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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与凯恩斯到底论战了什么？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四在上一篇专栏《哈耶克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错在哪里?》中，我们粗略地介绍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货币理论上的分歧。如果说哈耶克对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理论的商榷还是学理上的和比较友善的话，他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尤其是在通胀问题上的论战，就多少有点情绪化了。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他与凯恩斯的论战，主要还是学理和政策主张导向上的。
从源头上来看，最早哈耶克在1929年撰写了《储蓄的“悖论”》一文，英文稿在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人》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并没有提到凯恩斯的名字，但他的观点却被罗宾斯认为可能是对凯恩斯正在形成的理论进行反击的最有力武器。凯恩斯曾认为，过度的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照他看来，英国当时的问题就是储蓄太多，而消费不足，导致英国经济多年萧条。哈耶克在《储蓄的“悖论”》一文中则提出，商业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的过度投资拉长了生产的周期，而不是储蓄过多。
从凯恩斯的思想渊源来看，他的货币理论同米塞斯和哈耶克一样，都曾受过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的影响，因而开始他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还是蛮欣赏的。譬如，在1926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就曾两次提到哈耶克，说“在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这个学派可以被称作为魏克塞尔学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对储蓄与投资之间均衡的关系，以及这种均衡对信用周期的重要性，和本书的理论相当近似”。在一个注脚中，凯恩斯还友善地说：“可惜，当这些学者（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写完这本书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够在我思想发展的较早时期到我手中，同时如果我的德文不是如此差，我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
尽管凯恩斯一开始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比较欣赏，但是在1931年《经济学人》秋季号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对凯恩斯先生的货币纯理论的反思”的书评中，哈耶克却较强烈地批评了凯恩斯的《货币论》，指责凯恩斯“完全忽略了魏克塞尔理论的一般理论基础”。哈耶克还用了一些带有情感性的词语来评论这部著作，说“《货币论》很显然仅仅是知识急速发展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表达，无非只是一个尝试而已，任何对它的高估都欠公平……”；“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如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新颍……”；“他的表述艰涩难懂，不系统，也不清楚……”，等等。
读到哈耶克的这些评论，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凯恩斯当然大光其火。凯恩斯曾私下批注说：“哈耶克在读我的书时，根本就没有怀着善意，而作者有理由期待读者的一定程度的这种善意。在他能做到这一点之前，他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或弄清我到底是否正确。他显然是对我吹毛求疵，但我搞不懂他这种情绪的原因何在。”在这种判断下，在1931年回应哈耶克对他的商榷的文章中，凯恩斯也用犀利的文笔，反过来嘲笑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
其后，哈耶克又在一系列文着中继续与凯恩斯商榷。譬如，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哈耶克在1939年出版的《利润、利息和投资》一书中，就批评凯恩斯提出的利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增加就业的做法：“当然，从来没人否定利用扩张货币的手段能迅速增加就业，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仅仅利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等于是让经济波动永无止境。”接着，哈耶克还补充强调说：“利用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实现就业最大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种亡命徒式的政策，只有这类人才会在短暂的喘息中毫无损失地获得一切。”
对于这场论战，哈耶克的一位传记作者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曾评价道，故事始于一声巨响，但终于一声叹息：“巨响是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这次交锋使二人都受了轻伤，但也让专业圈的人士注意到了他们各自的模型，结果两人都受到了诸多批评。他们各自的反应是回去构思自己更大的模型。凯恩斯率先完工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自《国富论》以来经济学家写出的最出名的著作。哈耶克直到1941年才完成了《资本纯理论》。”
很显然，尽管哈耶克经历了大约七年才写出了这部 400多页的专著，但仍然是一部“未完成交响曲”，且后来在国际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到现在笔者真不敢说世界上有几位经济学家认真读过这部艰涩难懂的著作。就此而论，尽管目前我们还不敢断言是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主要促成了凯恩斯写出《通论》这部20世纪影响最大的著作，但至少可以断定这是促使凯恩斯写作这部著作的原因之一。
20世纪40年代之后，哈耶克因忙于其他更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有关计划经济可行性的理论论战，而没再继续声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但他似乎始终没有忘记要彻底清算凯恩斯的经济理论。1946年4月22日凯恩斯的逝世，也没消除掉哈耶克这多年耿耿于怀的未完成任务。
譬如，1974年10月15日发表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题为“通向失业的通货膨胀道路”的短文中，哈耶克一上来就说：“我要十分抱歉地说，目前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其责任完全要由经济学家──或至少要由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中那些信奉凯恩斯爵士教诲的大多数人负责……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完全是凯恩斯爵士的经济学后果。正是由于他的那些门徒的建议甚至鼓动，各国政府才不断增发货币而不断增加开支，而凯恩斯之前的任何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都能预见到，这种开支的规模是如此之大，肯定会引起我们正在经历的通货膨胀。”
1975年9月25日在洛桑召开的日内瓦黄金和货币大会上所作的题为“货币的选择：终结通货膨胀之道”的发言中，哈耶克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目前货币问题的主要根源，当然是因为凯恩斯爵士及其弟子为一种久远的迷信披上了一件科学权威的外衣，即相信通过增加货币开支总量，我们可以持久地保持繁荣和充分就业。”哈耶克认为，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选择，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因为， “从长期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药方非但治不好失业，反而会使其恶化”。
值得注意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中双方就都带着较强的个人情感因素在其中，凯恩斯逝世后，在60年代以后的许多著作中，哈耶克不止一次地揶揄凯恩斯，说他“涉猎的领域极广，但经济学知识却相当狭窄”，是“一位具有卓越智力但对就经济学理论所知有限的人”。1983年，在应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邀为凯恩斯百年冥诞撰写一篇纪念文章时，哈耶克还写到：“尽管我要说，凯恩斯也许是我一生中所遇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家，我也曾渐渐认识到他在一般思想领域中的卓越之处，但是，让他暴得大名的那些科学研究成果，却完全是错误的。”
当然 晚年的哈耶克也认识到，要把凯恩斯本人的经济理论与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区别开来。譬如，在洛桑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的那次发言中，哈耶克就为凯恩斯辩护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多地指责凯恩斯爵士，要他为身后的理论发展负责，这多少有点不公平。我确信，不管他以前说过什么，如若他还在人世，一定是位反对目前通货膨胀的领袖。”
值得注意的是，在哈耶克60年代后继续清算凯恩斯本人的货币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的同时，提出要警惕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集团的危害。他说：“在我自己漫长的一生中，我对政府的看法越来越糟：政府越是想采取某些明智的行动（而不是简单地遵从现成的规则），它造成的危害就越多──因为，一旦被人知道政府要达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行事（而不是仅仅维持一个自我调适的自发秩序），就难能免于为某些党派的利益服务了。”
哈耶克还接着指出，“尽管从整体上来看通货膨胀是有害的，但是，总有些有实力的利益集团──包括有集体主义倾向的政府首先要寻求其支持的那些利益集团，却会在短期内从通货膨胀中大获其益──即使是通过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的下降而导致饥馑他们也在所不辞，因为，人的本性使他们相信，只要能平安地度过危机时刻，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在哈耶克逝世20周年后，重读哈耶克差不多40年前曾说过的这些不无尖刻的大实话，实在发人深思。如果考虑到政府财政部门总是能从通货膨胀中取得财税收入的快速增长这一事实，更是让我们惊叹哈耶克的深刻和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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