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一个学习架构
1. 前言向往奥地利学派 (Austrian School，以下简称「奥派」) 经济理论的初学者都遭遇一项难题，就是缺欠好的学习教材。 该学派的知名学者大都钻研理论数十年，也遍读经典，他们在体会理论的庞博精湛之后，往往就失去为初学者编写学习教材的兴致。后进学者只能从一般性的经济思想史教材去窥视内容。这些教材偏重于不同学说的介绍与比较，很容易误导初学者以为是在百货公司挑选商品，专挑包装美丽、外观诱人的商品，诸如提倡社会正义、福利国家、永续发展等字眼的学说，并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字眼下失去判断力和批判精神。若不满意这类介绍性教材的初学者，便只有自行摸索，或从百科全书的条目去架构大纲，或从大师的巨著去理解理论的精随。 这样的摸索工作必须持续数年，初学者才可能对奥派理论获得较正确和全盘的认识。这种情况对于奥派的发展是相当的不利。
自1970年代的复苏算起，奥派30年来的发展相当地缓慢，远远落后于同时期兴起的公共选择学派，也不及稍晚兴起的新制度学派。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欠好的学习教材。好的学习教材在机能上不仅便利初学者迅速掌握该学派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架构，也能快速引导他们寻找议题进行研究。一个学派必须保有源源不绝的新血和持续更新的理论，才可能在竞争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奥派之所以未出现好的学习教材，除了上述提到的「理论庞博精湛」外，我认为还有两个时代性原因。首先，在奥派复苏前长达25年的低潮期，由于当时经济学界未能理解该学派在 「社会主义计算之辩论」 (Calculation Debate) 的论点，导致他们失去在当时理论上的主导地位，也让随后兴起的凯因斯理论、福利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派先后占据大学讲堂。失望之余，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和哈耶克 (Friedrich A. Hayek) 一方面转而向广大的社会科学学界说明社会主义带来的危险，一方面集中心力于学派理念的奠基工作。也因此，他们并未像 John S. Mill 或 Alfred Marshall一样去撰写好的学习教材。 其次，奥派复苏时巧逢社会主义的全盛期，也就忙批判计划经济和平反先师们在大辩论中被误解之理论。更遗憾地，分别师承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新生代学者在这过程中出现裂痕，彼此的严厉批评让该学派再度失去编写一套好的学习教科书的机会。
自东欧国家脱离社会主义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计划经济普遍失去信心，转而期待五十年前即预言社会主义不可行的奥派经济理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仅要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要政治组织与法律制度上的变革。在这个渴望全面重建的时代，奥派经济理论能提供的不仅是自由经济运作过程的理论，而是一套包括价值论、交易论、货币论、成长论、政府论及社会演进论的完整体系。 相对于上段两个时期，当前对奥派教科书的需求是更为迫切。
编写一本教科书需要丰富与札实的知识，更需长期的时间。但因需求的迫切，本文拟提出一个可以帮助初学者自行学习的架构。 我希望这个架构能具有前面提到的两项基本要求，让初学者能迅速掌握核心概念和快速寻找研究议题。有了本文提供的学习架构，初学者可以从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网站提供的Austrian Student Guide 或其他奥派学者所建立的网站找到相关的文章，给这架构铺上枝叶。 当然，彼此之间可能架构出略有差异的学习教材，无妨，这是任何学派内部都常有的变异性。
在上述目的下，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除本节的前言外，第二节将先简述奥派经济理论宽广的研究范围，然后在第三节陈述三个核心概念：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主观主义 (subjectivism)、市场过程 (market process)。接着，第四节将为初学者提出一套学习架构，涵盖奥派广泛的研究范围。第五节和第六节则提供初学者在入门之后的专业议题，前者讨论景气波动、社会计算、知识经济学等狭义的经济理论，后者讨论政府理论和文明理论等广义经济理论。对于奥派当前发展中的理论和值得发展的理论，也将在第七节中讨论。第八节是本文结论。
2. 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
由于奥派独具体系上的完整性，作为核心基础之经济理论在广度上也就超越一般学派。文章之初，我们先讨论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个人在生活上面临的问题可概括为四，如图一所标示的神灵世界、内心世界、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奥派经济理论主要的探讨领域在人类社会，但也讨论到另三个范畴中与个人行动有关的问题。对于人类社会，奥派经济理论关心的是个人如何利用资源和知识去提升他的生活，以及如何形成新的制度和组织去便利个人理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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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教学上的方便，当前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被拆解成microeconomics (个体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macroeconomics (总体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奥派经济理论也可以类似地分成两部份的教学教材：第一部分可称为「个人行动」(human act)，探讨包括选择在内的个人行动及其效果；第二部分可称为「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探讨包括经济成长与宪政发展在内的文明演进过程。和新古典学派一样，奥派经济理论也接受经济人公设 (homoeconomicus) 和方法论个人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前者主张从经济理性的假设去分析人的普遍性行为，而后者主张从个人的选择与行动去理解社会的形成与文明的发展。整个地说，个人的选择范围受到外在环境与制度的限制，但个人不是只做被动式的选择，也包括改变外在环境与制度的行动。在改变过程中，他若能吸引大众的参与和模仿，就可能成功地改变外在环境与制度，从而改变个人原来的选择范围。
