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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成本理论：一个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框架
长期以来，经济学忽视心智成本的研究。主流经济学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假设实际上假定了心智成本为零。新制度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设已触及到了心智成本的内核。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于有限理性与制度的关系，它没有进一步说明制度（秩序）简化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降低心智成本的认知功能（注：制度的认知功能是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的进一步微观化，但是心智成本理论主要从心智、思维方面理解成本。）。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Kahneman & Tversky,1979)等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实验说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认知偏差如何偏离传统的标准模型。他们看到了认知偏差的负面效应，却没有揭示认知偏差可以节省心智资源的积极意义。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理性人会根据贝叶斯法则，一个理性推理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所有的先验信息。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发现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通常不是贝叶斯主义者，而是拇指法则(the rule of thumb)的遵循者。这意味着人们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存在某种“思维捷径”。但是行为经济学没有说明这种“思维捷径”的内在根据是什么。笔者从新制度经济学有限理性假设出发，揭示认知过程背后的内在机制，即心智成本最小化原理，并试图在心智成本范式框架下对行为经济学进一步提升。
一、心智成本理论
1.心智成本。心智成本就是运用理性与非理性的成本。经济人为达到最大化效用需要收集、处理（理解）信息，需要进行成本与收益比较、权衡和推理，需要对新旧信息进行协调，使认知一致，等等。这个过程的“劳心劳神”并没有反映到“客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中。心智成本主要有：一是信息成本，包括信息的设定（计划）、收集和处理。二是认知协调成本。当新信息与经济主体原有的主观模型不一致时，“修改”或维护原有的认知和心智模式需要耗费心智资源；同时，“修正”旧认知可能会带来心理上的不稳定、不舒适，甚至痛苦，即心理成本。心理成本与情感和偏好有关。三是决策成本。其中包含在各类成本中的时间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约束。时间成本是经济人进行“理性计算”的时间。
心智成本是和思维成本相近的概念。心智成本与心智结构有关。心智结构指经济主体信息搜集、处理和决策的主观模型。从心智结构层次看，思维成本对应于有意识的理性层，心智成本对应于所有的心智结构——意识、潜意识与无意识层。因此，心智成本包括思维成本和心理成本。由于大多数经济学家只研究人类行为的有意识层面，所以，他们谈到心智模式和心智资源时，实际上指的是理性层（注：论文中，如不作特别说明，一般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思维成本与心智成本。）。
新古典经济人假设隐含着一个前提，经济人深思熟虑地“理性计算”本身是不费成本的。“心智成本为零”与完全理性假设有关。完全理性假设意味着，经济人为达到效用最大化所需要的心智成本为零。现实中，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为达到效用最大化所需要的心智成本为正。有限理性与心智成本是互相支持的。有限理性是心智成本存在的根据。有限理性意味着心智成本为正。如果心智成本为零，仅依赖理性决策可以达到最大化；如果心智成本为正，那么理性与非理性决策需要匹配才能最终达到最大化。
科恩利斯克(John Conlisk,1996)把经济主体的思考经济决策所费的成本叫深思熟虑的成本，或思考成本(deliberation cost)。他区分了思考成本和信息成本。我们的心智成本的含义比思考成本要广。心智成本不仅包括思考成本，还包括信息收集和理解成本。但心智成本不包括 “鞋底成本”。
