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榈油大王破围记：逼出来的期货高手
导读：作为业内“硕果仅存”的民营企业，聚龙董事长杨学犟在行业周期的跌宕间、外资与国资的夹缝中打通了产业链，“我们创业17年，可以说就做了这一件事。”杨学犟睁大眼睛盯着桌上的两个电脑屏幕，嘴角线绷紧。墙上贴满油脂、金属、原油的价格走势图，如同不时掀起惊涛骇浪的大海。
“一个残酷的行业。”杨学犟指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说，“在这个游戏中，倒下去是必然的，活下来才是偶然的。”当天(10月15日)，马来西亚棕榈油期货已连续7周上涨，现货价格也接近金融危机之后的最高点，他却更加紧张。
消瘦的杨是天津聚龙集团董事长，该公司成立于1993年，主营业务为棕榈油，范围已覆盖种植、码头、仓储、贸易、加工、小包装产品等各环节。它的棕榈油分提厂在全球最大行列，拥有中国唯一的海外棕榈种植园，正在建设华东地区最大油脂综合加工基地与物流配套园区，每年进口100万吨毛油进行加工，是国内进口量最大的棕榈油企业。
棕榈油来自油棕树的棕果，具有营养成分独特、不易氧化变质及市场价格相对低廉的优势，应用于食品加工业、餐饮业和化工业，是国内仅次于豆油的第二大食用油品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消费国，也是最大的棕榈油进口国。国内从事棕榈油经营的企业不下万家，多数是贸易商，实力相差悬殊。大型贸易企业直接从国外进口，进入国内后再通过中小分销商进入流通领域。贸易商一般连专门的仓库都没有，而聚龙是唯一贯穿产、工、贸的民营企业，产品占据全国市场的13%-15%，2009年销售额为56亿。华东基地和印尼种植园建成后，除满足自用外，也能成为利润中心。
即使拥有如此实力，仍无法舒缓杨学犟胸中的危机感。
中国油脂产业缺乏话语权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部依赖进口的棕榈油更是如此，市场价格的一个涨跌就能淹没貌似强大的企业。另一方面，近年来中纺集团、中粮集团等央企在粮油领域大举扩张，跑马圈地。身处阴影之下，民营企业难免感觉空气稀薄。
这是一条煎熬之路，杨学犟决心走下去，而全产业链，是唯一的路标。
一、刀头舔血
上游与期货，是国内棕榈油企业心中的隐痛。
近20年来，每隔4—5年，棕榈油价格就会出现一次剧烈波动，那是大浪淘沙的时刻，每个周期，都会淘汰掉50%的企业。
“2004年我们排名大概在第五位，那一轮周期后，前四位基本上都已经趴下了。”聚龙集团副总裁朱建东感叹，“2008年我们排第一了，到年底再看，二、三、四、五也全没了。”
如今终端价格相对透明，决定胜负的关键点在原料采购，以及对金融工具的运用熟练程度。
同大豆类似，棕榈油原料价格完全与国际接轨，它的期货价格走势也以大豆为参照。所不同的是，大豆在中国尚有生产，但棕榈树在国内没有条件作为经济作物种植。
棕榈树原产自西非，18世纪末作为观赏植物传到马来西亚，逐渐在东南亚地区广泛种植，今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主要棕榈油生产国，生产的棕榈油占世界总产量的86%以上，每年中国大约97%左右的棕榈油从上述两国进口。
棕榈果经水煮、碾碎、榨取等工艺后，得到毛棕榈油。毛棕榈油运抵中国港口，大大小小的加工企业根据订单运走自己的份额，经过精炼，去除游离脂肪酸、天然色素、气味，得到精炼棕榈油，再根据不同需求，通过分提，可以得到24度、33度、44度等不同熔点的棕榈油，然后经贸易商进入中国的油脂消费系统。
四年前贸易商每吨棕榈油能赚到近200元，金融危机之后，他们胆子小了，有一二十元利润就出手，甚至赔四十多元的时候也愿意抛售。“种植园的利润无疑最丰厚。”在聚龙集团研究院副总经理范昭宇印象中，源头的利润能占到产业链的三分之二左右，越往下游，利润空间就越窄，“谁的成本控制能力强，谁的量大，就能活下来。”
棕榈园本身就是一种保值工具，而对它的投资可能是无底洞。如果不能掌握源头，就只能用期货交易对冲风险，那是一场更大的赌博。有人将棕榈油称为一种“准金融产品”，2005年之后，其金融属性更加明显，理论上说，期货应该跟着现货价格走。“可现在已经倒过来了。”范昭宇拍着电脑说。
一则笑话是，在天津即使是炸油条的，每天早晨也要先看看期货价格。套期保值在行业中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生死的砝码。假设仅做现货，贸易商主观判断后市价格要涨，因此暂时囤货，可如果判断失误，价格暴跌，现货根本没有机会出手，贸易商手里抓着大量棕榈油，资金压在采购方，等到价格出现倒挂，几乎卖一吨油就要赔数百元。如果套期保值操作正确，就可以赚取额外利润来弥补倒挂的损失。
