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指期货“松绑” 所有量化策略将洗牌
红刊财经 史鹏飞随着股指期货“松绑”，已经从低潮期走出来的量化投资行业，其竞争将会更加敏感而激烈。乐观地说，在未来三年或者稍微再长一点的时间里，国内市场很可能就会出现拥有超强的策略和技术垄断优势的量化基金团队，就像现在那些在美国市场的大型量化对冲基金一样。
传了半年多的股指期货“松绑”的消息在最近得到了实锤，对该消息为敏感的量化私募都宣称“迎来了直接利好”。但九坤投资总经理王琛在接受《红周刊》专访时表示，这同样也是一个新挑战，量化基金也需要对策略进行较大调整。
他认为，接下来量化基金会面对一个好的但竞争激烈的新阶段，因此公司的定位是“要比过去更快地迭代、创新，更高效地实施团队协作。如果说前两年是量化低潮期，之后的量化竞争将会加速。对公司来说这会是不同的节奏”。
股指期货“松绑” 释放两重利好
《红周刊》：从2017年开始，监管层在不断地“松绑”股指期货，对于新的“松绑”措施，您怎么看？
王琛：这对量化投资基金来说肯定是个好事，但我们还是会等一等再做针对性的调整。虽然我是比较乐观的，但发生实质性影响还是需要时间的。
股指期货的“松绑”主要有两个意义：一个是释放了监管方面的利好讯息，即对金融衍生品工具的正向看法；一个是股指期货无论是作为重要对冲工具，还是作为关联股票市场的杠杆投资工具，都有助于国内量化投资基金的业绩和容量的改善。
《红周刊》：在“松绑”之后，降低保证金比例会释放出部分资金，这些资金会带来哪些好处？
王琛：降低保证金比例可以提高量化产品的资金利用率，从而有助于提高收益率。比如量化对冲策略产品——买入一揽子股票，并放空等市值的股指期货，去赚对冲贝塔之后的剩下的阿尔法收益。因为量化对冲属于稳健型策略，收益风险比高，但2016年之后收益率一直都不高，降低保证金比例后会增加这部分的可用仓位，并将极大提升投资该类型策略的性价比。
打个比方，在降低保证金比例前，一个基金产品有100万元，我可能要拿出30万元放在期货账号里面，才可以放空股指期货，剩下的70万元用来买股票头寸——相当于最高只能开70%的仓位。保证金降下来以后，只需要放15万元在期货账号作为保证金，这样多头方面就可以开到85%的仓位。这样在策略不变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率。
《红周刊》：你们会在新环境下向某些特定的策略倾斜吗？
王琛：现在我们认为股指“松绑”对于未来量化对冲、CTA策略是利好，但产品层面我们不会提前调整，更多地还是等市场逐步消化（利好）后，视市场情况和策略本身需要进行调整。
分散是免费的午餐
《红周刊》：在你们的交易策略里，交易着400多只股票，这就是你们覆盖的股票基数吗？
王琛：我们交易的股票数量超过400只，但我们用量化方法研究股票范围更大。量化用数据和程序进行股票研究的优势就是可以覆盖更多投资标的。这样做，第一可以充分借鉴跨品种、跨市场的一些信息；第二可以充分分散投资风险、增加策略容量。
对交易来说，分散投资从而降低风险是免费午餐。
《红周刊》：你们选择的股票需要首先满足什么条件，然后才进入你们的视野范围？
王琛：我们选股参考两大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流动性。流动性会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成交活跃程度，用一些标准(比如过去20天日均成交额)选出流动性排名靠前的品种，这些标的就是我们的选股范围。二是谨防出现一些股票有流动性的陷阱，例如某个公司短期成交量很大，有可能是因为发生负面新闻，反而要规避接下来可能的连续停牌。
第二个条件是市场价格有效性。一般情况下，对于机构参与较少的品种，研究预测的能力就会更强——因为交易参与度越小，其价格的有效性就会越差，我们（利用这种定价错误）去交易的时候才会有利润空间。如果所有的机构都在配置这只股票，它的定价就很难有利润空间给到你。
《红周刊》：在您的策略执行过程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某一只股票？