心智成本特别强调信息理解或处理成本。完全竞争与古典理论都认为理解是免费的或相同的。奈特和西蒙在他们的不确定性和强形式的有限理性中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理解似乎需要无限的费用。对新古典经济学修正的经济学家虽然把信息处理费用纳入模型，但是由于他们的前提假定——个人的同质性，所以即便考虑了信息处理费用也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个人是同质的，将意味着每个人处理信息的费用是一样的。我们提出个人的异质性假设说明个体之间处理信息成本的差别（注：“心智成本为正”假设和“异质性”假设是笔者博士论文的两个基础假设。限于篇幅，这里对“异质性”假设不作详细说明。）。同时，我们指出，在三种信息费用中，理解或处理费用是决定性的。信息处理费用决定其它费用的高低。因为信息处理能力能够自动“控制”信息搜寻的多少。信息处理费用也决定了思维的时间成本和脑力的耗费。
德姆塞茨(Demosetz,1999)提出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构造“理解”的需求与供给，即根据必要的脑力活动的需求和供给安排，寻求决定“理解”的均衡数量。德姆塞茨认为，理解费用要受人的知识水平，使用人的智力的时间价值，以及在处理同类资料中已经获得的智力资本量的影响。所以，改进决策过程，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收集更多的信息。二是更多的思考，被德姆塞茨称为理解费用。他认为，信息收集成本与理解费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2.心智成本最小化。心智成本范式研究人在选择过程中思维活动（包括思维过程）的路径。心智成本最小化原理指，由于“理性计算”和认知活动是一种高成本活动，人们倾向于以最小的心智成本获得最大的思维收益。即在收益与约束既定下，经济主体将追求心智成本最小化，或者在既定心智成本条件下，经济主体追求最大化的思维收益。有限理性说明心智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经济主体存在节约这种稀缺资源的倾向。
我们如何证明思维活动遵循心智成本最小化的路径呢？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季普夫（Zipf,1949，参见Searle 1965）指出，“人类行为中……有一种最小努力的原则在起作用，它体现为用最小的语言努力去获得最大的以言行事结果的原则。”季普夫定理 (Zipf'Law)说明了人类思维所遵循的最小化原则。认知语用学(Sperber & Wilson 1986,1995)在研究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s)中同样揭示了言语表达的经济原则。
费斯科和泰勒尔(S.T.Fiske & S.E.Taylor,1991)研究发现，人类是“认知吝啬鬼”(cognitive misers)，人们总是在竭力节省认知能量。因为有限理性，人类总是试图采用把复杂问题简化的战略。其过程为：(1)忽略一部分信息以减少我们的认知负担；(2)过度使用某些信息避免寻找更多的信息；(3)接受一个不尽完美的选择，因为这已经足够好了。“认知吝蔷鬼”使人类能够利用有限的认知资源加工无限的信息。
科恩利斯克(John Conlisk,1996)强调，如果经济学不把有限理性纳入经济模型，那是坏的经济学，就像假定有免费午餐一样。他认为，由于存在着思考成本，对于一个有限理性的个体，试探法（直观推测法)通常便宜地提供了足够的解决方案。而更加复杂的方法则过于昂贵。
Gerd Gigerenzer(1999,2003)领导的“适应行为与认知中心”，在有限理性与生态理性假设基础上提出了快速节俭启发式规则。如“再认知启发式”(recognition heuristic)、“最少化启发式”(The Minimalist)、“采纳最近启发式”(Take The Last)等等简单规则，它们能够使有机体快速、节俭地作出推断和决策。
格式塔心理学家早已证明，当人们解决系列问题时，每遇到一个新的、看起来类似的问题，都倾向于用解决上一个问题时生效的策略来解决它(Duunker,1935/1945;Luchins,1994)。这是一种“世界观定势”(Einstellung set)策略的启发式搜索规则。
人脑的记忆与遗忘机制可以反映思维成本最小化原理。人类有短期记忆与长期记忆之分。汪丁丁(2002)在语言经济学分析中指出，有关‘长期记忆’的当代研究表明，出于经济原则，大脑在对事物进行编码以便存入长期记忆时总是力图用最简单的编码记忆尽量丰富的内容（事物的性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以文字方式编码记存的内容比以‘非文字’（例如以手势、图形、或嗅觉等）方式编码的内容有‘深刻得多’的层次(Schacter,1996)。事实上，认知科学的许多课题都与经济学有密切联系，凡是涉及神经细胞和分子水平的信息传递行为，其基因的生存本能总倾向于服从经济学的能源和营养配置规则。‘符号’（思维的外壳）于是可以理解为是大脑按照‘思维经济’原则对认知对象之间复杂关系的概括与总结。
思维科学认为，问题是思维的起点，任何思维过程总是指向某一具体问题的。我们提出下列假设：