个人行动部分的内容可分成三个分析层次。第一为生产效率 (productive efficiency) 分析，探讨个人在已知的自然法则下如何善加利用已拥有的资源。在这层次，我们假设个人只是一位被要求去生产既定目标的工程师。他需要的生产因素和生产技术都已经取得，其任务只在降低生产成本。这里的生产成本是指生产费用，因为所有的生产因素和生产技术的使用价格都标列清楚。当然，这层次也包括多种商品的生产。只要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已知，生产效率就等同于利润极大化。只要生产技术能够公式化，这层次的问题便可以利用数学规划或作业研究来解决。如图二所示，这层次探讨的问题是：如何从给定的U点去寻找适当的技术以达成生产预定目标的E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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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边际效用 (marginal utility) 分析，探讨个人在他的偏好下如何选择生产目标及生产方式。这层次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教科书最普遍的经济分析，如图二，通常就是以一组无异曲线来代表个人的偏好，然后再从生产可能范围中挑出「最适」的E点。在这里，我们假设第一层次的问题已经解决，也就是个人有能力在生产效率方面实现他的最适选择点，如从U点到E点。
然而，即使在新古典学派的教科书中，我们也看到如图二中经过E点的虚线预算线，那表示：当对手国出现而愿意以虚线的交易条件和我国进行交易时，我国的消费选择点就可以经由贸易而由E点提升到更高效用的T点。「对外贸易」是一项新的经济制度，它扩大了个人的选择范围。再进一步言，不论是E点或T点都不是令人满意的点，因为个人还期待更高效用的H点。新古典经济理论虽然强调个人在预算限制下的选择，仍不忘记他也可以利用对外贸易的新制度去扩大选择范围。既然知道H点的存在，个人就会设法去实现，就像利用对外贸易制度去实现T点。奥派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人不只做选择，也会寻找尚未知道的制度与知识，不断地将限制线往右上方推上去，直到他期待中最美好的生活点能够实现。这第三层次为制度演进 (institution evolution) 分析，是奥派经济理论在广度上超越新古典学派之处。
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神灵世界和内心世界并不是经济理论的专业领域。譬如自然世界里的结构和法则是自然科学家与生物科学家的专属研究领域；然而，个人在面对自然世界时，也会关心如何利用这些自然资源来实现他的生活理想。在面对神灵世界时，个人除了想知道「生命来自何方」、「死后将归返何处」、「现世福祉和未来命运是否操控在神灵和其法则之下」外，更希望有能力去影响神灵或其法则的运作，去改变他的现世福祉和未来命运，或保证死后能前往美好的极乐世界。在科学和宗教的演进过程中，每一次的创新都是出于个人对现有环境和制度的不满，也是出于个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结果。
内心世界包括个人对生命价值及生活意义的探索，其问题在知识分工上也不属于经济理论。内心世界的研究成果提供个人许多不同的价值评估标准，让个人在进入市场之前先选择其一。但当个人进入市场而必需参与其中的竞争时，其行为是否依旧会遵循原先选定的标准？譬如在一个强调禁欲的社会，过低的物质需求会限制市场规模的成长和生产的专业化，终而造就一个能实现禁欲的贫穷社会；但禁欲行为的形成未必来自内心世界的选择，也可能是来自于外在的强制力，其影响甚至远大于个人的选择。再者，新古典教科书中对于厂商行为的利润极大化假设，是否可能在宗教的劝戒下失去意义？譬如传统教科书假设追逐利润极大化是厂商的行为假设，但我们也知道社会上另有声音要求厂商负起社会责任。肩负社会责任必将增加厂商的营运成本，这不利于他们在市场竞争。于是，不追逐利润的厂商将因失去利润和持续性的投资能力而连续亏损，最后不得不退出市场。所以，从奥派理论言，追逐利润极大化并不是厂商的行为选择，而是市场竞争下所呈现的行为规则。
3. 三个核心概念
在陈述研究领域之后，本节接着说明奥派的核心概念。每个学派都有共同的核心概念，虽然他们对核心的解释也存在变异性。 奥派的三个核心概念可简单地称为企业家精神、主观主义、市场过程。
(1) 企业家精神
和新古典经济理论同样是接受经济人公设：「个人的选择行为符合经济理性」，也就是满足一般所称的完整性和递移性。不过，奥派的经济人公设还多出了两特征：
1. 当个人不满足预算限制下的选择行为时，他会采取改变预算限制的行动；
2. 当个人不满意行动的结果时，他会调整下一次的行动。
可以这样说：奥派的经济人公设中含有行动自发力，不断让自己拥有的预算线接近图二的H点，而不是自满于所谓的「最适点」E点。这种让个人不断去移动预算限制的行动自发力就是「企业家精神」。
Kirzner (1973, 1985) 认为企业家精神表现在两种警觉上。回顾型警觉 (backward alertness) 是指个人在判断社会当前状态的方向发展后，提早布局以抢得利基。譬如中国大陆各省的旅行社预见台湾即将开放大陆民众观光旅游，于是展开布局和台湾的旅行社与饭店建立联盟。又如十年前台湾许多航空公司预估两岸即将三通，便采购远程客运飞机准备飞行两岸航线。由于经济人在行动之前都会先观察先前行动的后果及当下的环境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他的行动目标是朝向所认定的利基方向。个人所认定的利基会随他的观察、知识、企图心而异，也可以说：利基的不同，也表现在警觉类型在方向和程度上的差异。每个人对于市场发展方向的主观预期不同，但回顾型警觉强调的是某种客观性市场调整机制及利基的存在，同时也假设个人对市场发展的影响极微。
对照而言，前瞻型警觉 (forward alertness) 的个人不再是影响市场发展极微的参与者，而是市场发展方向的创造者。对他而言，利基并不是客观地存在，因为它原本并不存在；利基是随着他的市场开发而一点一滴地呈现出来。最好的例子就是2005年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其主题为机器人。参展的日本厂商抱持的前瞻型警觉是一个机器人满街走的人类世界，那可不是一个纯粹想象的世界，而是一个他们企图逐步推出新型机器人去塑造的未来社会。在塑造过程中，他们掌握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利基，自然也获取相应而来的利润。另一个例子是微软和google两大公司的几位大老板连手在美国Texas州建立的私人太空站基地，准备塑造未来人类的太空生活以及一个全新的太空生活产业。
(2) 主观主义
奥派经济理论也时常提及个人的主观性。主观性的白话文法就是「人与人不同」，这不同不仅表现在个人拥有的财富与知识的多寡，也表现在知识、性格、企图心等内容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也让两人的企业家精神有不同的表现。