王琛：我们很少会单独看某一只股票的收益。可能对我们的交易员来说会有一些所谓的“印象深刻”的股票，比如事后去翻看交易记录，当天买入最多的股票赚了很多，这可能让人觉得似乎做了多么准确的预测，但在别的日子里可能这种交易就是错误的。实际上，由于会分散到几百只股票上交易，每笔投资的盈亏其实对于总资金是非常小的了。
长期而言，模型选出的最看好的那些股票，它们收益表现会明显好于它所不看好的股票——这就是量化的魅力——并不精确地要求每次“掷色子”都要得到正确结果，而是要求在很多投掷后在统计上获得总体的正确。所谓“色子”就是市场上充满大量噪音交易后产生的价格。当历史统计结果告诉我预测准确性的时候，那么长期坚持、多次重复地利用这个模型做类似的预测，就可以获得符合预期的回报。
《红周刊》：您预计未来量化策略迭代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个股是“不变”的常客？如果有的话，除了流动性上的优势之外，其他因子的属性是怎样的？
王琛：策略迭代跟个股选择是两个维度的东西，迭代的是策略的idea，而交易哪些股票只是结果。
流动性是交易策略的朋友，没有流动性的交易品种就不能承载太多的交易资金。除此之外，波动大的股票收益空间可能会更大，更可能被量化策略所关注。
《红周刊》：在2016至2017年的行情中，A股经历了由中小创切换到蓝筹白马的结构性行情。你们会注意这种风格切换吗，在策略上是否进行新的调适？
王琛：市场风格变化其实非常常见。我们以稳健为首要目标，因此更倾向于不对风格变化做预判，去赚因子本身能赚到的钱。比如可以通过在对冲时保持风格中性，从而实现对市场快速风格切换的“免疫”。
中国未来两年可能出现类似美国的对冲基金
《红周刊》：您觉得目前量化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瓶颈？
王琛：我觉得现在中国量化交易最大的瓶颈是数据。美国现在有很多能够提供各类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提供商，上到天气预报、卫星照片，下到网络、媒体上的只言片语，几乎你能想象到的数据都有专门的公司在做，形成了完整的数据产业链，不止服务于投资、也对别的行业发挥出越来越多的作用。这方面中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量化是基于信息和数据的投资方法，数据太少会使决策的维度就会受限。
除此之外，一个监管规则更加公平稳定、交易品种流动性充足的证券市场，也会有利于量化投资的发展。
《红周刊》：除以上您提到的这些，国内市场还有哪些值得改进或值得期待的地方？
王琛：我最期待的是国内市场未来有更多衍生品上市，比如更多的股指期货和期权、国债期货、ETF和个股期权等。这可以丰富量化投资和风险对冲的工具，也可以对中国多头为主市场下的巨幅波动率有抑制作用。
当然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衍生品尤其是场外衍生品是把双刃剑，其发展也需要在相对透明的监管环境下可控地推进。
《红周刊》：您怎么看未来两年量化投资领域的竞争趋势？
王琛：现在国内量化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充分竞争并且相对透明的阶段。如果说量化基金在2015年9月份之前靠“一招鲜”就能过的不错，那最近两年的“苦日子”已经逼着量化机构纷纷长出“三头六臂”，排名比较靠前的至少有2-3套不同的策略和产品线。即使做同一类策略，不同机构也因为特长、背景不同逐渐积累出各自不同的“杀手锏”。
另外，越来越多的量化私募，从个人交易员独立交易或小作坊式的交易模式在往团队交易模式进行转型。资金方也会更关注量化团队有什么样独特的竞争力，来保证未来交易策略持续的有效性。
随着股指期货“松绑”，已经从低潮期走出来的量化投资行业，其竞争将会更加敏感而激烈。乐观地说，在未来三年或者稍微再长一点的时间里，国内市场很可能就会出现拥有超强的策略和技术垄断优势的量化基金团队，就像现在那些在美国市场的大型量化对冲基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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