第一，思维运动的惯性原理：思维过程的路径依赖。无信息刺激和压力时，思维保持“无思无虑”均衡状态。在同样的外在刺激或压力下，思维自身的存量、结构越稳定，对外界反应的速度就越慢。知识存量既定时，外在压力与思维运行的速度关系存在上升、不变和下降区域。在不变和下降区域就是思维“惰性区域”。思维过程的路径依赖指当下感觉对信息刺激的反应与个体先前的心智模式，与经验有关。或者说，经济主体对某一信息的理解和加工是以过去已有的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人们能够运用所有有用的信息并在接受新的信息之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承认思维的路径依赖性，就会出现行为者不能在其所有可以使用的信息基础上作出由习惯引发的判断或行动。观测资料表明，人脑经常会采用低成本的、依其先天生态特征多少有点可靠的解决问题的策略 (Clark,2003)。
哈耶克(1984)认为，知识并不是从当下的感觉事件开始的，而是自新的感觉信息（视觉的、听觉的和其它方式的）与先前的感觉经验的联系中稳步前进的。心灵把旧的和新的感觉与材料编织在一张被称为“感觉秩序”的联系网络中。他认为，这张网络包括新的感觉信息与之相关联的旧的感觉信息；只有当感觉与材料表面上显示出与我们过去的所经验过的东西的某种一致性，才能获得意义。每一感觉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不仅与当下发生的个别事件，而且与那些存在于某人先前经验之网中的经验密切相关。每一感觉，甚至“最纯粹的感觉”，都必被看作是对个体的过去经验洞照下某一事件的解释。
脑科学家证明了人脑处理信息的筛选机制。2001年6月18日，美国科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表明，进入人类视野的东西并不一定全都会被看到，人脑对于人所看到的场景应该是什么样子，可能有一种先人为主的“成见”，即它只让我们看到部分事物。科学家把这一效果称为“运动致盲”。他们认为，大脑是从零散杂乱的视觉输入信号中选择信息来组织成图像的，在这个过程中大脑有时会剔除某些信息。科学家没有说明这种“剔除”信息的原因。
第二，思维运动的役使原理：一种观念“役使”其它观念，思维阻力减少。当一种观念在心智模式中的权重高时，它可能“役使”其它观念，成为主导信息加工的模式。
现代信息加工理论把图式看作是信息加工过程所依据的基本要素，与计算机的程序软件有类似之处，即图式是有结构的，可以形成网络，也可以嵌套，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小结构，可以在各种抽象水平上表征知识。或者说，图式不仅包括反映知识结构的认识结构，也包括更为抽象的认识策略。我们认为，图式实际上是一种既定模式的信息筛选、简化装置，它可能是一种“役使”其它观念的“观念”或“偏见”。 二、有限理性、思维捷径与认知偏差
1.思维捷径：人类对有限理性的心理反应机制。有限理性意味着心智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如何配置、利用和扩展个人理性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意识到心智的稀缺性和配置问题。布瑞杰曼(Bridgeman,1955)认为，在对人的行为的理解上，主要的问题是要理解他们如何思考——他们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西蒙(Simon,1978)谈到，脑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威廉姆森(Williarnson,1993)认同西蒙把“心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观点”，并认为，如果脑力是一项稀缺资源，那么很自然地，人们会节约脑力。马奇(March,1994)引入注意力结构(attention structure)来界定理性的方法。他说，注意的时间和能力是有限的。人们无法同时注意到每件事，接受到太多的信号、太多与决策相关的情况。由于这些限制，决策制定理论常被恰当地称为注意力理论或研究理论，而不是决策理论。这一理论关心的是如何分配有限的注意力。
人类主要利用三种方式缓解心智不足。一是改变最大化偏好，用满意目标替代最大化目标。放弃最大化效用所需要的信息搜寻和处理。二是在思维过程中利用经验、直觉等快速节俭方式简化信息，减少心智成本。三是利用组织、制度（秩序）和技术等手段扩展个人理性。笔者在此探讨第二种方式。
有限理性和心智成本是认知捷径或认知偏差的根源。与贝叶斯法则相比，经验和直觉决策所需要的心智成本低。这种非理性是因为在思维过程中人往往走“捷径”，实际上绕过了理性分析。这是人的“表象”思维、心理定势等对理性的简化。尽管经验和直觉式决策可能产生认知偏差，但人类没有放弃经验和直觉式决策本身证明其有效性。因此，对于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遵循一定的规则来节省自己的认知资源是“理性”的”。
