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作手回忆录-第十四章 抓住空头回补的理想时机
自从离开威廉森—布朗事务所之后，我一直耿耿于怀：股票交易市场的最美好的时光过去了。遇到了一段挣不到钱的漫长岁月，四个最没有收成的年头，一个便士都赚不到。正如比尔·亨利奎兹曾经说过的，“那是个连臭鼬都没有味道的市场—— 淡极了”。在我看来，好像倒了大霉了。这可能是天意，上帝在磨炼我。不过，说真的，我内心还从未充满过失败的感觉呢！在交易生涯中，我没有犯下任何必须对债务人补偿的罪过。
我不是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我所做的，或者干脆说没有做的是件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责难的事。在华尔街，它既荒谬又要付出代价。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地方最糟的事情是，这个市场使得人们失去人情味。
我离开了威廉森事务所，到其他经纪人事务所做交易。在每一个地方，都没有赚到钱。这并不怪我，因为我老是想强迫市场给我它没必要给我的东西，即赚钱的机会。要得到信用保证金倒不难，因为认识我的人都信任我。如果我告诉你我停止用信用保证金交易的时候已欠下了一百多万美元的债务时，你就会知道他们对我是多么信任啊！
问题不是我做事没有把握，而是因为在那倒霉的四年里赚钱的机会根本不存在。我一如既往地苦干，想赚它一笔，结果只是增加了自己的债务。由于不愿意欠朋友更多的钱，我自动停止了操作。在此之后，我为别人管理帐户维持生计，这些人知道我对市场很在行，即使市场萧条我也能应付。如果有利润，我就按回报抽成。这就是我生活的方式。唉，也就是说，我就是这样维持生活的。
当然，我并不总是亏钱，但是却没有赚到足够的钱来缓解债务。后来，由于情况更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泄气了。一切都不顺。从身家数百万美元，拥有豪华游艇沦落到负债累累，简朴度日，我没有感到沮丧。我并不安于自己的处境，但不能总是自怨自艾。我不能无休止地等待。因此，我琢磨着自己的困境。很明显，脱离困境的唯一办法是赚钱。要赚到钱，我只需做交易赚钱。以前我就成功过，我必须再次成功。我曾不止一次凭小本资金，赚到巨额利润。市场迟早会给我个机会的。
我深信千错万错是自己的错，一点也不怪市场。现在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我用自己一贯研究遇到的种种麻烦的方式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冷静地思考着这一问题后得出结论，问题的症结在于担心欠别人的债。这一点始终困扰着我。需要说明的是，这不仅仅是负债心理。任何生意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都要负债。我的债务中大多数只是生意债务而已，缘于对我不利的市场形势。
当然，随着时间的过去，由于还不起别人的债，于是对债务又有点沉不住气了。我得解释一下：我欠了一百多万美元的债——记住，这都是在股市上损失的。大多数债权人倒是友好的，没为难我。倒是有两个人纠缠着我，我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每当我赚钱了，他们就候在我左右，想知道我赚多少，坚持让我立刻还债。其中有一个人，我欠了他八百美元。他威胁我说要向法庭控告我，要抢我的家具。简直难以置信他会认为我把财产藏起来了。
当我仔细研究我做交易的症结时，我明白了我需要做的不是去研读股市行情走势，而是去了解自己。我冷静地得出了结论：只要还忧心忡忡，就不会做出任何有用的事，但又很明显，只要我欠着别人的债我就会担忧。我的意思是只要我的债权人有精力来烦我，或者通过坚持在我投下资金之前得还他们债务的话，我想：我就注定要破产。有什么办法来排解我心中的烦恼呢？
这事听起来既使人觉得容易又使人敏感，不是吗？但是，可以这么说，排解忧愁不仅仅是令人不快。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不愿意把自己置于一种被人误解和曲解的境地。我本人对钱从来不在乎。从未认为值得为钱奔波，可是，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当然，我也清楚，如果生意有所好转，就得还清每个债权人的债，因为契约还摆在那里。但是，我如果不能用原来的方法交易，我就绝不可能还清那一百万。
我鼓起勇气去见那些债权人，这事对我来说比登天还难，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老朋友。