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风向标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包括“ABCD”(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在内的大粮商都选择在此交易，2007年作为中国期货市场第一个纯进口品种，棕榈油期货也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割。聚龙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操作大豆，在大连和马来西亚的交易所操作棕榈油。
杨学犟走到一张豆油价格走势图前，上面有一个陡峭的波峰，显示的是从2006年下半年到2008年的价格情况，行业周期与金融危机叠加在一起，变化之巨前所未有。价格从2006年下半年缓慢爬升，到2007年骤然加速，可当价格达到1.6万元/吨的历史顶峰后，突然滑落，一直到5560元的谷底，暴跌达70%以上。
聚龙的棕榈油与少量豆油销售量加在一起每年在一百万吨左右，若没有灵活的套保策略，如此沉重的损失必然会压垮资金链。这一年，聚龙在现货上赔了6亿多元，而在期货赚的略高于这个数字。
“怎么应对风险?不用别人教，从这样的波动中活着爬出来什么经验都有了。”杨学犟看着图说。
像聚龙这样以实业为主的企业，套期保值通常配合现货来操作，区别于投机行为。从海外订购毛棕榈油后，市场行情无非有涨或跌两种可能，聚龙的研究团队会根据预判锁定利润与亏损。
套期保值最重要的数据是当天的现货库存量、期货库存量及净库存量。聚龙有现货，前两个数字可以对冲，最关注的是净库存量。现货与期货冲抵之后，就可以算出企业的净资金，杨学犟牢牢抓住这个数字，为套保加了一道保险阀。
现货贸易商如果以投资思维从事期货交易，一招棋错，可能再无翻盘机会，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中盛粮油。
2004年时，中盛实力远超聚龙。在沿海形成了以天津、镇江、东莞及厦门为主体的生产基地，在全国拥有数十个产品配送中心，从原料国际采购、物流、生产加工到成品销售配送，建立了完整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产品覆盖国内三北、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当时天津工行和交行甚至在中盛设有办事点，每天都有押款车到公司提款。
为回避原料波动风险，中盛一直在CBOT套保。2005年，它在CBOT豆油市场持有高空头头寸，又判断国内豆油价格将会上涨，没想到CBOT豆油期货一路走强，内地大豆油现货价格却出现下跌。这一背离使得中盛粮油在期货和现货市场都出现亏损，自此一蹶不振，不得不把资产分别卖给了中储粮和浙江人王伟。后王伟利用中盛棕榈油进口信用证融资，投资地产等项目，盗卖为客户代为存储的棕榈油，涉嫌非法集资十亿元，酿成“粮油第一案”。这一部分资产，后来由中纺油脂接盘。
“恐惧，至今依然感觉非常恐惧。”目睹了期货杀伤力的杨学犟心有余悸，“中盛不是本事小，那个时候需要先烈。”当时中国豆油现货市场与CBOT豆油期货市场相关性不高，中盛走得太快了。
二、夹缝求生
走进天津临港工业区，硝烟味扑面而来。
从聚龙下属子公司龙威粮油的办公楼顶举目四望，可以看到周围散布着嘉里粮油(天津)有限公司、九三集团天津大豆科技有限公司、中纺油脂(天津)有限公司、黑龙江农垦集团，站得更高一点，能看到北京粮食集团粮油加工基地、中粮集团天津粮油基地、印尼金光集团天津港(600717,股吧)粮油食品加工项目和印尼春金集团棕榈油加工项目。
九家公司中，五家国有企业，三家外资企业，唯有龙威一家民营企业。
天津已崛起为国内最大的油脂加工基地，从北到南，天津、上海、广东周边地区为三大粮油集散地，92%的棕榈油从这里流向全国。那些穿梭的油罐车中，属于民营企业的越来越少。
包括棕榈油在内的食用油行业中，外资、国资与民资构成了一个利益关系交错的局，而民营企业显然是最容易出局者。
跨国大粮商，如所谓的“ABCD”，都已在上游形成绵密布局。2006年，新加坡丰益集团与ADM共同投资的益海集团和新加坡郭兄弟集团投资的嘉里粮油合并，双方在东南亚的棕榈园种植面积就超过50万公顷，足以跳出行业周期的影响。
