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与经济危机
介绍《奥地利学派译丛》秋风：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冷的天里参加这个活动——奥地利学派也属于冷门的理论。我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书。
奥地利学派大家可能有一定了解，它是一个古老的经济学流派。最早的一批研究者是奥地利人，维也纳人，他们发表了一套非常有趣的理论，这个经济学流派我们称为奥地利学派。有很多人以为是研究奥地利的。
我自己在好多年前对奥地利经济学派感兴趣，这是由“哈耶克”引起的，因为接触了哈耶克，就接触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我们当时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翻译、介绍这个学派。以前也有学者翻译哈耶克的书，但是，真正的哈耶克纯粹的经济学理论，至今为止还没有人介绍。
第一个成果是去年出版的《奥地利学派译丛》，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去年那几本书在当年经济学纯理论的出版物中还是比较出色的，引起了一些关注。今年，我们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也是奥地利学派的基础性读物，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现代基础》。
大家对奥地利学派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两本书，尤其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一些奥地利经济学的大家，用外行人都能看得懂的话，对比较深奥的理论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学习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好处，你不用去懂高等数学什么的，只要你认识字就可以去了解这个理论。奥地利学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特别重视制度问题，而不是说去分析总需求、总供给这些东西。这对我们理解现代经济究竟怎么运转，政府究竟如何去处理经济问题，非常富有启发性。这一点，我相信，所有其他的理论都不能与之相比，甚至包括号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它比制度经济学更关注制度问题。
同时还出版了另外一本书。在国内，有一些朋友做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我们发起成立了华人哈耶克学会。确实有一些海外华人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有美国学者，台湾有好几个学者，比如黄春兴教授，专门做奥地利学派研究。我们每年都开会，我们去年会议出了一个论文集《自然秩序与理性》。我们在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时候会面临一个困扰，尤其是在学过哈耶克理论之后，都会认为，一个自发形成的秩序是一个自由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每个人通过自愿交往与合作形成制度，形成一个秩序，在这里面我们是自由的。但在中国，我们没有自由的传统。那么，我们如何去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困扰我们很多人的问题。这本书，我们所讨论的，当然是从纯粹理论层面去讨论的就是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我们的讨论运用了一种很特别的理论，这对于国内讨论这个问题，应当有一些贡献。
我们今年开了一个会议，主题是讨论中国三十年的转型。我们编了两本文集，也许明年出版。一本是专门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三十年的转型，大家如果到时候看了这本书，可能会看到一些新颖的观点。这本书将对我们理解中国三十年的制度变迁，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还有一本仍然是讨论传统奥地利学派的主题，讲方法论问题，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还会有一本译著出版，布坎南的《成本与选择》。这是一本小册子，但对于我们理解成本概念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政府定价通常是按照成本加价原理进行的。比如油价，发改委告诉我们说，要根据国际原油成本加个什么利润率，制订成品油的价格。如果你看了这个理论就会发现，发改委的定价理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你没有办法算出一个客观的成本。布坎南告诉我们，所有的成本都是主观的。一个民营油商的成本与中石油、中石化的成本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根据什么说你那个成本是合理的、客观的？这本书，已经翻译完成了，明年会出版，希望大家多关注。
解释美国的金融危机
秋风：下面我依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对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不过，需要声明，现在我们不知道美国有没有经济危机。当然，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假设确实有了经济危机，在我看来，有可能是两个东西叠加在一起，一个是金融创新自身内在的风险的释放，次贷危机是它的一个直接表现。还有一个是实体经济的周期性因素。后者可以适用于我们中国的，因此，我解释经济周期或经济衰退的时候，会更多联系到中国。
先解释一下金融危机是因何而起。刚才冯兴元教授介绍了市场过程理论，不管是讨论企业家、竞争或规则问题，最后都指向一点，这个市场是由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当然，我们所说的市场，也就是一组规则，或者是一组制度。这个制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很多层次，比如，一个新的金融产品，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或者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态，新的监管规则等等，都是制度。一个市场可以说是一套互补的规则体系，或者是一套相互支持的制度网络。市场过程理论或者奥地利学派理论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所有这些制度都是由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所有在市场里面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从原则上说，都可以由企业家来发展出来。即使我们在现实可能观察到，政府颁布了一个规则，但从理论上说，如果让市场自然演进，市场也可以自己发展出这个制度。这是理论的前提。
基于这个前提，我们分析金融动荡或者金融危机。金融动荡的本质是什么？企业家在创造金融制度的过程中，由于其理性的限度，由于人性内在的一些规定性，其所创新的制度必然隐含很多风险，这种风险在某个时间点上释放出来就表现为金融动荡。金融动荡是金融企业家所犯的错误最后得到的一个报应。这个报应会产生很大负作用，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基于这一解释，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就需要一个理性的评估，究竟是让市场自己去恢复其正常状态，还是由政府出面来进行所谓疗救？这需要审慎的考虑。这个考虑从哲学层面上就是，本不完备的人，究竟怎么生活？