我开诚布公地把面临的形势对他们讲了：“我不打算还你们的债，不是因为不想还，而是为了对我们双方都公平，必须先考虑赚钱。我断断续续思考这一解决方法已经有两年多了，可就是没有勇气站出来对你们坦诚地说出来。如果还是用原来的老办法赚钱，这对我们大家绝对有好处。我的意思是：当这些债务折磨着我，搅得人心烦意乱时，我确实不能恢复状态。现在我已经决定了要做一年前就该做的事情了。除了刚才讲的理由外，没有其他理由了。”
第一个站出来讲话的人是代表自己公司说话的，但他实际上说出了所有债权人的意思：“利文斯顿先生，我们懂了你的意思，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我告诉你我们怎么做吧：我们会同意的。让你的律师为你准备好一份你想要的文件，我们在上面签名。”
这基本上是所有大债权人的意思。可以说，这是华尔街的另一面。它不仅仅是对金钱无所谓的一种美好天性或运动员公平竞争的风格，也是一种最明智的决定，因为显而易见这是笔好交易。我既欣赏这种美德，又喜欢这种做交易的精明。
这些债权人对于我累计达一百多万美元的债务网开一面。可是，有两个小债权人不签字。其中有一个是我给你讲过的我欠他八百美元的那个人。我也欠一家经纪公司六万美元，这家公司已经破产，接管人不清楚我的底细，从早到晚紧跟其后。即使让他们照着大债权人的榜样去做，我想法庭也无法让他们签字。我破产帐目清单上的累计债务只有大约十万，虽然我说过欠别人一百多万。
看见报纸上披露自己的事情，真令人不愉快。我一向是欠债还债从不拖欠的，这次遇到的事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清楚只要活着就得还每个债权人的债，可是并不是读这篇文章的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读了报纸上这篇报道后，我都不好意思外出了。不过，这件事很快过去了。简直难以形容，当知道自己不会再被纠缠时，心情是多么轻松愉快，如释重负啊！这些人不理解一个人是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把整个身心献给自己的事业，如果这个人希望股票投资成功的话。
摆脱债务的纠缠后，我的思绪随着对成功前景的想象飞翔。下一步是再积累一笔资本金。股票交易从1914年的7月31日到11月一直停止，华尔街一派萧条景象。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生意。我欠着所有朋友的债。因为他们一直对我友好又讲义气，我就不怎么好开口请求他们再帮助我，我知道那时候并没有人可能去帮别人多干点什么。
要筹集一笔股金，真是比登天还难，因为股票交易市场关闭，我不能要求任何经纪人为我做什么。我去了一两个地方，可是没用。
最后，我只好去见丹·威廉森。时间是1915年2月。我告诉他我已摆脱了梦魇般的债务的困扰，准备好了像从前那样投资。你还可能记得当他需要我时他不等我开口就主动让我使用那二万五千美元。
现在我需要他了，他说，“等你觉得情形对你有利，而你想买五百股的时候，来找我吧。”我去向他致谢，然后离开。他以前一直阻碍我，可他的公司却从我这儿赚了一大笔。我承认，一想到威廉森-汤姆事务所不借给我一笔的现金，就有点恼火。我想，开始入市时要保守点。如果能够以比五百股还多的钱投资，就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我的资产。但是，不管怎样，我意识到机会会来的，虽然不是什么大好机会。
我离开丹·威廉森的事务所后，大体上研究了一下形势，并特别研究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当时的市场是牛市，这种形势对于我和数以千计的投资者来说一样明显。可是我的资金只能买五百股股票。虽然受限制了，可别无他法。一开始我就承受不起哪怕是小小的挫折。必须用第一笔投资筹措起资金。开始阶段买的五百股一定要带来利润。得赚到实实在在的钱，我清楚，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就不可能做出有效的判断。没有丰厚的利润，就不可能以一种冷酷的不带偏见的态度去面对这一行业；这种态度来自于那种能承受一定的损失的能力，这种损失是我在大举入市之前测试市场时常常遭受的损失。
这时，我认为自己已不知不觉地到了作为股票交易商生涯中最关键的时候了。要是这次失败了，即使可能的话，也谈不上能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时候得到另一笔资金来再作一次尝试了。很明显，我必须等待最佳时机。