关于个人主观性对经济分析的影响，我们可利用一个经济学原理最简单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来说明。假设大陆的首钢和武钢两家公司的产量分别占世界钢铁产量的 30%。我们要问的是这两家公司的CEO对于明年钢铁市场的预期是否相同？谁较准确？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台湾的IC市场，假设台积电和联华电两家公司的产量分别占世界IC产量的30%。我们知道，近十年来对这两家公司的CEO未来IC市场的预测一直是南辕北辙。图三的左图表示台积电CEO对于明年IC市场的预估，T点为其预估之市场供给线和市场需求线的交点。类似地，右图则为联华电CEO对明年IC市场的预估，但其交点U点所代表的市场价格和市场均衡量都不同于T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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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两家公司对于明年IC市场的预期谁较准确？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就以台积电为例，其预估的市场供给线包括了他对于联华电和其他公司之供给的推估，以及他的公司明年的产销计划。他可能是持回顾型警觉来计划该公司的明年供给，也可能是持前瞻型警觉在计划公司的明年供给。由于该公司所占的份额不低，因此，是他的计划决定了市场供给线，不是市场供给线决定他的计划。也就是说，该市场供给线不仅包括了他的计划，也包括该公司的执行能力。同样地，他预估的市场需求线也不是一条客观的曲线，而是深受该公司明年营销计划的影响，譬如计划拨列多少预算去进行商品广告与促销活动，而这些活动都会决定市场需求线等。换言之，奥派经济理论不认为图中的T点或U点是客观的市场均衡点，那只是某公司CEO主观上对明年市场状态的期许，这包括他要市场于明年实现其期许的企图心。
当台积电的CEO预估明年IC的市场价格后，就会以此价格推销其产品。我们称此为生产者将其主观意愿转换为客观价格的「编码」(coding) 过程，也就是他以自己主观的编码规则将其情愿交易的讯息编成「价格数码」(price codes，以下简称价格)，贴在商品上。消费者读到这客观的价格，会以他自己主观的编码规则将其「译码」(decoding) 成他自己的机会成本。说是机会成本，因为他知道一旦购买该商品就必须放弃其他商品的可能消费效用。这样，他就可以比较该商品带来的效用和其机会成本。
价格承载供给者的交易意愿。如果交易是采直接议价的方式，消费者开出的价格也同样承载着他的交易意愿。当双方都同意接受对方的交易意愿，交易就完成。
价格承载情愿交易的理解是重要的。价格一旦标示，卖方就不需面对买方表达他的交易意愿。价格的标示让个人的意愿脱离个人，然后附着在商品上飘流到陌生的远方。当然，「附着」是不正确的说法，因为主观的意愿无法附着到客观实体上。价格是客观的，而社会也存在一套客观的标示系统。标示系统是指文法结构，如十进制。买卖双方的编码和译码过程则相当的主观。
价格承载个人的情愿交易，也就是承载了个人对于交易的承诺。这承认简化了交易的进行。当许多的卖方在商品上标示价格并摆到市场平台后，将让大部分的消费者将购买的行动简化成选择。借用 Coase (1937) 的说法，寻找交易对象和议价的交易成本都被简化了。
(3) 市场过程
当许多的商品同时摆置在市场上，经由商品间的比较而形成竞争。如果商品同质，均衡价格就会出现。至于异质商品也可以再区分成许多近乎同质的类型商品，也会出现近似的均衡价格。新古典经济理论强调市场竞争的机能在于寻找均衡价格，但这只是市场机能中最微小的部份。就如前述，因为价格承载了交易者的情愿交易，让交易双方能将行动简化成选择；而市场的形成，则扩大了双方的选择范围。随着交易扩大而出现了不少的规模经济现象，其中包括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强调的同质商品的均衡价格的形成。
市场扩大后，卖方就容易发挥他的企业家精神。不论是回顾型警觉或前瞻型警觉，推出创新商品或新的交易方式都带有生存风险，但在较大的市场较容易找到一群以购买商品方式去支持他创新的消费者。创新、跟随，然后成为风尚。新的商品和新的交易方式便这样继续演进。换言之，市场的扩大可让商品和交易方式的演进容易进行。
演进起于个人展开企业家精神的尝试与错误的行动。奥派公设的经济人是个知识不完全又可能会犯错的人。在市场机制中，他不仅会在下一次的行动中修正错误，其犯错的信息亦会传布出去让市场的其他参与者共享。 Romer (19856) 认为一个厂商的研究成果若能分享到社会，便会出现规模递增的经济成长。同样地，一个厂商犯错的信息若能够分享给社会，其他的厂商不仅能避免犯同样错误，同时也因为有了这信息而限制或缩小了试误的范围。这两种让社会全面性降低错误所造成的规模递增效果，可能较前者更大。换言之，市场另一重要的机能是矫正个别厂商的错误，并使其转变成社会的共享知识。
不只交易的商品或交易方式会演进，帮助交易的承载体 (carrier) 也会演进。在市场规模小时，交易方式较为简单，譬如全部交易都以价格进行。市场扩大后，由于分工导致的不同需要，交易方式也会变得复杂。 奥派的创始者Carl Menger 最早讨论货币的演进，而货币就是一种承载着个人保留到下次交易之意愿的承载体。 虽然同是客观的承载体，但能为更多人接受者会逐渐取代其他承载体的地位。承载体的演进就和商品的演进一样，只能在利伯维尔场下进行，因为只有在利伯维尔场中才会出现创新的承载体，也才会出现竞争和淘汰。
奥派将货币视为一种制度，这和将语言视为制度的意义一样，因为两者都是意愿的承载体。纯就承载体而言，它本身有着客观的数码系统，可以让个人以其主观规则进行编码或译码。我们利用语言也是这样：将主观上想表达的意念编码成声音和结构的客观系统，然后传递出去，对方接受后再行解碼。制度若做为一种承载体，它的演进也只能在利伯维尔场下进行，因为只有在利伯维尔场中才会出现创新的制度。略不同于商品或交易方式的创新，新制度要在市场中找到一群支持者以求得生存的门坎，显然是高过一般的商品或交易方式。
制度不只是指承载体，也可以指平台，譬如市场就被同时视为制度和平台。平台的意义是一种可以自由进出的空间，而这空间的意义就是它能承载参与这空间的种种对象。在这意义上，平台也是一种承载体。因此，制度若做为一种平台，它的演进也依然只能在自由的(制度)市场下进行。
4. 一个简单的教学架构
简述了三项核心概念，本节就可以提出奥派经济理论的一个学习架构。由于奥派接受方法论个人主义，我们的架构也就从一个人生活的「一人世界」开始，接着讨论人称关系下的「两人世界 」，最后进入非人称关系下的「三人世界」。
(1) 一人世界
个人借着行动去实现理想，在行动中消耗资源，也累积新的资源。行动之后，他又得承担后果。不论得失，接着又是新一波的期待、行动、评估。在这些行动中，有些是由个人独自完成，不必牵涉到他人，也不对他人产生负的外部效果。譬如早晨起来，一个人便能绕着校园跑。要跑几圈？跑多快？中途要不要休息一下？要不要带MP3播放器一起跑？这些都是个人可以依其喜爱和体能自行决定，不牵涉他人也不影响他人，并独自承担后果。此情境称为一人世界。一人世界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初学者从此分析中了解个人的边际效用和行动的边际成本，以及相关的时间偏好和决策均衡点等概念。