为讨论金融危机，我们需要理解普通法。从十九世纪以来我们所看到的金融危机，通常都爆发于英美这两个国家，不是说这两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稳定，而是表明，这两个国家的金融创新活动非常发达，所以它会有危机，有动荡。像日本、欧洲大陆这些国家，它的金融创新几乎没有，所以它就没有动荡。如果它有动荡，多是因为欧美波及的，或者因为实体经济引发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形成这种区别的根源就是，这两个地方有不同的法律，以及由这个法律所决定的不同的治国思路。简单来说，在这两个地方的人们用不同的模式来处理自由和制度的关系，或者是自由和法律的关系。在英美这样的普通法传统里面，有一句话，法无禁止即可行。不管一个行为是法律原来已经允许的，还是法律并没有明文允许的行为，只要法律不禁止，我们就可以去做。它的含义是，我可以任意创新规则，包括次贷这种金融产品。美国有没有银监会，有美联储，但金融企业家不需要向美联储提交一个审计报表，等候批准了，再开展这个业务。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金融企业家，他们创新出了很多新的金融产品、金融制度。
反过来，在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做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政府来审批，或者说是由法律来授权。这个制度安排背后就有另一个自由和法律的模式。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的事情”。单就这句话来说，我觉得，孟德斯鸠没有理解自由是什么。如果自由只是做法律允许的事情，实际上意味着人没有自由。人只有在国家统治者许可的范围内有自由，这样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人们有创造制度的自由，这个才叫真正的自由。
这两个模式谁好谁坏？这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你究竟要什么，愿意要更多的自由因而冒更大的风险，还是不要这种自由但也因此不能获得创新的收益。这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不同的国家都需要做出选择。一个国家实行大陆的治国方式，可能稳定，但社会会越来越没有活力。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总会有聪明人为笨蛋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制度，笨蛋在后面可以走得很轻松，像中国、日本、德国这些国家，实际上都享受了英美制度创新的好处。整个世界需要一个领导者，领导者的含义就是，你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把好制度提供给大家。所以，领导者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你可能经常出现金融动荡。现在上海人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了，我去美国抢点人才回来。还有人说，美国要衰落了，我们中国要当世界的领导者。但是，中国现在这种制度和理念，有没有可能充当领导者？要看你能不能替这个世界去创新出规则和制度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足以成为领导者。
这就是我对金融危机的解释，简单地说，只要有金融创新，就会有金融危机。你不出门就不会被汽车撞死，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本质所在。
解释经济衰退：周期理论
下面我着重讲经济衰退，推理的模式跟刚才一样。只要你有经济繁荣，就会有经济衰退。政府人为制造通货膨胀会带来繁荣，其结果必然是一次衰退。这是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危机解释的一个最简单概括。通货膨胀有多高，你的衰退就会有多严重。
去年8月份，我在广州做了一个演讲，当时我讲，中国很快就要进入衰退了。我们的经济学家那个时候都讲物价的结构性上涨，中国很快就会挺过去。我说，到了农产品、食品价格急剧上涨的时候，繁荣就要逆转了。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正确的，我正是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作出这一预测的。
有一本书，罗斯巴德的《美国的大萧条》解释了1929年的经济衰退，以及后面导致的经济大萧条。我们要理解奥地利学派对于繁荣-衰退周期的解释，需要首先明白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时间偏好，经济学里面都会讲，同样一个东西，同一个人对于其在现在和未来的估价是不同的。
第二点，经济体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以人作为中心点，去看这个经济活动的产出，可以分为“低级材货”和“高级财货”。门格尔早就指出，所有经济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不管这个需求是什么。所有经济活动及其产物，依其与满足个人主观需求的关系，可以进行分类，有直接的，有间接的，越是间接的，我们称它越高级。
第三个概念是资本的不同质性。奥地利学派把凡是能够进入生产活动的东西都称为资本，这个资本是不同质的。直观地说，工厂的设备相当大部分不是通用的，生产鞋的资本品很难用于生产面包。
第四个概念是相对价格。不论是货币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关注总价格水平。货币主义跟奥地利学派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由于石油的实际需求增加导致石油价格上涨，导致所有其他东西价格都上去了，这不叫通货膨胀。有人说什么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这纯属胡说八道，世界上不存在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所谓通货膨胀就是指货币多发了。这是通货膨胀的本质，价格上涨只是其结果而已。
但是价格怎么变化，变化的模式是什么，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看法不同。货币主义更多关注价格总水平，奥地利学派却特别关注价格的相对结构。货币多发之后导致不同的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上面讲了四个概念，时间偏好，生产结构，资本的非同质性，相对价格及其结构。接下来我简单描述一下衰退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简单来说，通货膨胀是由于中央银行多发货币引起的。这一点在中国特别容易理解。因为，中国存在一个政治性的商业周期。你去观察一下，换届了，政府肯定就多发货币，各级政府都要搞点政绩，各地都会上大量的项目，压力就到了中央银行，所以就多发货币。多发货币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因素，当然，多发货币在过去的几年还有一个新因素，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很快。但政治驱动的多发货币的冲动依然是非常强烈的。
接下来我们就去想象一下，多发的货币会导致什么结果？这是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精髓所在。货币多发，会给整个市场体系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市场有一个自然利率，多发货币后形成的实际利率将会低于自然利率，这就会诱导企业家进行大量的经济活动，所谓投资过热。大家都想去建一个工厂，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普通宏观经济学也会讲过剩投资。奥地利学派却强调，这时出现了大量的错误投资。问题不在于投资太多，而在于这个投资投到了错误的地方，因为，新增投资并不说均匀地叠加到原来的生产结构上。相反，它会扭曲生产结构。
所谓的错误，就是多发货币把生产结构拉长了。也就是说，企业家会到低利率诱导，会向离最终消费更遥远的生产阶段去投资。你会发现，通货膨胀通常会伴随一些现象：技术创新特别发达。这也算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好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经济体有大量的闲钱，人们新发明了很多行业、很多技术，做这些活动的人没有想象这东西跟最终消费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想象，以前经济活动只经过七个阶段就到了最终消费阶段，现在变成十一个阶段了。
因此，多发货币会导致生产结构拉长，这个拉长的过程就表现为经济繁荣，因为经济活动增加了，全社会一片繁荣。但是，这样的繁荣是不能持续的，因为它改变了相对价格的结构。