我远离威廉森-汤姆事公司。我的意思是说，在股价稳定的六周内我一直不到他们那儿去。我担心如果去了交易大厅，了解到可以买五百股的话，就可能受到诱惑，在不恰当的时刻，买卖不能获利的股票。一个投资者，除了研究基本情况，牢记市场先例，把外界公众心理和自己经纪人的局限性铭记于心，还必须认识自己和清楚自己的弱点。既然是人，就别恼怒。我懂得读懂自己和读懂股价行情是同样重要的。我对自己对所承受的压力和活跃市场的不可避免的诱惑力的反应作过仔细研究并思考过，当时的精神状态同我考虑农作物行情和分析收益报告一模一样。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我心急如焚地等待重新入市。我坐在另一个经纪公司的行情牌前，在那儿我不可能买卖股票，只是研究市场，不错过股价行情记录的任何一笔交易，密切注意上涨铃响的关键时刻。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1915年早期那些关键的日子里我非常看好的是贝斯莱姆钢铁公司的股票。简直可以肯定它要上涨，但是为了确保能旗开得胜——因为我必须这样——我决定等到它有明显的上涨势头才入市。
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的经验是：无论什么时候，一支股票首次越过一百，二百或三百点时，它几乎总要继续上涨三十到五十个点。越过三百点后，涨得比越过一百或点时更快。我成功地获利的股票之一是阿拉康达股票，当它越过二百时我买入，一天之后在涨到二百六十时，我把它抛出。我这种刚好在越过票面价值就买下股票的做法可追溯到我早年在对赌行的时候，这是一个古老的投资原则。你可以想像我是多么渴望重新以原来的规模买卖啊！我太急于开始了，其他事情想都没想，但是，我还是控制住自己。正如我所料，贝斯莱姆的股票每天都在上涨，越涨越高。然而，我还是控制住自己不要冲动地去威廉森—布朗公司买入五百股股票。我清楚必须使第一笔投资尽可能获益。
那种股票每上涨一个点就意味着我又没赚到五百美元。第一次上涨的十个点意味着我本该连续投入的。那样的话，现在手里就不是五百股了，而是握着每涨一点就可赚得一千美元的一千股股票了。可是，我却端坐在那儿，我不是倾听心中喋喋不休的希望和闹闹嚷嚷的信念，而是只所有来自经验的平稳声音和常识的忠告。只要我一旦筹集到像样的资金，就可以抓住这些机会。但是，没有资金，抓住机会，哪怕是小机会，都是力不能及的奢望。但是，最终还是自己的常识战胜了贪婪和希望，耐心等待了六周。
正当我开始犹豫不决忧心忡忡之时，那支股票涨到九十点。想一想我因为没买进而没赚到的钱吧，当时可是行情看涨啊！唉，当涨到九十八点的时候，我想，贝斯莱姆看来要涨过一百点，待它涨过一百点时，屋顶都要被掀翻了！行情记录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实际上，这记录大家都知道。告诉你吧，当股票行情记录器上只打印出九十八点时，我就看到记录上是一百点。我知道这不是我希望的声音，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风景，而是我对行情记录的本能反映。因此，我想，不能等到涨过了一百点才入市，现在就得买入了。只要超过票面价值有钱可赚就行了。
我跑到威廉森—布朗公司，一下子买了贝斯莱姆钢铁公司的五百股股票。这时股市是九十八点。我在九十八点到九十九点时买了五百股。这之后，在晚上收盘时，股票疯涨到一百一十四点或一百一十五点，我又买了五百股。
第二天贝斯莱姆钢铁公司的股票涨到一百四十五点，我套现了。那等待最佳时机的六个星期，是我曾经度过的最使人紧张和疲乏的六个星期。但是，我得到了回报，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去进行有规模的投资了。要是只以五百股的规模交易，我永运也成不了气候。
第一步走对了非常重要，在投资贝斯莱姆之后，我还干得不错 ——真的，我干得太漂亮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还是同一个我在投资。实际上，我已变成了另一个人，因为凡是我原来烦恼和出错的地方，现在的我都干得既愉快又正确。没有债权人来烦我，思路不因为资金缺乏而受到干扰，资金充足不会干扰我倾听自己可信的经验之声，因此我不断地赚钱。
突然间，正当我就要恢复元气的时候，卢斯塔尼尔下跌了。每隔一会儿，就有人像是头上被猛烈一击一下。也许这人被下跌提醒了：在市场上没有永恒的正确，人人都会受到损失。我听人们说，没有哪一个职业交易商的买入受到卢斯塔尼尔下跌消息的影响，人们还说早在华尔街上出现下跌，就听说这一消息了。我太不明智了，没有借助这提前听到的消息而逃脱。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由于卢斯塔尼尔破产使我赔本以及由于我不明智没有预见性造成的一两次失败，到了一九一五年底时我猛然发现在经纪人处的保证金大约只有十四万美元了。虽然在这整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对市场看法总是对的，我实际赚的就这些。
