非竞争性可能产生不同的剩余价值，它与资本的竞争性一定导致利润率的平衡。”在关于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大论战中，论战双方争议的问题主要涉及形成国际生产价格的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即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世界市场；关于不平等交换产生的原因；国际价值问题。
激进政治经济学从其本来意义上讲，实质上是一种左翼小资产阶级思潮。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另一方面宣扬重新研究、改造、塑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一方面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起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又具有改良的或空想的性质。它与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鼓吹旨在模糊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二者区别的“沟通论”和“趋同论”。但是，他们在反对正统派经济学、揭露弊端和改造资本主义方面却是同盟者。正是基于这种联系一部分西方经济学文献把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斯拉法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或左派凯恩斯等统称为激进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把这些学派列入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范畴。
激进政治经济学从20世纪60年代再度崛起，并已形成一股国际性思潮。这无疑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不满，以及第三世界或“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中心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同时也是他们对正统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该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顽症和社会不良现象找不出治理的药方——失去信心的反映。同时，这也表明激进政治经济学已经对正统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发起挑战。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基本上推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版发行了大量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原著以及介绍性和辅助、性著述，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抨击现实问题，跟踪报道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吧，召开各种研讨会和纪念性学术活动，在各高等院校开设激进政治经济学课程，因而在客观上起到宣扬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和经济问题的批判，有很多值得肯定的特点，可供借鉴的因素。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在批判正统或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在方法论、价值论、分配论、帝国主义论激进主义的发展理论方面提出一些颇与见地的、值得肯定的理论观点。当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也具有二重性，既有科学因素、理论贡献或合理性，也有庸俗因素、理论缺陷或局限性。这一学派还处在发展过程之中，其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处在十字路口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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