落难荒岛过的就是一人世界的生活。个人会先评估自己拥有的资源，然后好好利用它们以求取最高的效用。图二的BL线段和坐标轴所围成的区域是他的消费选择范围， E点是最高效用之消费组合。为了掌握消费选择范围，他必须清查自己拥有多少的资源、探知有哪些可利用的知识。个人是唯一的决策主体，此外的一切都是他实现目标时会加以利用的资源，包括自然环境和资源。不过，一人世界的个人行动，可以说是极其谨慎谦逊，也可以说是极其妄为荒唐。但这两种说法都无意义，因为只有他一人在论断自己的行动。
(2) 两人世界
个人的行动有时也会影响到他人福祉。譬如晨跑中不小心跌倒，摔出的MP3播放器也可能砸到身旁散步的老人。当行动者带给受影响者负的外部效果时，便会发生利益冲突。当受影响者的身分明确时，我们称此情境为为二人世界。此处的「二人」，不必是字面上的两个人，可泛指一方为行动者而另一方为明确受影响的一群对象。受影响者时常会有反弹行动。反弹行动因人而异，有些人会笑笑地说声「没关系」、有些人会回骂几句、有些人会要求赔款。由于受影响者的身分明确，行动者必须对他的反弹行动有所回应。
二人世界讨论的主题包括两人之间的商品交换、生产合作、分工合作，以及可能发生的合作障碍、紧张关系等问题。由于二人世界是由独立的二人组成，分析上无法假设他们的主观效用会相同，也不能采用其中一人的效用函数为目标函数，或假设其中一方完全知道另一方的主观效用。从这个世界的分析中，初学者学到如何从一人世界中的计划与控制的分析进入二人世界中与他人交换和合作的分析。当一个人思考到对方可能的反应，或想与其进行交换和合作时，便会限制个人行动的选择范围。当两人都在行动范围自我约束时，就出现了该社群的秩序，但这是在二人世界中以人称关系为考虑所形成的秩序。
家庭是二人世界的典型例子。家庭中的成员未必只有两人，但受影响者的身分都相当明确。家庭里存在亲密关系与合作关系，有时也会出现紧张关系。家庭之外，人数不多的社团、范围不大的小区、固定员工的工厂与公司等也都属于二人世界。两人世界强调的是人称关系，而好的人际关系可以降低生活上的交易成本。
(3) 三人世界
跨出了家庭、社团或公司，我们常发现受自己行动所影响的人的身分难以确认。这情境称为三人世界。这里，「第三人」意指行动者无法确知或确认受影响者的身分，或受影响者无法确知或确认行动者的身分。由于难以确认对方，行动者在三人世界中的行动就如同在一人世界一样，也就是说：他不必顾虑受影响者的反弹行动，反正他们找不到他。当行动带来损害时，受影响者虽找不到行动者，却会寻找或发明一些机制来保会自己的当时或未来的权益。当这些机制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实行后，就成了该社会的制度。
在三人世界里，制度不论是作为个人意愿的承载体或只是一个平台，都让个人可以在非人称关系下顺利地完成交易或合作。哈耶克称此为「延展性秩序」 (extended order)，以延伸秩序在二人世界中以人称关系为连结之秩序的狭隘意义。在人称关系下，个人的行动必须考虑对方的反应；但在三人世界，我们无从做此考虑。现在，个人的目标不再是和已熟识的「第二人」合作发展，而是要和许多未谋面的「第三人」合作。因此，三人世界的主要问题超越资源的利用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在合作范围的继续扩大。当市场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我们熟知的分工和专业化才会出现，也才会带来包括修正个人的错误决策和诱导商品与交易方式的演进等力量。
换言之，三人世界是跨出社群下之人称关系的社会，而奥派经济理论关心的主题便是制度在社会中的形成、运作与演进的问题。这些制度包括在初民社会便出现的市场、交易、货币、财产权，在法政社会下才出现的刑罚、契约、公共建设、政府、宪法，以及当代商业社会的金融和保险体系等。
5. 狭义经济理论的议题
上一节的教学架构让初学者鸟瞰奥派经济学蓝图。接着的两节可说是入门之后的中级教材，包括本节以货币交换为中心的狭义经济理论和下节以非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广义经济理论。本节将讨论较传统且具代表性的景气波动和社会计算，和1990年代兴起的知识经济学。 (1) 生产、消费与景气波动
奥派的景气波动理论建立在特殊的生产结构理论，认为商品的产出是一序列生产活动经由市场利率的调整所协调出来的结果，并强调政府对利率的干扰会破坏市场的协调机能和生产秩序并导致景气波动。以汽车为例，汽车成品是汽车生产链中是最接近消费者的第一级产品，其生产需要引擎、钢板、轮胎、玻璃、座椅、电子装置等第二级厂商的供给，而这些厂商又需要其上游厂商 供给的第三级产品。技术层次愈高的工业产品，其生产过程所经历的供应链的级数愈多，最高层级可推至铁矿的挖掘或实验室的研发工作。每一级产业的生产都是为了供应低一级产业所需要的引申需要。愈高级产业的引申需要距离消费者的直接效用愈远，其经营者愈无法从消费者的行动中获得与其经营有直接相关的信息，故而愈会依赖如利率等所传递的一般性市场信息。
当政府推出扩张性政策降低利率后，愈高级产业愈会跟着扩大投资，其员工薪资也会上升。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加上产业扩大投资向社会传递了「市场即将繁荣」的信息。由于利率变动影响所有产业，即将繁荣的预期还盖了所有的产业。同时，较高级产业之薪资上升后，一般消费品的直接需要跟着增加，而全面带动较低级产业的投资，进而促成全面的薪资上升和经济繁荣。由于劳动供给在短期间是固定的，经济繁荣将进一步抬高薪资，但也提高了厂商的生产成本和他们对扩张性政策的更深依赖。当实质利率无法再继续下降，或经营失败的厂商数目已无法忽视时，便将引爆市场的悲观预期和金融机构的谨慎交易。薪资下降或失业增加将减弱对一般性消费品的需要，这使较低级产业逐渐减少对高级产业之产出的引申需要。于是，许多较高级产业开始闲置机器设备甚至遣散工人，其早先的投资也无法回收。新一波的萧条随之出现。
奥派景气波动理论提出的生产结构以及其造成的「错误投资」(mal-investment)都是优于其他学派的观点。但该理论也有尚待改进的缺点。其一就是将政府视为唯一制造景气波动的元凶。但除政府外，市场是否也可能内生地制造出景气波动？新古典学派的实质景气循环理论提出了这种可能，奥派学者是否能够接受这观点？其次，上述理论主要是从错误投资的观察去分析景气波动的成因，那么，是否也存在对称的「错误消费」(mal-consumption)？换言之，我们能否改从消费结构去讨论错误消费和景气波动？这值得奥派学者的关注，因为奥派经济理论还缺欠完整的消费理论。
(2)社会计算与市场价格
由于东欧的瓦解，当代奥派学者喜欢讲述社会计算大辩论的典故，因此初学者不难找到完整的论述及数据。本文也就简单说明。
上两节提到市场机能和三人世界时曾指出：资源的运用不能从一人一时的角度去规划，必须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社会的发展。这样的观点并非奥派创立之初就已完备，而是在此次辩论中逐渐发展出来的。
当中央计划局 (CPB，Central Planning Board) 认为他们有能力完全掌握个人的效用和商品的生产技术时，是采取一人世界的计划观点。想想，要如何搜集十多亿人民对数百万商品的需要信息？因此，CPB为了让计划能运作，势必要将人民分成几个类型，同时也要将商品和型式的种类限制到最低。这是奥派对计划经济的第一波批评。