益海等国际粮油企业，在上游是国内棕榈油企业的原料供应商，在下游终端市场就是竞争对手。“价格低的时候，你打算从它们那里采购5万吨毛油，人家对行情的预判比你准得多，可能只卖给你1万吨。价格高的时候倒是能满足你的需求，但等你运到了国内，说不定又要亏钱。”另一家民营棕榈油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本刊。
他认为自己的地位很尴尬，“一般在单位里，做销售的是孙子，做采购的是大爷，可我们销售时是孙子，采购时还是孙子。你看我们的客情费，国内客户来了，我们买单，国外客户来了，也是我们买单。”
他透露，国际大粮商会在现货走高时屯油，价格过低时，为了托价还可能收购自己的油。“像益海在国内有30多个厂，它如果买自己的油市场价肯定会涨。”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是，只要能保证产业链畅通，外资粮商能够承受在一个环节或者一个地域亏钱。
不过，国际大粮商与民营企业各有所长，合作多于竞争。除了最早进入中国，已经形成完整布局的益海外，其它外资企业受政策限制，难以组建销售网络，必须要与国内贸易企业合作。即使是益海，也要借助国内企业的网络，还会从中国企业的工厂中收购成品油。
例如在天津，聚龙就占据绝对的渠道优势，产品遍布各个超市，它的现货价格就是天津港棕榈油的基准报价。棕榈油在北方冬天易结晶凝固，聚龙的技术部分解决了这一缺陷，令它的国际对手也颇为惊讶。
近年来真正让民营企业倍感压力的是国有企业。上文中匿名的企业负责人称，中粮、中纺、中储粮都在“撒着儿欢”地扩张。中粮高调推出“全产业链”。中纺则于2009年在东莞、沈阳、福建、大连等地闪电并购了9家大豆压榨和精炼企业，大部分是在金融危机中“扛不住”的民营企业。
同样建一个油脂加工厂，大型国企能通过贴息贷款等方式获得约1/3的资金支持，而民营企业则无此便利。一些限制压榨产能的政策，实质也为国企并购创造了条件。即将颁布的《油脂油料产业规划(2009-2020)》核心内容就是确保中国能够在2020年实现60%食用油自给，同时还要淘汰2000万吨落后产能，为培育超大型油脂集团腾出市场空间，国企加快布局正是为了掌握先机。冲动之下，圈而不建这个老故事再次上演。在镇江、天津、东莞等地，一些大型油脂产业基地项目剪彩之后就悄无声息。
“国家出于构建粮食安全考虑，支持大型国企，有时为了控制住粮油价格，亏点钱也不在乎，他们在期货上提前一倍做空也没问题。”上文中匿名的企业负责人认为“国家队”在大连期货的棕榈油品种上以看空为主，“我们赔了钱那可都是血淋淋的。”
他进入这一行五年，头发掉了一多半。棕榈油行情暴涨暴跌时压力最大，晚上躺在床上，做梦都是期货的盘子在眼前晃，计算自己手中抓了多少单子，蹦一个点赔或赚多少钱。
作为业内“硕果仅存”的民营企业，杨学犟在夹缝中打通了产业链，“我们创业17年，可以说就做了这一件事。”
三、逼出来的“全产业链”
很少有人以“犟”字为名，杨学犟自述，因为父辈都不够“犟”，担心他长大后做事没有主心骨，才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希望能学着“犟”一点，“其实我一点都不‘犟’。”
不过，他的大哥，在印尼负责开拓种植园业务的杨学彪可不这么认为。“他从小就有主意，认准的事谁也挡不住。”
如果没有股犟劲儿，还真难在这个产业坚持下去。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杨学犟从天津市粮油系统辞职下海，承包了一个小粮店，当时粮油依然是价格双轨制，有平价议价之分，杨利用价差从事贸易。在1994年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商。
1996年6月粮食价格放开，杨学犟要寻找新的起点，做过大豆、蔬菜、小麦、玉米等生意，还曾把东北大米贩卖到天津。他有重信守诺的口碑，赊货之后，总是及时回款，从不耍弄小手段，钱没赚多少，却交了不少朋友，至今“一过山海关吃饭都不用花钱。”
1997年前后，他偶然从朋友处看到一本杂志，上面刊载的一篇文章写到，中国很多行业都在亏损，棕榈油效益却很好。恰好杨学彪去南方考察饲料市场，也发现棕榈油交易非常活跃。当时棕榈油主要是供应刚刚兴起的方便面行业，用它炸过的面不会出现焦糊、有异味。杨学犟决心进入这一新品种，成立了聚龙贸易公司。
最初，聚龙还是在港口从其他大贸易商手中买油，后来杨学犟通过马来西亚的朋友直接从国外进口。这段时间恰好价格处于上行周期，平平稳稳赚了几年钱。