在紧接着的一年里，我干得好得多。运气很好。在难以驾驭的牛市上我的投资活动也连连得手。事情总是顺利，不必做其他事，就只是赚钱。这使我想起以前的斯坦达德石油公司的罗杰斯说过的话。大意是，总有这种时候存在——如果一个人暴风雨天出门不带雨伞，他宁愿去挣钱而不顾自己被雨水淋湿。目前的股市是最好的多头市场。人人都清楚，美国成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我们拥有其它任何人都没有东西，我们飞速地聚集着世界各地的金钱。我的意思是这广阔世界的金子象潮水一样注入这个国家。通货膨胀是难免的，当然，这就意味着一切东西都要涨价。
所有一切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对上涨的控制没多大必要或者说完全不必。那就是为什么同多头市场相比起来所做的准备工作要少得多的缘故。不但是战时繁荣比其他因素促发的繁荣更自然，而且为它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即是说，1915年的股市获利比华尔街历史上的任何兴旺时期都更大。公众不把所有的证券利润套现。历史在华尔街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更频繁更有规律地重演。当你阅读记载那个时候的兴旺和痛苦的文字时，深深地震撼你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股票投机和股票投机家同昨天的相比差别是多么微小。这种游戏没有改变，人的本性也没变。
我亲身经历了1916年的大牛市。我同其他任何人一样保持乐观，当然时刻警惕着。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我也知道任何事都有个尽头，因此时刻留意一切预兆。我并不是对猜想暗示会来自何处特别感兴趣，因此我并不只是盯着一个地方。我并不会——我也从未觉得自己会——对市场的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固执己见。牛市增加了我的银行存款，在得到应退出的警示信息之后，我没有考虑到充分的理由来顺应市场。一个人不应发誓永远忠于多方还是空方。他的考虑应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还有一件事得记住，这就是股市不可能达到光辉耀眼的顶点，也不会突然以其相反的形式告终。股市可能或者经常在价格普遍开始下跌之前很久就终止买空的局面。当我注意到这点时，盼望已久的警告一个接一个来临了，那些在股市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股票从最高点下降了几个百分点，这是若干个月来的第一次下跌，而且再也没有升上去。很明显，这些股票之间在竞争，这就迫切需要我调整战术。
要改变策略太简单不过了。在多头市场上，价格的趋势自然是百分之百地上升。因此，每当一种股票违背了一般趋势，你就有理由认为这种特别的股票一定有点不对劲。这种情形足以使那些老练的投机者察觉不妙。他不必去从行情记录上寻求指示。他的任务是等着听行情记录说一声：“退出”。而不是等待着行情记录提供认可。
正如上面提到的，我注意到以前一直遥遥领先的那些股票已经失去了上涨势头，都下跌了六、七个点，而且原地不动。与此同时，股市的其他股票都不断上涨。由于这些上市公司本身都很正常，其原因只能是在其他方面，这些股票顺势涨了几个月。当停止上涨时，虽然多头的势头仍然很猛，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特定的股票来说上涨趋势完结了。股市上的另一些股票仍然稳步上升。
完全没有必要茫然不知所措，从而裹足不前。这时我也没有卖空，因为行情记录没有要求我这样做。虽然多头市场的终结近在咫尺，但是它毕竟还没到来。在它到来之前，还可以做多赚钱。既然情况如此，我就抛出停止上涨的股票，并且由于其他股票隐含着上涨的潜力，我就既买又卖。
已经失去了领先地位的股票我就抛空，对其中每一支我都抛空了五千股。然后，我就入对刚刚处于领先地位的股票。我手头做空的股票没涨多少，可我做多的股票却不断上涨。当最终轮到这些停止上涨时，我又全部抛出，进行短线卖空——每种股票五千股。到此为止，我卖空比买入多，因为十分清楚要在市场下跌时赚一大笔钱。当我肯定熊市在牛市实际结束之前就真正开始时，我知道赚一大笔的卖空机会还没有来到。保守而不采取行动是不行的，但又不能操之过急。行情记录只预示着熊市萧条即将来临。现在是做准备的时候。