在两人世界里，如果双方的交易物都是可供直接消费的产品，CPB可以在误差的容忍范围估算人们的偏好，也不难将汇集的总需要分配给各国营企业去生产。但如果交易物是中间财而非消费品，双方的需要就只是他们选择不同生产技术的衍伸需要。此时，除非CPB要求相同商品必须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否则无标准为他们设定不同的生产技术？同样地，既然没有价格体系，CPB要如何决定不同厂商的投资额？因为这也与生产技术的选择相关。这是奥派的第二波批评。
奥派的第三波批评是从三人世界的角度提出：如果商品和生产方式都已被决定，新的商品和新的生产技术将如何出现？如果我们不努力去寻找其他的交易对象，生产如何可能进行分工和专业化？
(3) 知识、资本与经济成长
虽然知识经济是晚近兴起的名称，但知识却是奥派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耶克更认为「知识的利用是经济学最根本问题」。由于知识不容易量化和模型化，当它在 1990年代被重视时，只引起几位经济学界知名学者的重视，却在管理学界掀起研究热潮，甚至出现「知识管理」的新科目。这发展并不惊讶，因为管理学界长期关注着被经济学界遗忘的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和知识是奥派经济理论中一体两面的核心概念。本节不打算回顾知识在管理学的新发展，而是回到基本架构来暸解哈耶克所强调的意义，也就是如何超越一人世界与两人世界之知识去扩展和利用三人世界之知识。
知识是指具因果关系之叙述所组成的逻辑体系。因为具因果关系，所以知识可以利用和重复利用；因为属于逻辑体系，所以知识不能任意编织。于是，知识也就成为经济成长和文明发展的主要来源。当然，农业时代的经济成长动力来自土地与劳力，而工业时代来自资本和技术，但这并不是要将知识看成与土地、劳力、资本等并列于生产函数的生产投入因素。相反地，知识是各种生产投入因素具生产力的来源。当知识内嵌到实体资源时，就刻划出「实体资本」(physical capital)；当它内嵌到人身时，就刻划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当它内嵌到文字或电码时，就刻划出「软件资本」或「技术资本」。同样地，知识也能内嵌到「商业方法」、「组织资本」(organization capital)和「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这些资本因为含有内嵌知识，所以能够展现知识的生产力。
由于知识的本质在因果关系，便具有个人的主观性。主观的知识如何可能内嵌到客观的实体资源、人身、文字、组织等？「内嵌」也是一种编码过程：拥有因果叙述的甲方，利用数码和文法结构将他理解的因果关系刻划在客观的实体资源、人身、文字、组织等上，也就是在编码之后让后者成为因果叙述的承载体，然后传递到乙方，而乙方再根据他对文法结构的理解进行承载体的译码，读出其中所承载的因果叙述。由于编码和译码都是主观的，即使刻划过程中使用的数码和文法结构都是客观，也无法保证乙方所解译的叙述会和甲方传递的原叙述相同，更何况双方对于文法结构的认知和掌握也存在差异。
个人在一人世界面对的都是客观的自然界和生物界，这时他需要的知识都是关于自然界和生物界的知识，也就是常称的「知何事」(know-what) 和「知如何」(know-how)。前者如「这棵奇异的植物能否食用？」，而后者如「如何敲开椰子壳？」这时，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主要的经济成长来源。在二人世界，当然个人仍须具备一人世界的知识，但也必须顾虑对方的反应行为，这时的「知何事」和「知如何」多了涉及对方的知识，譬如「她的眼神是什么意思？」或「如何和他合作杀了那头猛虎？」 这时的经济成长来源可以说多了商业方法的资本。到了三人世界，个人除了必须具备一人世界和二人世界的知识外，因为新的事物和技术的不时出现也使「知何事」和「知如何」 有了新解。由于个人交易对象的扩大，「知何地」(know-where) 和「知何人」(know-who) 的问题这时正式登场，譬如「商品该卖到何处？」、「如何找到可以合作设厂的人？」这时，组织资本与制度资本是经济成长的新来源。
实体资本既然承载因果叙述，而生产也是一种将因果叙述刻划到实体资源的过程，故在定义上，商品和资本无分野。有了知识理论和价格理论，资本理论也就变得多余了。依据奥派经济理论，生产力来自知识的利用，而内生经济成长起于知识的扩散和不同知识间的互补关系。因此，知识的继续累积可以扫清传统经济理论忧虑经济终将停滞的幽暗面。但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最终不会限制经济成长？就任一个时点言，生产资源总是有限的。然而，今日的生产资源远较十年前为丰富，而十年前的生产资源远较百年前为丰富。经济进步所仰赖的是生产资源，不是自然资源。当消费商品不断多样化后，生产过程也逐步复杂化，使得愈来愈多的自然资源被转化作生产资源。市场价格能呈现一种商品相对于消费偏好的稀少性，让供给者去调整生产数量和生产方式，也发展替代的新生产资源和新商品。新商品和新生产资源继续对自然资源造成新压力，但它们相对于被替换下来的生产资源却处于丰富的阶段。
6. 广义经济理论的议题
既然三人世界才是经济理论的主要领域，人的行动和交换行为的范围就得超出货币关系。除了以物易物与货币交换外，知识、产权、自我约制和信守规则的交换等都是广义经济理论理应讨论的范围。也因此，奥派学者曾考虑用「交换学」(Catallactics 或 praxeology)替代「经济学」一辞。在这广义的领域，方法论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企业家精神、市场过程、知识等仍是分析的主要核心概念。
(1) 政府与宪政
长期以来，奥派学者都扮演着自由的捍卫者，很自然地对政府的强制权力抱持高度的戒慎恐惧。然而，就像人们愿意组成企业以追求共同的商业利润，居民也会愿意组成不同规模的「政府」以实现共同的生活目标。因此，政府的适度机能以及如何让它信守承诺，一直是奥派内部和对外的争议焦点。不过，奥派之间也有一共同点，就是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下坚守洛克（John Locke）以来的传统：个人不得以生命、身体和全部财产为代价去进行交换。这也就是传统自由主义的最后防线—坚持一个有限权力的政府。
当一条自由界线划定之后，理论上公权力与私领域行为应是井河不相犯。然而，这条以文字定义的界线并不像地理疆域那么明确，在实际运作时常出现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再加上学者间的诠释差异或人性上的容忍与偏见，政府(包括行政和官员和立法议员)会有意无意地越过这条界线去侵犯人民的自由。由于边际侵犯的损失远不如放下手边工作去抗议的成本高，多数人民对政府轻微的越线行为常采取容忍与不计较的态度，这让政府稳稳地占领刚夺取的新疆域，让原先划定的自由界线往右移动。虽然私领域的自由范围缩小了，但经过一段时日，就像慢慢加热活煮青蛙的寓言，青蛙会习惯缓缓上升的温度，逐渐地接受「新的」自由界线。等到大部分人接都接受新的自由界线之后，政府就可以进行下一波的边际侵犯行动。奥派以文化演进的边际改变来看政府对自由的侵犯过程，深知自由的脆弱而以极为严峻的态度捍卫自由界线的不可侵犯，也因此常遭误解甚至扭曲为不可通融的基本教义派。