中国棕榈油进口以2001年为分水岭，2002年中国实行植物油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制度，棕榈油配额内关税由原来的10%降为9%，同时配额数量逐年增加。杨学彪记得，这一消息像“一记闷棍迎面打来”，因为这标志着外资粮油商直接进入中国的渠道会越来越宽。他建议转投房地产，杨学犟却不同意改行，而是往深处做。
他的逻辑并不复杂，小时候记得姥姥炒菜，用指甲盖大的小勺装油，后来看到母亲做饭，用调羹倒油，如今媳妇做饭时，就直接拿起瓶子来倒。“不用什么统计数据，从厨房的变化就能够看出这永远都不会成为夕阳产业。”
2002年杨学犟准备兴建工厂，也就是龙威粮油一厂区。就在此时，棕榈油价格经历了一轮大起大落，1998年曾高达615美元/吨，而2001年则下降到261美元/吨，降幅接近58%，2002年又探底反弹，突破450美元/吨。这番洗牌倒下了一批民营企业。聚龙因为投资工厂，没有余力扩大贸易，反而躲过一劫。
2004年工厂正式开工，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大豆危机”，中国油脂压榨企业溃不成军，杨学犟判断豆油的竞争更为惨烈，对手太强大了，又都是世界级的。自己在这一领域不会进入国内前三甲，做棕榈油却可能成为冠军，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由此将注意力聚焦到棕榈油。
这一时期，受中盛粮油(天津)公司垮台的震荡，聚龙内部再次讨论是否要转行。
杨学犟的“犟劲”上来了，他决定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将之视为“以风险缓解压力”。“哪一行不是险中求胜?冒险之前，要判断决策是缓解了压力还是增加了压力。如果冒险令压力越来越大，就要小心了。我们的情况是，产业链越长，压力越小。”
2007年年中，聚龙推出国内第一款小包装食用棕榈油“假日”，由此进入食用油最终端。它在天津港没有自己的码头，卸货时遇到与其它公司的船只冲突，容易延期。为弥补这一缺陷，它与江苏省靖江市签署产业合作协议，获得了1700亩土地，建成吞吐量达13.5万吨的粮食物流码头，还准备建设年产精炼油脂60万吨、分提棕榈油100万吨、储存油脂21万吨的特大型油脂加工基地，辐射华东市场。
它的触角不可避免会探到了金融领域。接受中盛的教训，聚龙不惜重金组建了民营企业中最庞大的期货团队，整个办公大厦的17层都属于期货研究院，24小时监控行业形势，甚至在马来西亚也设立了一个期货经纪公司。
聚龙下游有大批中小贸易商，融资能力弱，而每年市场价格向上的机会可能只有两三次，这时对方资金需求尤其旺盛。为了给下游提供信贷支持，聚龙还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这也是集团为谋求设立商业银行安排的一粒棋子。该公司注册资本不过5000万人民币，但其中有国家外管局的股份，是天津市14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中唯一的“混血儿”。
最艰难的抉择是在海外开垦种植园，如果不掌握源头，再完整的布局也留有阿喀琉斯之踵。连中兴通讯(000063,股吧)也看中这一市场，曾高调宣布与金光集团准备在印尼、马来西亚以及刚果(金)投资种植棕榈树，至今尚未建成一片种植园。2005年起杨学犟带领团队四处考察，终于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建立了两万公顷的种植园(详见附文)。
在杨学犟眼中，益海、嘉里是“相当绅士的伙伴”，当然，“如果你斗不过市场，人家也不会伸手救你。”有一次他在新加坡见到益海集团老板郭孔丰，郭问他为什么在天津却不做大豆，杨学犟称“不熟悉”，郭孔丰的眼神中流露出不屑，他告诉杨，我要在你这个年龄一定要去海外弄50万公顷地种大豆。“他不会和你瞎忽悠，是和你讲内心的真东西。”杨学犟认为郭孔丰是格局很大的人。
对于国有企业，杨怀有矛盾的心态，既“特别希望”能像蒙牛一样与国企进行股权合作，又不愿放弃控股权，同时也担心国企文化不能适应这个往往需要瞬息间决策的行业。
“在这个行业做得越久，你就越会觉得人的力量很渺小，我们不能左右的东西太多了。”杨学犟在一张期货图上随手做了个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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