最开始的时候，投资品的价格上涨的比较快，因为越来越高级的生产阶段需要各种投资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03，2004年的时候，钢铁、水泥、煤炭这些东西的价格涨得非常快，就是因为有大量的新增投资。但同时，也会发现一个现象：这些新出现的部门和支持这些部门的产业部门人们的收入提高，这些收入变成了购买力。比如，山西的煤矿主有钱了，跑北京来买房子了。于是，在通货膨胀型繁荣的另一个阶段，消费品价格开始急剧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这正是2006 年年底、2007年我们看到的现象，食品，房屋的价格迅猛上涨。一旦到了这个阶段，通货膨胀型繁荣就要结束了。
为什么？由于通货膨胀，人们的收入增加。但同样是由于通货膨胀，资源大量聚集到高级财货生产阶段。两者形成反差，消费品价格上涨。这个时候，经济的内在机制就要调整资源的配置，而资本是不同质的，你不可能把原来生产铝的企业一下变成生产食品，因而，调整就意味着企业倒闭。我们所说的错误的投资会被清除，清除错误投资的过程就形成衰退。企业要关门，原来那些错误地获得了就业岗位的劳动力现在要失业，或者要降工资。所以，经济危机受冲击最严重的是高科技企业、金融证券企业，他们是第一批倒下的，还有其他所谓高端产业，他们是最初的错误投资所形成的。而一些生产最终消费品的部门可能受的冲击会小一些。
关于通货膨胀，还需要注意另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几年经历的是通货膨胀型繁荣，现在经历的是通货膨胀型衰退。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有刺激作用，否则，政府也不会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现代政府都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冲动。自从有了中央银行制度以来，中央银行都难以抵制政治压力，因为通货膨胀会带来繁荣，它本身确实是好事，只不过是内在的不能持续，必然会导致衰退。但在通货膨胀过程，我们看到，所有人都发财了。不过，通货膨胀有一个逆向再分配效应。简单来说，挣钱越多的人，他从通货膨胀里面获得的收益越大，本来收入比较低的人从通货膨胀里面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要少，这是通货膨胀的另一坏处。
如何应对衰退
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衰退，前面作了一个纯理论的分析。如果实证地分析，这次衰退还有好几个因素，包括不少制度性、结构性问题。比如人们所说的内外失调，投资与消费的失调。政府推动的通货膨胀型繁荣本身会导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出现失调，但在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的。政府掌握了很多资源，拼命进行投资，政府也采取了很多重商政策，诱导很多投资。加上这些因素，应该说，中国经济衰退的情形比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严重。
面对经济衰退该怎么办？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倾向于主张，政府什么也不做。薛兆丰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虽然我知道这个理论，但我没写，我怕挨骂。不过，我也另有考虑，我们讨论经济政策问题，不是做经济学的演算题，不是写论文。我们要讨论政策，政府要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解决问题，不能完全根据经济学的理论。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政府必须要做一些事情，一个现代的政府，面对经济衰退，不可能任何事情不做。我们需要更现实一点，讨论政府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告诉政府你别做。
首先，政府如果要有所作为，我们要告诉政府，尽可能改进制度，在中国，这方面的潜力空间是很大的。比如，取消很多市场领域的管制，就可以带动很多投资。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这个时候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如果放松管制，就会刺激很多人投资，这会促进经济的恢复。
第二个原则，政府的活动尽可能在市场之外进行。简单来说，我们是去救人而不是救企业。如果一个人失业了，我们给失业的工人发点救济金，而不是强制让这个企业维持高工资，或者不能解雇员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企业主降低工资，或者解雇一些雇员，这是经济调整必须的。如果没有这个过程，资源就没有办法实现重新配置。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被解雇，被降低工资的人的痛苦，这个时候是需要政府来做事情的，比如提供失业保障，这样的政府对市场的自我恢复不会形成太大的冲击。
第三，哈耶克曾经提出过一点，为了阻止消费需求的实质性下降，可以在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上安排一些公共投资。政府安排投资可以，但必须把工资定得比较低，这是为了激励这些人到私人部门去寻找就业岗位。
总之，即使面对衰退，政府也应该更多的给市场一个自我恢复的空间，政府要做的是防止出现社会动荡，所以钱应该直接花在贫穷的、失业的、遭受损害的人身上，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样，市场和政府就会各得其所，经济会逐渐复苏，政府权力不会急剧的膨胀。
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政策，可能存在很大的风险。周小川就曾经讲过，现在这么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到明年年中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就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从 2003年开始的这一轮通货膨胀，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所导致的，这样的繁荣导致衰退，来年再进入新的通货膨胀型繁荣，那就没完没了。
秋风：芝加哥学派的内涵较广，至少可以区分出一个宏观经济学的货币主义，或科斯的制度经济学。货币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取向类似，但在方法论上存在很大区别。奥地利学派主要是从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思考经济问题的。货币主义的方法论是集体主义，喜欢谈论总体概念，总需求，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等等。奥地利学派更多讨论，在一个经济体中，一个变量会导致企业家作为个体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些反应的组合就构成了总的某种趋势，经济变化的某个趋势，所以他会更多分析，面对多发货币，企业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经济的相对价格结构会发生何种变化。两者最后的政策结论也是比较接近，哈耶克也赞成弗里德曼的货币发行规则理论。但仍有区别，哈耶克在这个基础上又更进了一步，他认为，一个中央银行也是多余的，或者说，一个中央银行的存在本身就是经济出现通货膨胀的根源所在，哈耶克把市场过程理论用于货币领域，我去年翻译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哈耶克提出，让一个市场竞争的过程来决定货币发行量。这样会形成一个机制，约束货币发行者不会过量发行货币。所以，奥地利学派比芝加哥学派更激进，更相信市场本身自我调节的机制。