极权政府固然不会尊重人民在私领域的自由，民主政府依旧容易利用多数决立法侵犯个人的自由。历史上，极权政府喜爱借重哲学家和其正义理论去论述政府侵犯自由的合理性，而民主政治也偏爱将所有的政治责任推给全民共同决策。为了避免人类理性的滥用，奥派指责这类自负心态有如撒旦企图凌越上帝的能力。他们从人类的制度成就来呈现人类理性及个人知识相对于文化演进过程的微小，藉以作为限制政府权力的论述基础。于是，政府权力被要求不能妨害到制度的文化演进过程，包括市场、货币、语言、司法、宪政等的自然发展。当然，这种对文化演进过程的信赖态度，也使得奥派常被称为不可知论者或是神学论者。
(2) 道德与文明
人文与社会学界往往批评经济学家只知道效率而不知人间的公平、公义、正义 (以下合称公义)。甚至有人认为二十世纪出现的罗斯福新政和福利社会，就是对经济学最严厉的批判。经济学家如何面对这方面的指责？新古典学派在这方面是毫无对抗余地，不是将这方面的议题交给了极具社会主义色彩的K. J. Arrow和 A. K. Sen，就是承认经济分析之外同时还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分析面向。
奥派并不把问题局限在经济分析，也面对公义问题。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张经济效率，奥派是以「交易机会的扩大」来评价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 Kirzner (1989) 认为交易利得除了是评价制度的基本判准外，也回答了公义问题。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企业所创造的交易利得，并以「企业家」称呼该企业的经营者，那些交易利得就是企业在企业家的经营下所创造的利润。Kirzner认为利润分配必须根据古典自由主义提倡的财产权植拓 (homestead) 法则来运作，否则企业家就失去创造交易机会的诱因。没错，利润分配之后是会累积；若分配不平均，则累积之后就形成财富分配不公的社会。但是，分配法则和利润创造是植拓法则的一体两面，丢掉分配条法则，也就等于丢掉利润的创造；没有利润创造行为，也就不会出现交易利得。因此，除了植拓法则之外的其他的分配法则，即使号称是最公义的John Ralws分配法则，由于无法有效诱使企业家进行创造，其要求的分配对象也终将面对一般社会主义下的困境：没有新的交易利得可供分配。
除了公义之外，哈耶克认为经济理论应该考虑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问题。人类文明可以界定为：人类欲望的不断开发和满足欲望成本的不断降低。经济制度的判准便在于哪种经济制度能够允许人类拥有更高成就的文明，也就是更丰富的欲望和更低的实现成本。如果就市场机制和计划经济加以比较，明显地，市场机制所能开展的人类文明远非计划经济所能望背。
7. 奥派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本文最后将讨论几个奥派值得发展和正在发展的经济理论；不过，要明确指出这样的议题必须仅慎，因为议题本就随学派的关注点而不同。譬如前节提到的资本理论，新古典理论用以探讨经济成长，马克斯理论用以分析社会分配，而奥派则较关心知识创新。另外，奥派是否需要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厂商理论也是有争议的。 因此，本节只讨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转轨理论，以及全球化下的交换秩序理论。
(1) 经济体制的转轨理论
1940年代是西方社会主义崛起的时期，由于西方社会基本上是自由经济，奥派的重心便放在批判社会主义。不幸地，奥派在这场战斗中因遭误解而失利，随后沉寂近三十年。在这段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集权政府，推行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直到1990年代才瓦解。计划经济的失败让经济学者重新省思奥派经济理论，希望找到重建经济和社会的理论。较遗憾地，当时的奥派学者虽然深信计划经济必定失败，却未能在这段期间发展出一套由计划经济转向自由经济的理论，也就是转型理论／转轨理论。
中国大陆摆脱计划经济的尝试可上推到文革时期。费孝通 (1987) 认为最早发生经济转轨的苏南乡镇企业是趁着文革混乱时发展出来的，可以说是完全自民间长成出来的产权制度。由于「产权公有」一词存在着宽广的解释空间，这也就让大陆经济学者在第一波的经济转轨讨论集中焦点在公有与私有财产权的混合制度上。时机上巧逢寇斯 (Ronald Coase) 和诺思 (Douglas North) 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时之间，经济制度的转轨问题几乎就等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应用问题。但随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和市场的蓬勃发展，学着们逐渐了解到市场所蕴藏的发现机制。再加上国营企业改造时遭遇的重重困难，私有产权的不可替代性开始凌驾混合产权的可行性。奥派经济理论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也引发一些关于制度变革的重要争议，较值得关注的是农地的私有化问题及杨小凯 (2001) 提出的后发劣势的警语。
在经济转轨中，农业问题最为复杂。这不仅农民人口众多且贫困，他们的教育程度和对市场机制的敏感度都远不如都市和城镇居民。只要工业化地区的经济成长率长期超过农村，政府便会陷入是否补贴农业的两难：补贴则政府财政负担沉重，不补贴则农村青年不断流失。从奥派观点看，发挥农民潜在的企业家精神是唯一能跳出这两难的作法。然而，农民尤其是农家子弟在发挥企业家精神时，往往需要创业资金的配合。De Soto (2000) 指出：农村地价虽然不高，但若能抵押贷款，透过原始的金融运作也是可以聚集可观的资金。如果农地还继续维持公有制，农民虽有企业家精神也是动弹不得。同样地，对于杨小凯和林毅夫 (2002) 的论战中，奥派则认为问题不在制度或技术改革的先后。技术的有效运用不可能长期仰赖政府的指导，它们就像人力和资本一样地，必须仰赖企业家对市场的警觉，然后再进行生产资源的整合与生产。反之，要具体落实企业家精神，则必须有流动资金和可取得之技术的配合。换言之，这个争论可以转述成一较容易接受的共识：如何让大陆的生产投入资源，包括土地、资本、企业家精神，能顺利地移转到最有能力利用它们的企业家。只有不断地减少对企业家精神和各种生产资源的移动限制，才能维持中国大陆经济的继续成长。
(2) 政治体制的转轨理论
台湾虽没有经历全面的计划经济，但1960年代开始的自由化也算是一种不同型态的经济转轨，它让台湾逐步建立自由的经济体系。迈入自由经济之后，政治体制是否就会自动转向民主？虽说经济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而强大的中产阶级也是推动民主制度的前提，但随着不断富裕的中产阶级却也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多有顾虑。政治体制的转型不同于农民革命，因为政治企业家若随意揭起革命大旗势必吓退中产阶级，毕竟参与革命的成本过巨。