有限理性说明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环境中，当理性计算的成本很高或理性不及时，运用非理性（习俗、习惯、惯例、情感、经验和直觉等）就具有节约心智成本的功能。因此，不仅依赖理性可以达到最大化，依赖非理性也可以达到最大化。非理性的意义在于通过思维过程的“走捷径”现象，节省心智成本。人类依赖非理性决策是人类在面临“理性不及时”理性的适可而止。这是人类在理性问题上的能动性和自主选择。下面说明人类是如何运用经验和直觉等启发式策略节约理性、降低心智成本的。
2.启发式策略与心智成本。启发式策略从西蒙提出的启发法开始，经过行为经济学家和ABC中心的发展，内涵日益丰富。笔者主要探讨行为经济学的几种启发式策略与心智成本的内在联系。
(1)小数法则(the law of small numbers)。卡尼曼与特维尔斯基(Kahneman & Tversky,1971)认为，人总是倾向于运用小数法则，即人们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一样具有近似相同的概率分布。这违反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理。根据 “大数定理”，当分析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渐进于总体概率。但是按照人类心理的小数法则，人们确信随机变量期望值的分布也会反映在小样本的样本均值之中。小数法则导致过度推论(overinference)。
小数法则就是推理过程中“以偏概全”。“偏”与“全”所包含的信息量不同，所付出的心智成本不同。显然，前者小于后者。当经济主体没有外在的市场竞争压力或不存在内在的激励因素时，经济主体会自动选择心智成本最小化的认知方式。
小数法则偏差意味着，即使主体知道事件发生的（客观）概率，但在主观上对已发生的小样本事件进行错误的估计，往往高估未发生事件出现的概率。
(2)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启发法。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Tversky & Kahneman,1974,1982,1983)认为，代表性经验判断指人们凭经验已经掌握了一些事物的“代表性特征”，当人们要判断某一事物是否出现时，只需要看这一事物的“代表性特征”是否出现。这样，以两类事件是否具有相似性或代表性特征为依据，通过事件A的相关数据与信息评估事件B。
代表性启发法是人类借助于想象认识事物。日本人工智能专家渡边慧指出：人们在实际识别某类事物时，往往只需对这同一类事物的几个实例来识别，即可识别全体。这是人类思考事物的独特特点。因此，代表性启发法可能源于人类思维的特点。代表性启发法常常通过试错而不是详细推理的方式节省信息搜索和处理。典型性试探法就是人们试图将事件进行分类，从中寻找出典型性。如果事件A与事件B确实存在相似性，那么代表性启发法与贝叶斯公式的预测可能是一致的。但经济主体在进行概率估计时，可能出现过分强调和依赖这种分类的重要性，而不考虑概率的适当性，产生代表性偏差。
(3)可得性(availability)启发法。可得性(availability)启发法指人们倾向于根据一个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估其相对频率，容易知觉到的或回想起的被判定为经常出现。这是一种典型的根据认知难易程度来选择和加工信息。人们通过不费力地回想出的信息进行概率推断，结果导致赋予那些易见的、容易记起的信息以过大的比重，而对大量的其它必须考虑的信息“视而不见”。
根据新古典理性假定，无论信息的表面特征如何，行为主体决策时对所有信息是一视同仁的。但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依据贝叶斯法则对信息的无偏见处理所耗费的心智资源大于启发式策略。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Tversky & Kahneman,1974)认为，人们对信息存在选择性注意现象，甚至存在注意力异常倾向。注意力的多变受客观信息“突出性特征”的影响，如信息是否易于辨认和“生动性”。判断受“事例和交际形式思维难易度”的影响。
现代认知心理学发现，人们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显著的、生动的、具体的信息，而常常忽视不显著的、枯燥的、抽象的信息。但现代认知心理学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根据心智成本最小化原理，除了偏好外，生动的信息与枯燥的信息相比，需要运用的心智成本低。可得性启发法说明人们在进行判断和推理时看重那些显著的、难忘的信息。如果信息的可得性与其客观频率具有高度相关性，那么可得性启发法是非常有用的，否则导致可利用性(availability) 偏差。
在认知心理学中，一个人通常被看作一个系统，以自觉、合理的方式编码、解释现有的信息。那么经济主体解释信息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笔者认为，人脑选择或筛选什么样的信息遵循偏好原则和心智成本原则。所谓偏好原则指人脑按照自身的“内在需要”来选择信息。心智成本原则指在偏好原则的指引下，按照自身的生理结构能力和思维成本所带来收益的最大值或思维成本最小化选择信息。在无外在压力下，如果某类信息既不是经济主体所偏好的信息，其心智成本又很高，那么人脑会自动“疏忽”或 “终止”选择这类信息。