秋风：有中央银行制度以来，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是有义务拯救陷入困境的银行的。假设银行系统贷款的倾向非常弱，这个时候中央银行可以向金融系统注资。所以，我并不反对政府面对经济衰退做一些事情，不像罗斯巴德或者薛兆丰那样完全相信市场。市场和人类任何事务一样，都会出错，当然，这个错误本身是由人性决定的，人本来就会犯错误。当然，市场有一个自我校正机制。政府可能更僵化，更容易出现严重的错误。但是，尽管医生也会出错，但我们生病的时候，仍然有必要找医生。政府会犯错，市场会犯错误，重要的是思考，当一个犯错的时候，另一个能否充当医生？所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怎么样去救市才最明智？帮助市场更好的运转？这就仿佛政府的分权安排，我们希望这些权力之间有一个互补，互相制衡，而不是各干各的。既然我们养活了政府，那在必要的时候就应当让他们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同学：怎么看待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
秋风：资本主义内在具有不稳定性，这是可以肯定的。它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福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的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很容易出现错误，企业家对于风险计算会出现错误。尤其是市场高度发达之后，市场交易关系趋向复杂，但个企业家往往没有办法计算市场的风险，最后的价格也不能反映真正的风险。当然，大体上，市场可以发展出自我矫正机制，但这种机制的形成往往需要付出某种代价。 冯兴元：首先祝贺秋风这两本书的出版。我的题目是从市场过程理论角度来看金融危机，这两本书里面有三章涉及到了市场过程，为什么要讲市场过程理论？我一直在关注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他的逻辑是市场是不完备的，知识也是不完备的，所以要政府干预。但是奥地利学派整个理论，包括市场过程理论，其一般逻辑是，市场是不完备的，知识和信息都不完备的，所以要有拓展市场过程，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市场过程的拓展，也是创造知识，发现知识，利用知识的过程，是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过程。所以你可以看到两种学派，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
我们怎么去看这两派？美国、瑞士、欧盟这些国家或者国家团体，它们奉行的原则就是辅助性原则，个人市场能够承担的，政府就不要去管，个人市场不能承担的，政府还要权衡一下政府承担是不是会更有效。即便政府承担，首先考虑最低必要级次的政府来承担，这个也是跟人格的完整性是一样的，你个人能够做的事情，你求别人来帮助你，那都是对你的人格完整性是一种侵害。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市场过程，因为市场过程的拓展，实际上就是经济进一步自由化的过程，我们最近出了一个新的报告，还没有印出来，叫《高效国家的习性—对中国的经验与教训》，习性，或者习惯，英文为"Habits"。我们比较了很多国家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加速定律，来回答经济自由为什么重要的问题，即使你这个国家经济自由度不是特别高，但是你只要变得更加自由，相对不自由的经济也能实现高增长。还有一方面，无论你怎么自由的国家，你如果变得更不自由，你会遭遇经济衰退，这就是加速定律。跟我们的金融危机都是有关的，你产品有缺陷的时候，你不要想政府来干预，而是要改进你的金融产品设计，包括改进你这个框架条件，比如说监管，布什就讲过一句话，意思是我们不是要更多的管制，也不是不要管制，我们要恰当的管制。这很重要。
为什么强调经济自由？你看看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报告》，还有我们刚才讲的《高效国家的习性》这个报告，你可以看到财富跟一切好的方面几乎都是正相关，在中国，好像财富增长了，但环保好像不行了，但是你会发现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需要财富，很多国家财富增长了与环保是正相关的，中国由于财富增长了，即便原来没有重视环保造成了污染，但你现在有条件去解决环保问题。再看一下像世界各国经济自由跟人均收入也是正相关的。把全球各国按照经济自由度的高低分为四个国家组别，像全球的四分之一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它的人均收入是2万6美元，最低的四分之一国家只有3300美元，我们中国是2400多美元，这是按照汇率，不是按照购买力评价，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我们可以更好一点。如果跟人均年增长率，从1990年到2005年，你会发现经济自由度最低的四分之一国家，它的人均增长率为0.4%，但是它跟其他的三个档次的更高自由度国家组别相比都是最低的，经济自由度最高四分之一国家组别的人均增长率的 2.3%。我们国家2003年之前几年经济自由度得分是上升的，但是我们2003年以后，得分上升，但是排名在下降，2003年以后，新政府执政以后，我们跟其他国家相对而言在倒退。我们在2000到2001年是上升的，2002年开始下降，2003年上升，2004年是5.94分，下降了。 2005，2006年稍微好一点，6.17分，得分上去一点，但我们的排名在下降，2003年是83名，2006年就是第93名，其他国家都在前进，我们在倒退。
刚才讲到市场过程，现在看看我国对市场过程在做哪些损害，总体来说，现在记者跟政府官员的口头禅是"调控"，什么事情出现问题之后，我们政府官员就会说应该"调控调控"，很多场合跟政府官员去聊好了，然后再看报纸上很多调控字眼，计划手段，政治决定，行政命令，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土地政策，等等，都被叫成"宏观调控"。实际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面，主要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国家这样做的背后是政府自由裁量权太大，这个政府主要是指行政部门。这些措施就是整个对市场过程进行了很多的限制和干预，甚至直接干预很多企业的微观管理。以前我也开过玩笑，我说这样做下去，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应该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记者，因为经济学"创新"很大。像这种政府对市场过程的干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是转型国家，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把它叫"统制经济"(dirigisme)，或者叫"经济统制主义"。这种做法对于市场秩序和宪政秩序的危害非常大，因为政府裁量权太大，公共部门太大，政府自己要控制一些行业，政府要干预私营企业的微观管理，政府的政策扭曲市场过程，扭曲竞争过程，扭曲竞争秩序，甚至反竞争。比如说《反垄断法》里面规定国家控制行业属于豁免的范围，国家控制这些重要行业，这就是统制主义。
还有一个侵犯市场过程的行为就是民粹主义，它和民主主义是不一样的，希特勒是通过民主名义上台的，所以你对个人自由不保护、只讲民主主义就容易走偏了，民主主义毕竟还是讲规则，民粹主义是不讲规则的。比如说一个领导人，哪里他能够获得的支持最多，他的政策就朝哪一个方向倾斜，这就是民粹主义，很可怕的。并不是民粹主义的政策没有一点是好的，但是它很多方面对经济过程造成了扭曲。其他对经济过程的扭曲或者干预，还有两种主义，一个是国家主义，国家所谓是独立的、高高在上的主体，实际上独立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形式的政府或者经济体制，明显推行国家对个人，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剩下就是民族主义，以民族为关注中心的意识形态，情感，文化和社会活动，它是贸易方面，出口要推进，进口要限制，就是现在做的那样，我们国家最近你看还在新闻上说我们要推行自由贸易，但是实际的政策很多是反自由贸易，限制进口，现在我们还保持贸易顺差很大，因为出口大量减少，所以进口也大量减少，保持着顺差，每一个国家都这么做，这个世界就完蛋了。我们的发展模式是有问题的，我们是投资加出口，2007年，投资48%，消费42%，剩下的是净出口，净出口还得分两块，一块是出口，一块进口，它等于出口减去进口，出口这一块在数字上看是我们国内消费的二分之一强，消费是二的话，进口是一，加起来是三，我们靠投资和出口两条腿来支撑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出口这条腿出问题了，你怎么办，涉及到一个调整，要刺激内需，这就涉及到你怎么去推行一些经济政策，这是人们关注的要点。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市场过程，让市场过程来创造财富。我随便讲了，可能不成体系，你去看一下，一个是我们的各省区的市场化指数，人均收入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也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至于有没有因果关系，另外再说。像上海、广州、江苏、福建、北京，这些都是人均收入最高，它的市场化指数得分也最高，排名在最前面，反过来，青海、宁夏，新疆是最后的。我们搞的那个中国各省区企业资本自由度指数，也是这样的结果，分四个省区组别，四个组别看看有没有正相关关系。结果一样。这些实际上就是一个制度建设和经济政策取向的大背景。