台湾在经济自由之后，其政治体制转轨到民主的过程接近奥派主张的文化演进。这过程是由国会议员的个人秀开始，逐渐发展成国会殿堂的打群架，然后才走向街头游行、抗议。每一阶段，都可以见到少数政治企业家的作秀行为，他们选择中产阶级所能接受的最小牺牲进行「暴力边缘」的反抗。三十多年的政治发展就像市场演进一样，不时有新的政治企业家推出边际政治改革诉求和改良式暴力边缘行动；原诉求的政治改革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和习惯；然后新的边际政治改革诉求继续建立在这不断累积的民主政治上。虽然台湾发展出国会殿堂的打群架，却避开了多数国家在争取政治民主的流血冲突。
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类似于南韩的大财团，而是出现一群群的蚂蚁雄兵。他们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主力。在经济范围内，他们当家作主，安排工人生产，自负盈亏责任；但进入政治民主化之后，他们必须和工人妥协，甚至在政治力量下服从于工人团体的多数选票。因此，在这民主继续深化过程中，台湾社会是否有能力确保经济运作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扰？是否有能力发展出一套游戏规则有效地限制民主程序的无限权力？如果有幸形成这些规则，其内容是否同于西方历史上所发展出来的规则？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是同步发展。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随时处理两者间的冲突，点点滴滴地累积成经验法则，慢慢地长出有效的游戏规则。台湾是在经济发展成熟之后才开始民主化，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也将会循此路径发展。
(3) 全球化时代的交换秩序理论
苏联解体后，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已成普世价值。几乎同时，科技的快速发展大幅降低了商品的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全球化时代」便肇因于这制度和技术的双重突破，使得各地商品和生产投入因素能迅速地在各国间流动。原本被切割成块状市场的全球经济，现已紧密地结合成一个「全球大市场」。在此大市场下，各国企业激烈地竞争着。然而，过去的政治疆界并未因全球化而改变，各国政府的权力和经济政策依旧主宰着国境内的经济情势。而各国之上，也没有一个能执行强制权力的世界政府。面对各国政策的冲突，我们会自然地问到：在全球化时代，是否需要一套新的交易规则？ 既然不存在高于国家的强制权力，这套新的规则要如何出现？是否可能依赖现行的世界组织来进行协商，还是让各国政府委派的代表去进行多边协商？或者是交由市场去处理，让它从利益调适中自然地长出新的交易规则？
由于全球大市场已经形成，新商品和新产业会很快地就进入完全竞争状态，其创新的企业也很快就达到边际利润为零的境地。为了不断发现新的独占利润，各国政府和跨国大企业无不积极从事创新活动，努力寻找知识上的突破。创新活动多了，出现熊彼德所称的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s) 现象的机会也就增加。创造性破坏带来不连续的社会变革；每一次的变革，个人者都被迫进行生活上的调整。调整是需要一段的调适时期，这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当太多的个人无法及时调整，就累积成新的社会问题。当创造性破坏接连出现时，每个人的调适时期都将被压缩，无法及时调整的人数快速提升，社会问题也就愈形严峻。
面对这些新的全球性问题，奥派相较于其他学派拥用有较多的理论资源，因为早自米塞斯和哈耶克就开始提倡企业家精神、知识经济、文化演进学说等与当代议题相关的核心理论，而这些理论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和人文与社会学界普遍缺欠的内容。虽然新世纪的情势对奥派的进一步发展相当有利，但上述学说毕竟都是在五十、六十年前提出的。当时的世界还见不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形成和瓦解，也没有因特网和计算机所带来的科技突破，更无法想象生命科学或机器人产业对社会的可能冲击。因此，如何继续将这些理论发展得更为成熟是奥派学者最新又严厉的挑战。
8. 结论
由于缺欠好的教科书，奥派自1970年代复苏之后的成长相当有限。在没有较好的教科初出现之前，本文希望初学者能利用这架构，以及网络上许多奥派网站提供的资源，建立一个自我学习的教材。
参考文献：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香港：中华书局。1987年。
干学平、黄春兴、易宪荣，《现代经济学入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蒋硕杰，《蒋硕杰先生学术论文》，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
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与杨小凯教授商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2年。
吴惠林，〈吴序：还经济思潮本质的杨小凯〉，《杨小凯经济论文集》，台北：翰芦出版社，2001。
夏道平，《自由经济的出路》，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
杨小凯，〈后发劣势〉，《天则双周》，181讲，2001 年12月1日。
Bardhan, Pranab and Roemer, John (1993)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ry, Norman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Hayek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05.
Boettke, Peter J.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1994.
Buchanan, James M., "Politics without Romance: A Sketch of Positive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Its Normative Implication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Choice II, ed. by James M. Buchanan and Robert D. Tollis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11-22. 1984.