我不停地买进又抛出，直到几个月后我做空六万股——五千股一次，分别十几种不同的股票，这些股票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是公众的抢手货，因为它们当时一直是活跃的市场上涨幅领先的股票。这不是卖空，但是，不要忘记股市并不固定是疲软的。
然而，有一天，整个股市变得很不景气，所有股价开始下跌。当我从抛出的那十二种股票中每一种获利至少四个点时，我知道自己的头寸是正确的。行情记录告诉我此刻做空安全了，我立刻抛出，瞬间获得成倍利润。
我有自己的主见。在目前这种明显的空头市场，我手中没有股票。我完全没有必要匆匆行事。股市必定会按我的预测运作。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我完全可以等待。在赢利翻倍之后，我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进行交易。大约六个星期后，碰上了人所共知的股市“泄秘”事件，引起股票暴跌。
据说，有人事先从华盛顿得知，威尔逊总统马上要发布一条消息，这消息将很快给欧洲带来和平。当然，世界大战促发并维持了战时经济繁荣，而和平则预示着熊市即将到来，当经纪人席上一个最精明的投机者被指控利用这事先得到的消息获利时，他只是说，他抛出股票不是靠什么消息，而是因为他认为市场已火过了头。我本人在七周前就加倍地增加了空头头寸。
一听说股市暴跌的消息，我自然而然采取行动。这是唯一可能采取的行动。在制订计划时若遇到某种不希望的事情发生，你就应该利用慈善的命运之神给你提供的机遇。首先，有这样暴跌的股市就有了一个大的市场，你可以进入这个市场，这就是把你的帐面利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金的时机。即使在空头市场，一个人也不能总是买进十二万股股票而不把价位抬高。所以他必须等待市场提供机会，使他买进上述数目的股票。而且不使他因价格上涨而导致帐面利润受损。
我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是凭借这个特殊的理由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指望着股市特殊的暴跌。相反，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作为职业交易商积累了三十年的经验是，这种事情一般是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推进的，我的市场观点立足于这一道理。另一件要牢记于心的是：绝对不要企图在最高价时抛出。这不明智。如果没有信息显示股价将止跌并强劲反弹，就在市场疲软后开始回升时抛出。
一九一六年，我通过牛市持续做多和熊市开始就做空赚得了三百多万美元。我以前说过，如果不到死亡来临，一个人不必死守着股市的一面(牛市或熊市)做交易。
那年冬天我像往常一样南下棕榈海滩度假，因为非常喜爱在那儿的海水垂钓。我在股票和小麦期货交易中做空，这两种头寸都给我带来过可观的利润。没有什么烦恼事，我玩得非常愉快。当然，如果我不去欧洲，不可能真正摆脱对股票或者期货市场的牵挂。比如，在阿迪若恩达克思，我的住所和我的经纪人事务所之间就有条直拨电话线。
在棕榈海滩我定期去我的经纪人事务所的当地分部。我注意到棉花市场出现强势特征，价格在上涨。大约在那个时候——即1917年，我听说了许多关于威尔逊总统为了带来和平所作努力的事情。这些报道来自于华盛顿，它们是以新闻快讯和私下对棕榈海滩的朋友发出忠告的形式传来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有一天有了如下看法：各种市场的运行过程依赖着威尔逊先生的成功。如果和平近在咫尺，股票和小麦期货交易要下跌，而棉花期货交易要上涨。无论股票和小麦期货行情怎样，我一切都准备就绪，然而对于棉花期货交易，我却有相当一段时间没做过了。
那天下午两点二十分，我连一包棉花都没买进；但是到了两点二十五分，我认为和平即将到来，因此一开始就买了一万五千包。我打算按我的老方法投资，这种方法我已经讲过了。
就在那天下午，在股市收盘之后，我们接到宣战通告。别无他法了，只有等到第二天股市开盘，我记得当天晚上在格瑞德里事务所，美国的一个工业巨头准备以低于那天下午收盘价五个点的价格抛售其拥有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有几个匹兹堡的百万富翁当时在场，可是没有一个愿买。他们认为一吃进就必然带来巨大的亏损。