接下去我从这两本书提炼出一些市场过程的理论，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介绍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我对市场过程理论非常感兴趣，我坚信通过市场过程的拓展，能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是市场过程，可能在其外头还有一些法律法规作为框架，包括政府的管制，不是要管死你，它是一个便利你的竞争，便利市场过程，这很重要。要稳定企业的预期，这些都是市场过程理论里的内容。市场过程理论强调预期，知识的不完备性。沙克尔讲，市场是一个万花筒一样的世界，因为随着不同的时间，你可以看到，你碰到的，心里感知到的供给需求都是你主观的知识，而且也是不完备的，多种多样的。你总结了别人现有的知识，依据这些不完备的知识而做出预期，如果这个预期稳定，你才会去投资，反之资本就要外逃了。市场是一个特殊的过程，是一个没有开始和结束的持续的过程，均衡的力量和变化的力量相互推动着，但是一方面是趋向均衡，还有一方面是拉动变化，这两种力量同时存在，它们相互推动的。而且奥地利学派强调个人行为可以达成均衡，或者我到市场购买，我买到一定程度就不买了，但是经济系统本身达不到均衡，没有达到均衡就被打破了，重新走向另外一个变动的均衡方向，总体上达不到均衡，经济系统达不到均衡，个人行为可以达到均衡，但是也是暂时的，很快也会变的。
市场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知识的不完备性，还有大量的局部知识。有些知识本身是通过竞争才能去创造和发现的，这样的话，比如说农村金融，很明显，农村金融，如果你信用合作社一家独大的话，你解决不了农村企业大量的分散的需求，各个企业都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办。你如果按照局部知识，多元化，多样化，允许他建一些大大小小的，按照需求建，你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你要审慎监管，如果是非银行业，贷款公司只贷不存的，你就工商局管就行了，或者你自己内部再建立商会，行会，靠自律，和《合同法》之类的法律。你可以看到根据局部知识，需要引入竞争，引入和利用不同的组织和活动，由他们来发现局部知识也好，创造局部知识也好，去认识到利润机会，让需求方也好，或者供给者也好，让其都有机会去发现创造满足自己效用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市场过程是永不停息的知识流的表现。我们平时看到的市场过程，人流、物流，财流，实际上知识流我们平时不讲，但是奥地利学派讲了知识流。
市场过程包括了企业家的发现程序，企业家跟制度的定义，一般均衡理论里面，它是没有企业家的地位，也没有制度的地位，存在制度真空，企业家是被"枪毙掉" 的。哈耶克是另外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我翻译过他的几本书，哈耶克讲竞争作为发现程序，我们翻译成中文有时叫发现过程，实际上是指一个程序。包括发现和创造获利机会方面的知识，发现程序本身它还有一个创造知识的过程，知识有时候不是说已经有的，然后你去发现，有时候就是通过竞争你去创造的，比如说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大家都在骂它，很多是创造出来的知识，比如说把贷款进行重新包装，然后卖出去，这就是新知识支持的。但是由于没有恰当的监管，评级公司对贷款进行评级，美国很少对评级公司进行监管，这是很大的缺陷，他可能有自律，行业自律本身你到底是不是恰当的自律，这还是一个问题。除了评级机构之外，你去看看自律的失灵，因为信誉出现丑闻，"安达信"会计公司退出市场。
企业家在市场过程里面做什么呢？首先，熊彼特式的企业家打破旧的组合，实现"创造性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就是生产要素的组合，新产品，是一种打破均衡趋势的这样一种力量，不能说均衡，但趋向一个均衡的趋势，引入一个新的组合，创造性的毁灭。科兹纳是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市场过程理论里面都有很高的位置，他说企业家的功能就是一个贱买贵卖的套利者，它跟熊彼特是能够搭配起来的，熊彼特就是创造新的组合，克之纳就是通过套利，寻找机会去发展市场，这样实际上满足了需求，自己也获得了回报，让市场接近于均衡，帮助大家实现生产的效用。科兹纳把企业家区分为三类，套利、投资、创新型企业家，你可以在美国金融市场上去看各种各样的经纪人、经理人、金融家，评级公司经营者也好，或者其他人员也好，你去看看他们，可以归入到这些类别的企业家。他还讲企业家的协调职能，实际上沃恩这个人就批评了科兹纳只强调了企业的协调职能，所谓协调功能是指企业家通过套利使市场朝着均衡方向走。这是因为，企业家有着不协调市场的一面，还有一个犯错的可能，企业家也会犯错，市场过程里边，企业家也会犯错，美国是这样，中国也一样，中国有时候也有明知故犯或者无意犯错的。私营企业家黄光裕就是一个例子。还有拉赫曼，他说个人不得不采取事关未来的行动，根据预期来制订计划，市场行动并且得益于预期，每个预期都是"瞥见未来知识"基础上的努力。三个类型的企业家有一个要点，是对机会保持警觉(alert)，大家注意有的地方翻译成机敏性，实际上还是警觉，我估计你们要看的。
我们最终要落实到中国的公共投资问题，或者是美国的金融市场监管问题，所以我讲一下计划和制度的问题。企业家的计划，个人的计划，另外一位新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拉赫曼说计划是分析人类行为不可预测一面、失败和修正等所有内涵的基本单位。你们到时候查查原文，看这句话翻译得对不对，意思就是反正计划要基于一些预测和未尽预测的方面，也要随着时间纠正一些预测错误或者是失败的地方，他都要修正，随着时间的更新，有新的知识加入进来以后，我就对计划做出修正，企业家是这样的，华尔街是这样，中国政府也要这样，我们的个人，我们的消费者都是需要的，计划是基本单位，你有一些不完整的知识，你按照这个知识做出一些预测，修正你原来的一些错误，调整一些计划。新知识的出现经常导致修正初始的计划，计划修正是正常现象。社会世界是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制度，这些制度都会影响到人们的计划与规划，这里面涉及到跟监管联系到一席，监管体系，包括一整套的制度，它给你一个基准，比如说美国的次贷危机，涉及到的整个运作透明度是不够的，大家对风险的认识和感知所基于的信息在每一个不同层面都不一样，都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你卖出房子，抵押贷款的时候，你是比较轻松的，你把它打包以后再卖给另外一家，把贷款卖出去，那时候信息有存在可能的扭曲，你不清楚，这个评级公司可能根据美国一些比较宽松的条款，他就说这个是OK的，别人就买，一层层下去，后来你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风险。再加上美国政府本身怂恿了针对信用不足的贫困者的金融运作，比如说美国政府要求所有的社区银行都要投资一定比例的资金在本社区，而且要求不能歧视一些住在某些社区的人，所以很多没有达到信用标准的人，他也拿到了贷款，美国分几次支持房地美的行为，也是一个问题。
市场中介机构本身也出现了问题。涉及到市场过程，无论你是公权还是私权都不能滥用，无论是投资银行，投资基金，对冲基金规模特别大，没有透明度的话，你内部人可能会控制它，做一些假帐，也可能会操纵市场。美国在金融监管方面最主流的做法就是反欺诈。市场过程的拓展与适当的管制（包括行业自律）是需要相结合的。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总结了很多国家的一些成功的政策经验，实际上我刚才讲的《高效国家的习性》里边也总结了，第一个是币值稳定，不是说外汇稳定，我们的人民币本身的币值稳定，跟物价稳定是连在一起的，币值稳定更重要。我们本币的稳定是内部货币稳定，在长远决定了外部币值的稳定。第二个是开放市场，第三个是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包括美国的金融市场方面的主体，为自己的投入承担责任，经理人也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赚了，拿的红利非常高，本身工资也非常高。评级公司也要为自己的评级承担责任，还有契约自由，私人产权等六个方面的政策或原则。
