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错在哪里?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三1931年1月至2月间，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四次关于“价格与生产”问题的讲演，宣讲了“哈耶克三角”所展示的商业周期理论，即时受到了极大的欢迎。随着这一系列讲演稿以《价格与生产》的书名出版，以及哈耶克受聘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他的写作、思想创造和职业生涯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对此，当时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曾指出：1931年《价格与生产》的出版，使哈耶克即时成了“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中的一颗耀眼的彗星”。对于这一点，哈耶克在晚年也曾回忆说，在“40年代中期，应该说我很自负，觉得自己很有名，是有过大论战的两位经济学家之一：一位是凯恩斯，一位就是我本人”。
为什么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在20世纪30-40年代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一方面是因为米塞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洽；另一方面，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西方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各国政府领导人乃至各阶层的人士亟需寻求新的理论来解释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前所未遇的那场大萧条。这就使哈耶克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些青年经济学人所接受，其中包括一些后来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刘易斯、卡尔多、勒纳、塞尔登、保罗·罗森斯坦－罗丹、拉赫曼等。当时，这些年轻人都参加了哈耶克的讨论班，开始都成了哈耶克的信徒──尽管后来大部分都“叛逃”到凯恩斯阵营中去了，包括罗宾斯本人，后来也改变为凯恩斯理论的信奉者，只有拉赫曼和塞尔登后来还信奉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
当时的这一情景，也被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注意到了。在他的煌煌巨作《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高度赞扬了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这一本小册子的理论贡献。熊彼特认为，哈耶克所构建起来的新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和工业波动理论，“在英美经济学界广为传播，并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著作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巨大成功”。熊彼特还认为，读者的好恶丝毫无损于它的说服力，而“起初出现的强烈批评性反应，无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响而已。到后来，经济学界干脆对这一理论置之不理，而转向了其他领袖人物和其他话题了”。在一条注脚中，熊彼特还补充道：“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著作也取得了成功──如张伯伦的《垄断竞争》，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且时间更久，最终影响也很大，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像哈耶克的著作那样令人叹为观止。凯恩斯的《通论》取得了无可比拟的、大得多的成功……但主要是归因于以下这一事实：它的论证适应（implemented）了许多现代经济学家的一些强烈的政治偏好。而哈耶克在政治上则是逆水行舟。”
熊彼特这里提到的哈耶克《价格与生产》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最初所遭到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他的经济理论宿敌、时在剑桥执教且为英国《经济学杂志》主编的凯恩斯。凯恩斯曾这样讥讽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事实上，这本书在我看来是我所读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之一…… 它是表明一位刚愎自用的逻辑学家如何以错误开始且在一片喧嚣中收场的特例。”
另外，哈耶克的另外一个好友弗里德曼也不喜欢和赞同哈耶克的经济学。譬如，1995年，弗里德曼曾向一位哈耶克的传记作者艾本斯坦（Alan Ebenstein）说：“我要强调的是，我非常赞赏哈耶克，但不是赞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卒读。另一方面，《通向奴役之路》确实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是最伟大的。”弗里德曼还具体解释道：“我从来没弄明白，他们（伦敦经济学院）为什么会对后来以《价格与生产》为题出版的那个系列讲座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对它没有什么感觉……他（哈耶克）从来没有完全摆脱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的影响。这些方法论观点的核心内容是：决定和验证理论的时候，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解释理论，而不去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构成经济学基础的假设都是些不言自明之理”。
正如弗里德曼不喜欢不赞同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一样，哈耶克也不赞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尽管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一样对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扩张政策都进行了持久和尖锐地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但是，他也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经济学理论开了一些“横炮”，进行了一些学理性的商榷和批评。
譬如，1980年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读者来信中，哈耶克就说：“最近风靡全世界的货币主义，不过是给古老的‘货币数量论’安上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已。”他还认为，弗里德曼以及“货币数量论”的主要问题是它过于“简陋”。这种理论“没有说明，货币供应量到多少才算是恰当的”。之前，在1978年出版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哈耶克也指出：“在我看来，货币主义理论在所有情形下都会面临到的主要缺陷是，它突出强调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因而使人过分地只是关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债权－债务关系的有害影响，却忽略了向流通中注入和撤出货币数量对相对价格的结构所产生的更重要、危害也更大的影响。因为这会扭曲资源配置，尤其是会导致投资向错误的方向配置。”
在同一文章中，哈耶克还进一步解释道，尽管弗里德曼“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几乎都意见一致，只有在货币政策上是个例外”。哈耶克认为，弗里德曼“总是从统计数字、总量和平均价格水平的角度思考问题，实际上并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是由于扭曲了相对价格的结构才会导致失业。如果我们经历过长期通货膨胀，由于价格结构已经发生了扭曲，因而必然有很多努力完全搞错了方向，那么，大规模的失业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正如弗里德曼批评哈耶克和米塞斯只注重理论的逻辑推理而不注重理论的实证检验一样，哈耶克素来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以至到20世纪90年代初辞世前不久，哈耶克还悻悻地说，他这一生只有两大憾事：一是没能对凯恩斯《货币论》中的观点展开更强有力和更有效的批驳，一是没有对米尔顿（指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文集》）进行批判。在哈耶克看来，弗里德曼的这本文集实在 “是一部误人子弟的著作”（a dangerous book）。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是哈耶克两个私交甚笃的朋友，也是他的经济学理论的两个终生宿敌。在20世纪人类经济学的殿堂中，似乎有着讲不完的这样的“经济学儒林逸事”。更为重要的是，对今天世界各国政府来说，尤其是对处在经济社会大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来说，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各自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有着切实的可选择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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