(4)调整和锚定(adjustmen and anchoring)现象。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Kahneman & Tversky,1973,1974)指出和证实了调整和锚定(adjustment and anchoring)现象。它指以最初的信息为参照来调整对事件的估计。在判断过程中，人们最初得到的信息会产生“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不同的参考点引起暂时的反应不足和决策偏差。人们在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和估计的时候通常会设定一个初始值，然后根据反馈信息对这个初始值进行修改校正。
调整和锚定现象说明了初始信息的设定影响认知加工。“锚定效应”是认知捷径还是认知偏差取决于初始点的信息质量。如果初始点是由有用的信息产生的，“锚定效应”是理性的表现，因为它简化认知过程，节省了心智成本。如果初始点信息“锚住”的是与决策无关的信息噪音，显然“锚定效应”是非理性的。
与锚定现象相关的是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卡尼曼与特维尔斯基(Kahneman & Tversky,1979)的前景理论认为，人的决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随机事件的发生以及人对事件结果及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为第一阶段；评估与决策为第二阶段。为了评估决策需要，人们通常在第一阶段对事件进行预处理，包括数据整合、简化（如整数化和相同因子的剔除），但是不同的整合、简化方法会得到不同的事件及其组合，并导致人的非理性行为和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即人们对同一问题的最后决策的不一致。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Kahneman & Tversky,1979,1986)认为，框架效应指在不确定状态下，行为人的选择不仅与不同行动方案的预期效用有关，更与这些行动方案与基准点的偏离方向有关。根据基准点，当行动方案代表的是“收益”时，行为人是风险厌恶的，当行动方案代表的是“损失”时，行为人是风险偏好的。框架效应说明同一信息的不同“形式”对决策的影响。它体现出人的有限理性，同一个选择的不同表达方式可能会引导我们关注问题的不同方面，致使我们在寻找真实的、潜在的偏好时可能犯错误、撞炉子。
总之，从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提出的几个启发式策略中，可以看出这些策略的应用和概念形成、问题解决等都是由于需要减少认知负荷而使信息加工得以顺利进行之故（王甦、汪安圣，1992）。各种启发式策略的共同点是人们在少量信息基础上进行认知和决策。其特点是以偏概全、以小见大。启发式策略和贝叶斯式决策具有不同的认知优势。在完全理性假设下，贝叶斯式决策是最优的。在有限理性假设下，贝叶斯式决策的心智成本高到无法计算。贝叶斯法则可能不是最好的认知策略。启发式决策是人类通常的决策方式。其有效性是明显的。但启发式决策可能产生认知偏差。认知偏差的产生不在于决策方式，而在于最初依赖的信息。偏好原则和心智成本原则决定了最初的信息选择。
认知过程中的思维捷径是“双刃剑”。人们依赖某种直觉或经验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但它们可以简化估计概率和预期值的复杂任务。特别是当现实过于复杂或事物意兴模糊时，启示和偏见成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有效决策方式。启示和偏见是非理性的。但如果从心智成本角度考虑，它们是思维过程中“走捷径”现象，节省了心智成求。
三、结论
人类行为成功的可能性更多地依赖最大化理性计算。但理性决策的优势是有条件的，理性计算需要心智成本。新古典只考虑理性计算的收益，没考虑理性计算本身所耗费的心智成本。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假定心智成本为零，偏好理性决策。在面对奈特的不确定性时，理性决策是徒劳的，情感、冲动、直觉、经验和惯例等非理性因素反而可以节省心智成本。所以，有限理性对行为选择钓意义是如何在决策中配置理性与非理性心智结构，从而使决策收益最大化，值得研究。
启发式策略可能因与事实不符导致错误的决策，但它能让行为主体有效地加工信息和作出判断，并能帮助经济主体解释复杂的社会环境，具有迅速和高效的认知优势。但它可能把偏见带入认知过程。经验可能会修正认知偏见。当修正偏见需要耗费大量的心智资源时，偏见被保留，这可能是低效率制度存在的认知根源。当运用贝叶斯法则的机会成本很高时，经济主体可能会固守于一种非最优水平。只有当偏见给决策者带来重大的损失，决策者才会修正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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