中国的经济政策，我们强调三个原则，一个是辅助性原则，社会能做的自己来做。市场过程原则，你让市场过程先去拓展，看能不能弥补过程我们刘业进教授要讲的，能不能自己去校正它一下。法治原则，好多救市之类的方案出台还要通过立法来解决，不能行政机关说句话就通过了，还要有一定的规则。而且你现在中国是大量的公共投资，本身就是大量的税收可能收得太多了，要不然政府为什么花这么多钱，2008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名，我们排在前第五位，法国是第一位，至于大家怎么算的，你们自己上网查。
公共投资有一部分是必要的，但是基本上如果你集中投入很多钱的话，肯定要挤出私人投资。公共投资也就是私人不去投资的时候，你去投公共投资。如果私人还去消费，通过减税私人就能增加投资、扩大消费的话，你去公共投资就不合适，部分是你政府的自利行为。我们对补贴和税收的看法是，补贴要差，要过好几道手才能提供和管理补贴。对于控制补贴资金的人是有好处的，你设立了一个租金，大家可以来寻租，通过别人给好处费，请客吃饭贿赂，从中获得利益。减税的话很简单，谁少纳税了，就可以多投资，多消费。减税很重要。还有一个办法是消费券，尤其到年关对穷人更重要，它基本上不扭曲经济过程，你也可以捐款给穷人。但是消费券本身也有部分挤出原来计划的个人消费的可能性。不过总体上的挤出效应不会大。 毛寿龙：从奥地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的比较讲起，经济学太复杂了。我学经济学学得不好，讲了将近15年的公共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课程，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有问题的。我在讲理论之前，举一个例子，昨天我在杭州，我问了一下，杭州有八百多万人，其中600多万是外地人，其财政是七百多亿，上交一半，自己用的财政有三百多亿，所以是三百多亿的财政，八百多万的人花。我们从来不认为杭州不是天堂，至少在中国杭州绝对是天堂，很多杭州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超过美国了。
中国有一个省，这个省叫青海，青海是500万人口，自己财政前些年是110亿，国家给它财政170多亿，加在一块280亿，最近可能增加一点，估计大约是 300多亿的财政，500万人花。财政似乎和杭州差不多，但是你可以看一下青海，我们不会认为青海和杭州是一样的。如果要选择去杭州工作，还是青海工作，很多人会选择杭州。所以你会看出来，财政实际上不是经济中最重要的，你给他300多亿财政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鼓励就业，鼓励外边人到青海去，未必有人去。
杭州的经济，你看它的GDP的发展的比例，不是一般来说8%的安全数，杭州人均GDP最近八年翻了三番，如果它是作为一个经济体，按道理应该是需求不足，本地700多亿的财政，抽走一半，也许返还花一点，国家给他们花一点，但是花不了多少。在钱被抽走的情况下，在GDP增长三番的情况下，没有导致内需不足的问题，也没有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个事情，经济学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在笔者看来，杭州没有导致经济危机，原因是杭州是开放的经济，而不是封闭的经济。如果按照封闭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估计会出现严重的失衡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理论问题。说到危机，大家可以看出来，有一个危机，左派说经济危机是资本剥削劳动，我是资本家，100块钱挣了，他是劳动者，我给他20块钱，加成本共80元，我的资本就剥削了20元，100块钱的产出总是超过80块钱的消费，累计一下，积少成多，危机就爆发了。这个逻辑很多人都相信。不过，如果你改变一下思维，因此而制定政策，消灭资本，按需生产，按需消费，结果是生产危机，根本不生产了，生产不出来。所以计划经济的理论，解决不了生产过剩，却产生了短缺经济的问题。危机或许会倒掉牛奶，但倒牛奶是有很多逻辑的。吃不掉，倒掉，不合口味，倒掉，有问题，倒掉。或者投资失误，倒掉，或者偏好不稳定，倒掉。从逻辑上来说，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我们说即使是危机，顶多是过剩危机，过剩危机吗？你吃多了，吃胖肯定是危机，但是总比饿死了要强，总比吃不上穿不上强。这是市场为了寻找迫切的需求，肯定要导致供给过剩，如果没有供给过剩，企业家发财了，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的现象，很难说是危机。有些过剩是必然的，我要生产书，生产一本好书，我必须写上十本书，其他书扔掉，写上十篇文章，只有一篇好文章，这是对的。再加上，牛奶倒掉，是因为牛奶难以保鲜。实际上，牛奶一旦不得不倒掉，市场经济马上生产出保鲜技术，保鲜一年，两年不坏，就可以储藏了，不必倒掉了。如果生产的是耐用品，可长期保存和使用，旧更不必倒掉了。实际上，供给比需求多，才是市场经济，才有竞争，否则，市场都能出清，资本都能挣钱，那资本家太舒服了。短缺经济，排队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才会存在，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等在那你去买，卖不出去这是正常的，而排队购买，则是不正常的。
凯恩斯理论也讨论这个问题，计划经济计算的是个人的，有人吃不起，有人卖不掉。凯恩斯算总量，他说有若干心理规律，导致你需求不足，一个是就业问题，劳动力过剩，无法市场出清，实际上只有市场经济，劳动力才是不足的，计划经济劳动力完全是过剩的。劳动力需求不足影响充分就业，这个过剩我觉得也是市场经济内在的，因为你要在市场经济里面挣钱，你会的一定要比市场会得多，会的东西多，你在市场里面才有体现价值。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市场经济是正常的。消费问题，认为消费会不足，货币也会供给不足，凯恩斯看来，就业，消费，财政都会不足，凯恩斯认为，就去给他提供工作，让他充分就业，财政不足怎么办，发国债，赤字财政，还有刚才讲的那个货币政策，资金供给不足怎么办，通货膨胀供给量，凯恩斯谈到过剩的问题。他说提高利率或者降低利率，不是按资金的供求决定价格去计算。这个里面实际上很复杂，他的逻辑推理，他说充分就业是因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的时候就充分就业了，实际上总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所以凯恩斯认为就业总是不足的。
我们心理上总是要求就业，对未来资本的认识，存钱可以挣钱，也是不足的。这时候政府就要干预有效需求不足，出现了很多就业政策。但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怎么思考这个问题，这个跟它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有关。奥地利经济学派有几个核心观念，一个是他总是个人主观价值，它不算均衡的。数字化为基础，可边际化的数量，实际上谁也没算过谁的效率，最后用货币表示了。奥地利不关心客观价值，不关心定量化的，不关心历史价值，认为是排序问题。这样一搞就是你个人的责任，所以有人就会提出来，我们消费不足是因为社保的问题，有人有社保的话，你就去猛花钱了，你就会去贷款买车，你就会猛刷卡，付7%的手续费贷款消费。但实际实际上负责任的个人，有了社保也不会胡来的。所以这个是消费习惯，也是个人偏好选择问题，不是社保问题。奥地利经济学派讨论这个是个人价值。
他认为逻辑是高于观察的，你看到的牛奶倒掉只是一个事实，倒牛奶有很多种方式，一种是多了，一种是三聚轻氨的牛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人家不需要喝的，还是买不起的牛奶，这是一个逻辑问题。我说你是经济人，你说你事实上不是经济人，我逻辑上不会跟你争，而是会跟你说，你不是经济人花100块钱可能还没有我花50块钱日子过得好，因为你是胡花的，我不是。只要是胡花的地方，金融危机更快，如果是经济人斤斤计较，绝对不会有错，或者很少有错，就不会有经济危机，资源会有最佳配置，GDP增速也快。所以逻辑高于观察，现实中可能有危机，但是到底是什么危机，是我需求不足，还是你生产太多，还是你想生产一次，来吸引我，这里面有很多逻辑。