Buchanan, James M.,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Coase, Ronald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386 –405.
Coase, Ronald H.,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Ebeling, Richard, Time and Money. London: Routledge, 2000.
Gunning, J. Patrick, The New Subjectivist Revolution: An Elucidation and Extension of Ludwig von Mise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Theory,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0.
Gunning, Patrick J.,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in Austrian Economics," in Keizer, W., Tieben B. and R. Van Zijp (eds.), Austrians in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1997.
Hayek, Friedrich A., "Chapter 3 The Common Sense of Progres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Reprint November 1, 1978)
Hayek, Friedrich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1945, pp. 519-30.
Hayek, Friedrich A.,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Hayek, Friedrich A.,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Hayek, Friedrich A.,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Kirzner, Israel M.,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Kirzner, Israel M., 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Kirzner, Israel M., Discovery, Capitalism,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9.
Menger, C., "On the Origins of Money," (translated by C. A. Foley) Economic Journal, 1892. 239-55.
Menger, Car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Dingwall and Hoselitz,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871/1976.
Menger, Carl,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F. J. Nock,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883/1963.
Mises, Ludwig von,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Po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O’Driscoll, G.. P. Jr. and M. J. Rizzo, The Economics of Time and Ignora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5
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1002-37.
Skousen, Mark,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Soto, Hernando de,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Taylor, Thomas C., An Introduct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The Cato Institute. 1980.
Vaughn, Karen I. 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 The migration of a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4.
Yu, Tony Fu-Lai, "Toward a Praxeological Theory of the Firm, "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999. 25–41.
A Framework for Learning Austrian Economics Theory
Chun-Sin Hwang Email: [email]cs1101@seed.net.tw[/email]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Due to be lacking in support of sound textbook for freshmen,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ian School has been rather limited since its revival in 1970s. This paper presents a learning framework for those who hope to study Austrian theory of economics, covering from the basics to recent research topics, with the help from relevant web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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