果真如此，你可以想象，第二天早晨股市和期货市场就一片混乱。有些股票开盘价就低于前一天晚上收盘价八个点。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上帝赐予我回补我所有空头头寸的大好机会。我说过，在熊市情况下，要是股市发展突然一片混乱，那么买进总是一个明智的办法。如果你把握得好，那就是把大笔浮动利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金的唯一方法。比如，我做五万股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空头。当然，我还做了其他股票的空头，当我看见我有买进的市场机会时，我会买进回补。我获得的利润达到大约一百五十万美元，这可是个不容忽视的机会。
我在前一天下午交易的收盘前半小时买进的一万五千包棉花一开盘就低了五百个点。这价跌得真是吓人！这意味着一夜之间就损失了三十七万五千美元。这时在股票和小麦期货交易中显然正确的操作应是在下跌时把空头平仓，但我却不太明白在棉花期货上该采取什么行动。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考虑，而且当我就要弥补损失时，这时却自认为错了。因为我不想在那天冒昧挽回损失。这时我反省了自己曾去南方逍遥自在地钓鱼，却不认真思考棉花期货市场的操作过程。我在小麦期货和股票交易中赚了钱，也得承受棉花交易中的损失。我可以计算出到我将获得的利润是一百万多一点而不是一百五十多万了。这完全是经纪会计问题，因为当你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时他往往告诉你一个不怎么准确的数字。
要是前一天收盘之前没有买下棉花的话，我就会节省四十万资金了。这就告诉你一个人投资不当时损失一大笔钱是多么快。我的主要观点是绝对正确的，而且我也因为一个自然而然的完全违背自己考虑的偶发事件而受益，这种偶发事件引导我在股市和小麦期货市场持有头寸。请注意，最小阻力方向的交易再次向一个交易商表明了其价值。尽管有不可预料的由于德国照会引起的市场因素存在，股市价格的走向还是不出我所料。要是情况证明正如我所料的话，我的那三笔投资就百分之百地正确了；因为随着和平的到来，股票和小麦价格就会下跌，棉花价会暴涨，我这三笔投资就会净赚。要是不考虑和平和战争，我对股市和小麦期货的看法就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意外的事件会助人一臂之力的原因。在棉花期货交易上，我将自己的操作建立在会发生在市场以外的某个事物上——也就是说，我把赌注押在了威尔森进行的和平谈判上了。是德国的军界领导人使我输掉了下在棉花上的赌注。
1917年初返回纽约时，我还清了所有债务，这些债务有一百多万美元。还清债务对我来说是一大快事。我本该早几个月还清的，可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没那样做。我的交易活动很活跃而且很成功，我需要这些资本。我得用我自己和那些债权人的资本去抓住1915年和1916年兴旺市场上的各种有利机遇。我知道会赚一大笔钱，也不担心什么，因为我一直让他们再等几个月我才还钱，其中许多人也从未希望过会要回欠款。我不希望每次只是少量地归还欠款，也不希望每次只是还清某一个债权人，我想一下子就全部还清所有人的债务。因此，只要市场在做为我可以做的一切，我就尽管不断地以财力许可的规模去做交易好了。
我希望补上利息，可是所有签了拖欠合同的债权人坚决不要。我最后还清债务的那个人正是我欠他八百美元的家伙。他曾经给我压上生活重担，使我沮丧无比，不能去赚钱。我让他等着，直到他听说我已经还清了所有其他人，他才得到那笔欠款。我想让他学会在别人欠他几百元钱时要体谅别人。
这就是我怎样东山再起的经过。在完全还清了所有债务之后，我支取了一笔非常可观的钱作为年金。我下决心不再回到那种身无分文、忧心忡忡、投资失利的处境了。自然，在我结婚后，我就为妻子划拨了一笔钱。有了儿子之后，我又为他划拨了一笔钱。
我这样做的理由并不只是担心市场会把钱从我这儿拿走，而是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会把自己垂手可得的任何东西都花个精光。做了上述安排后，妻儿就不会受到我市场交易活动的威胁。
我认识的许多人都做过这样的安排，可是当需要那笔钱时，却又好话说尽哄骗妻子签字拿出那笔钱，而自己却又拿去亏掉了。但是，我是把这事安排妥当了的，无论我想要什么或者妻子想要拿出钱为我干什么，那一张托管合同起着作用，不可能动用一分一厘，这笔钱绝对安全，不会被我和妻子中任何一个人挪用，不会受到市场需求的打扰，也不会因为妻子对我的挚爱而损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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