你如果阅读奥地利经济学的著作，你会发现，奥地利经济学是跟历史学派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它跟新古典数学化的理论相比，强调个人责任，跟凯恩斯相比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凯恩斯主义是我来判断你需求不足，你为什么穿那么多，是因为我今天牛奶喝得不够，有效需求，今天如果不穿多的话不行，今天冷，他在帮你想你是有效需求，帮你想你投资太多了，有问题。它跟古典理论也有很多差异，他们观察事实，大于逻辑，看到工人盖房子，就认为房子是工人盖起来的，而不考虑好房子是很多人合作的结果，工人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奥地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去研究人类的行为逻辑，他认为企业家，消费者是最有权利自己为自己决定的投资和消费的。对企业家来讲，财产权利是最重要的，个人的消费偏好扭曲了，这是扭曲者的责任。企业家生产多少，消费者消费多少，不能有外在决定，而是有内在决定，而且自己负责。如果有外在决定，由外在抉择，企业家肯定选择生产不足，消费者肯定选择过度消费。结果就是懒惰和奢侈，最后是共同贫穷。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个人偏好是不稳定的，我们的新古典经济学，个人偏好稳定。偏好不稳定，必然会导致市场是不均衡的，所以你是根据别人稳定的偏好来卖你的东西，你肯定是卖不出去的，偏好不稳定，肯定有失业的。奥地利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政策都是有差异的。
奥地利经济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反过来就是反对均衡理论，他最后怎么解释经济周期呢？他认为时间因素比较多，跟新古典有点相近，重视机会成本，重视金钱的时间价值。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资金的价格引起的，也就是说格林斯潘他十二年的低价格，利率调低，资金是有价格的，资金和资源，劳动力都是有价格的，价格低了，势必导致基金供给量过剩，那我就不买东西了，好像我现在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让劳动力价格降低，资金价格降低跟劳动力价格降低一样，但是劳动力价格是不会降低的。这个是凯恩斯的理论，劳动理论和资本理论两个正好相反，不是看谁软就欺负谁，所以是政治经济学。
经济周期和货币是价格问题，是时间上的价格问题，我们一般的市场是平面的，它的市场是根据时间的。价格一旦扭曲，资金就有问题。次贷危机就是这样，创造了虚假的需求，我生产一个房子，别人是买不起的，但是我这个房子给它生产出来以后，我把房子给你了，算欠我的债，我生产很多大家买不起的东西，我让你赊帐，假设你有能力支付我的钱，把你的社长拿到资本市场去卖，这个东西就是空的，所以利率过下降了。当你还不起了，资产就缩水了，资金链就断掉了，因为有过分的供给，海啸过后是什么？是一个低谷，很低的一个低谷，所以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个平时的很简单的，能个人相互之间抵消的那种经济周期，变成了很放大的海啸式的经济周期，这个就是哈耶克所理解的。所以它是一个跨时间决策，失误和正确导致的，最后被政府低价格的利率，高价格的就业，还有其他种种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是零价格，尤其是拿住房，拿贷款去当社会福利，搞得价格和产权都乱了。结果危机就放大了，这个危机怎么去解决，如果凯恩斯的话，那很好办，不足了就刺激有效需求，造钱，挖路也行，公共设施应该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的，让个人拥有更多的自由，这是奥地利经济学核心的观点，你不要去管需求，先把所有的管制需求的政策去掉，比如说买房子，二套，三套的政策去掉，也不能说首付降低，资金是有价格的。你奖励就给你返还，补贴，那也是有问题的，又一波海啸就来了。因为这个地方资金价格便宜，老百姓无担保就可以买东西，那就完蛋了。完善市场基础就是完善产权，尤其是对资金的权利，各种各样的金融信贷你不能垄断。相对一点就是市场永远不会有均衡，所有完备均衡的理论，现在不存在，我们奥地利经济学绝对不会说事实不存在，你是错误的，至少偏好就是错误的，所以完备均衡这个理论肯定是错误的。
货币政策是根据资金的需求和供给来确定它的利率，所以汇率也是一样的，不是你刺激内需，扩大外需的工具，汇率降低一点好像外需就增加了，汇率也是人民币和美元外贸需求的边际价格。财政是公共服务的价格，我要公共服务，我警察，我要军队，我要马路，公共设施，你把这个搞好。财政政策有它自己的财政规律，劳动力政策不是慈善政策，慈善政策去干别的了，劳动力里面有很多问题，有些他喜欢干一些对别人有价值的，有些人喜欢干对自己有价值的，你干对自己有价值的人最终会失业的，为别人唱歌的人会发财的，为自己唱歌是不会发财的，劳动力政策不是慈善政策。社保是具有机会成本的，有了社保就猛花钱，这是不负责任的。你给我一个亿，我当然不负责任了，人就不是人了，人要知道自己怎么挣钱，怎么为社会创造价值，现在你自由了，随便花钱了，我有社保，我干吗去，商店里面转一圈，没有我需要的东西。社保是具有机会成本，政府提供社保是其中可以选择的一种模式。我自保不可以吗，政府就有理性吗，到底是我理性还是你理性，当然是你理性，因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间留着鲍鱼自己吃。我愿意花钱，但是这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个人服务我们可以选择，花钱买保镖，花钱练肌肉，这是我可以选择的，教育也说自学，还是学你的，还是学秋风山寨版的文凭，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学呢，我学了你的经济学还学坏了呢。财政也会搞坏了，资金价格更搞坏了，汇率价格更搞坏了。
比较一下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秋风说了不懂数学也懂数学，而且懂得比数学还好，谢谢大家。
毛寿龙：华尔街那个地方，政府资金进行8000亿了，如果我们有钱是不会再买那个资产的，因为政府的资金把你干倒了。政府现在出手，我们是1200亿贷款，你都不知道给谁。因为理性的人，不会随便要钱，投资是理性的。除非是不负责任的人，要了钱瞎花，才会要这个钱。
凯恩斯说的是总需求总供给的问题，为了扩大内需，信贷扩张，肯定是凯恩斯的政策。你对凯恩斯有偏见。
同学：奥地利学派，没有市场失效这么回事？
毛寿龙：市场是不会失效的，你自己认为你的资金是贷款过来，我10%的利率拿过来是可以的，你愿意。奥地利学派主张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个人决策会失效，失效的是个人，但个人如果自己承担责任，就会自己纠正错误。市场只是给出信号。错误的个人决策，会传到错误的市场信号。政府决策，市场也会传导，政府决策失误，也会导致市场传递错误的信号给个人，从而让个人做出错误决策。
同学：有点像经济上的无政府主义。
毛寿龙：个人做很多事情都是没政府的，这跟政府没关系，不是无政府主义。 刘业进：冯兴元老师、毛寿龙老师和秋风老师是我钦佩的经济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我今天来参加会议主要是学习。我演讲的主题是《经济危机作为市场自我疗救的过程》。冯老师刚才讲的几点跟我的想法很一致。理解“市场的自我疗救”，需要一种对构成经济体系元素之外的事情（即经济系统）的理解。我们每个个体在经济体系当中是相互作用中的组成元素。我们每个人有各自的目的但组成的经济系统本身没有目的。例如我们人体的每一个器官的存在没有它自身的目的，我们胃、肝等器官的存在服从于整个有机体的存续。当我们的身体遭遇来自环境的刺激时，我们的器官反应出疼痛或者其他什么，其实疼痛信号和饥饿信号是一种有机体自我保护机制。疼痛和饥饿固然为人所不愿意，但是没有疼痛和饥饿的信号机制，有机体存活是不可能的。我下面的发言与这个隐喻有关。
我的发言主要是对哈耶克1950年《充分就业、计划和通货膨胀》一文的回顾与反思。
1.使用货币扩张政策应区分经济系统运行的常态和非常态
政治家和大众基于当期愿望，都希望实现“充分就业”，而且在一种错误的经济理论指引下形成了这样一种新信念：即通过信贷扩展和货币压力，可以长久地维持较高的就业水平。于是，“充分就业的含义就渐变成了能够利用货币压力在短期内实现的就业最大化。”
利用信贷扩张和货币压力提高就业水平的确能收到短期效果。于是理论家就此推论，只要货币扩张还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它就是无害的，至少是利大于弊。但是人们忘记了这种措施会引发另一些危险，而且会威胁就业本身的长期稳定。
哈耶克猜测，充分就业政策仅仅意味着在短期内维持比正常情况下更高的就业水平。然而从更长远看，“它是否会引起就业水平的实质性下降，甚至降至不采取连续性货币扩张也能长期维持的水平以下。”哈耶克并没有一改否货币扩张对于就业的作用，他指出，只要存在着普遍的失业的经济系统中，存在各种类型的闲置资源，货币扩张就有助于就业，“大体上的确如此”。然而，这种状态只是经济系统的非常态。在大多数情况下,严重的失业是结构性失业，即失业仅局限于某些产业、职业或地区。在常态下，也使用货币扩张的办法提高就业就是把一种非常态下的紧急措施常态化了，其适用性是大可置疑的。
2. 失业都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吗？
把普遍失业状态下的货币扩张政策达到的效果说成是收入和需求之间固定的因果关系是错误的。因为就业有一个结构，失业在就业分布中的某些行业和区域时，扩张型政策的实施是普遍的，这样，“当失业分布不均时，增加支出会在哪儿创造新增的就业并不确定。”“如果支出在产业间和行业间的分布比例不同于劳动力的分布比例，则单纯增加支出未必会增加就业。”
哈耶克得出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命题：失业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劳动力的分布不同于需求的分布。接下来我们转入就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分析。
3.劳动力的分布和市场需求分布
一般而言，劳动力的结构赶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和调整过程。那么，问题转化为，劳动力的不适当分布状况是在大体稳定的货币环境还是在货币扩张的环境中，才更有可能得到改正/调整？
扩张性政策的实施必然引致劳动力流动到首先得到投资扩张的行业中。而那些得到投资扩张的行业的资本品，其数量超出能够得到长期利用的程度。在不考虑基于演变中的需求的资本品结构的情况下，仅从就业角度扩大某些领域的投资，“试图把劳动力吸引到这些行中去，他们能否继续受雇于这些行业，完全取决于信用扩张是否继续。”
哈耶克认为对最终消费品的需求本身以及满足需求所需要的资本品投资都是有一定结构特征的。因此，劳动力的分布也呈现出一定的结构特征。当这两种结构特征背离时，失业就发生了。那些试图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可能恰恰导致两种相关结构的背离。
哈耶克指出，“如果失业的真正原因是劳动力分布与需求的分布的不一致，那么想要创造一种稳定的、不依赖通货膨胀的高就业状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劳动力的分布同稳定的货币收入的支出相配合。”
由此，哈耶克的政策推论是，政策应该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从而使得劳动力分布服从变化中的需求分布。
由此观之，经济危机扮演的并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角色。一定水平的失业是变化中的需求结构制约下的就业结构调整过程。
4.工资刚性前提下的就业分布调整
劳动力的分布与需求结构随时完美匹配的条件是劳动力的转移无成本，劳动力成本的价格是有弹性，且劳动力转行不受到某些行业人为投资扩张政策的误导。实际上，人们从一种职业转移到另一种职业是有成本的，甚至在同行业中改变工作地点也是有成本的。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工资是有刚性的。信贷扩张政策向工资刚性妥协了。“通过提高某些工资而不让另一些下降，从而达到进行全面调整的扩张政策，……使得真实货币工资下降。”现代民主社会，来自选民的压力使得不是劳动力成本的市场调整而是扩张性政策在“涨工资”中实施劳动力分布结构调整，但是这实际上在工资至少不变的幻觉中延缓了市场调整过程。
哈耶克对于向刚性工资妥协的政策表示了担忧。“为了社会利益计，某些人应当向其他部门流动，如果极力保证他们能够得到以前的工资，这只会拖延终将发生的流动。”哈耶克还进一步指出，继续保持在一个没落的产业就业和促进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前者只会使普遍工资水平下降得更多。“保护个人使他不丢掉自己工作，可能并不是一种减少失业的办法，从长远看，这反而会减少按既定工资就业的人数。如果长期贯彻推迟和拖延流动的政策，让那些流向其他地方的人继续待在旧行业里，其结果肯定是，本应是一个平缓的变化过程，最终会变成一个短期内必然出现大量转移的问题。”基于哈耶克这一短期长期利弊分析，我们进一步推论，完美、静态的最优劳动力分布和需求分布匹配是难以达到的，市场总处于不断的两种分布结构调整中。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水平的失业是一个必要的、客观的现象，因为调整不是即时完成，且花费成本的。如果因为干预政策导致两种结构调整被推迟累积，那么较之常态下的自然失业更大规模的失业过程不过是市场大规模自我矫正的过程。哈耶克认为自己的分析适用于正常的产业波动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分布不当，甚至更适用于大规模的劳动力再配置的情形。
5. 充分就业政策的本质
哈耶克提请人们注意一个现象——失业从来不会平均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这无容置疑。但是我们同时发现，现实中的充分就业政策，“是企图用一种方便快捷的方式让人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就业。”这似乎是一个制造出来的就业繁荣假象。“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劳动力分布，使得无需人为的刺激便可获得可持续的高就业。”然而，那个“可持续的高就业分布”事实是“一种根本无法预知的分布状态”，“唯一的发现途径是让市场在有可能导致稳定的供需均衡条件下不受阻碍地运行。”这一思路与哈耶克1960年后期阐述的“竞争作为一个而发现程序”的思想是一致的。扩张政策几乎总是会延缓、阻滞和扭曲这一发现过程。
扩张政策一般是普适地、弥漫性地影响到各行业，即使不是这样，常用的财政政策工具实行某些领域的“优先扶持”，这是基于不可靠推理的结果——因为在需求结构和资本品结构之间具有复杂因果关系，人为设定的优先投资领域是否于需求结构实现匹配是难以确定的。“失业从来不会平均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而是在某些部门仍然存在着实质性失业的同时，另一些部门却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而充分就业政策所依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么是一刀切地适用于多有行业和领域，要么施加于我们理性设计的“优先扶持领域”。由于充分就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充分就业”，而不区分哪些行业劳动力本该转移，哪些部门维持原状，哪些行业应该新增加劳动力，因此同样的扩张政策，“在经济系统的某些部门可能只会减少失业，而在另一些部门则产生明显的通货膨胀效果。”
6.经济系统中固有的不确定性
刺激需求是管制当局常用的政策。当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刺激需求的时候，管制当局似乎在创造一种企业无论生产什么都能卖出去的形势。当这样做时，企业就摆脱了主要风险。刺激需求旨在扩大就业，却也在帮助企业消除它原本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这时，一种管制经济距离中央计划经济就不远了。
只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中，生产的产品都不愁“销路”。在那个体制下，生产者不会面临来自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是代价是整个经济系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生存或者死亡。
因此可以大致形成这样的判断：“宏观调控”政策如果倾向于消除市场中的企业原本应该面对和应付的不确定性，那么这样的调控政策是不对路的。宏观调控政策旨在恢复市场的活力而不是越俎代庖，扰乱相对价格体系和阻挠原本应该进行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再配置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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