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清朝的金融大事件
编者按：提及清王朝的覆没，人们往往马上会想到辛亥革命。多年来，对于引发辛亥革命的国内外政治、军事、制度变革、文化革新等因素已经有比较丰富的考证和研究。但是，对于辛亥革命背后的商业因素特别是金融动因却谈之甚少。实际上，如果对于金融在近现代社会中的“颠覆性”力量有所了解，会发现从这个视角来透视清朝的“被颠覆”将很有价值。文 | 王巍（中国金融博物馆创始人、理事长，中国并购公会创始会长）
一场股灾，为大清王朝的崩溃埋下深刻伏笔
19世纪是工业革命的时代，汽车及橡胶轮胎的发明和迅速普及导致全球市场上对橡胶的巨大需求。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应用如同今天一样自然在资本市场获得最快的响应，同样也会推动过度的反应。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和新兴大国美国的橡胶进口量从1908年起连续每年大幅递增，导致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从1908年的每磅2先令跳到1910年4月的12先令，而当时的橡胶成本仅为1.6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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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人和汽车有了“亲密接触”。请注意，此时的汽车已经是橡胶轮胎
一时间，全球各地有条件的橡胶产地特别是东南亚地区都建立了无数的橡胶公司，而且都充分利用尚在创新时期的股份公司形式向投资者伸出橄榄枝。上海作为当时的亚洲最发达的资本市场，自然成为橡胶投资的焦点平台。事实上，当时的上海，橡胶已经走进大众生活。除汽车外，三轮车、人力车也都换上了橡胶轮胎；一到暴雨天，上海人会在布鞋、皮鞋外套上一双胶鞋，再穿上橡胶雨衣，可照常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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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人开始见识现代工业的产物——汽车，甚至国际汽车赛事也随之来到中国。可谁能料到，随汽车工业发展而来对橡胶的巨大需求，居然引发了近代中国的一次巨大金融危机，并为日后清政府的崩溃埋下深刻伏笔。图为1907年6月10日晨，巴黎汽车联合会举办从北京到巴黎的汽车拉力赛时，参赛汽车从北京出发。
据英国《泰晤士报》估计，从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的刚刚买地，有的也不过才把橡胶树苗种了下去，甚至还有很多是皮包公司。它们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招徕资金。
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大受欢迎。当时有一家名叫“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不过一个多月后就涨到了白银50两，整整翻了一倍。面对如此大赚特赚的发财机会，那些拥有大笔资金的在沪华人和“老外”，哪里舍得失去！于是纷纷加入抢购橡胶股票的行列。一些太太小姐们为了买股票，甚至不惜换首饰、卖钻戒。
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数倍、甚至数十倍。历史数据显示，在当年的橡胶股灾爆发前，华人大约抢购了80%的股票，剩余20%则为在沪外国人买走。许多华人最后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甚至调集资金漂洋过海到伦敦去“炒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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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黄浦路一号的西商众业公所是外资控制的在中国经营的股票交易所（成立于1891年，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该所交易的股票多属于英美法日等几个国家。仅1910年6月一个月内，西商所就安排了30只橡胶股票上市，其中英国公司占了三分之一，一举卷走白银1350万两。除了外商经纪公司外，许多中国机构和钱庄也雇用经纪人参加交易。
清宣统二年，蓝格志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当这些橡胶公司的股票在一个月内迅速上升十几倍时，人们所熟悉的一幕自然不可阻挡了。无数新贵和土豪纷纷倾囊而入，普通职员甚至贫民也将致富之路赌在橡胶股票上。投资者无暇判断股票真伪，一味哄抬股价，从上海一路买到伦敦。当时，华商在上海投入资金近3000万两白银，在伦敦投资超过1000万两白银。其结果是，上海这个号称当时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经无资可融，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票号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1910年年中，全球经济突然逆转，伦敦股市立刻暴跌，导致远在上海的橡胶泡沫瞬间破碎，全数橡胶股票公司灰飞烟灭，众多投资者和企业家人间蒸发，股票市场就此停业。鉴于无数中国的钱庄票号深度卷入投机，呈现连锁破产局面。为此，时任上海道台蔡乃煌与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上奏朝廷，宣统皇帝特别批准向外国银行借款渡过危局。很快，上海得到350万两外银和300万两官银，市面暂时平稳，钱庄、票号得以缓息一时，勉强挺过第一次股灾的冲击，并撑住了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秩序。
孰料，股灾引发的第二波冲击接踵而至。1910年9月，正值当年庚子赔款的付息时限，按惯例上海该承担190万两白银。此时，蔡乃煌已把这笔官银拿去“救市”，并希望朝廷能为上海的这笔“份子钱”垫支以度难关。可是昏庸的朝廷大员完全不懂市场运作，反而认为蔡借机“恫吓朝廷”，于是将蔡革职并要求其立即缴款。蔡被逼无奈，只得向上海各钱庄催要官款。此举一出即不可收拾，最终导致当时的龙头钱庄源丰润和义善源相继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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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灾中力图“救市”的上海道台蔡乃煌（中）
至此，上海金融业宣告崩溃，随后，金融危机从上海一路绝尘，向天津、重庆、广州和北京扩散，继之而来的是全国工商业的大恐慌，并引发了第三波股灾效应。其中，江浙地区所受冲击最大，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倒闭了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受它们的牵连，多数城市的民族金融机构全面陷入瘫痪和破产。作为大清金融财政的重要支柱，钱庄、票号深度卷入投机，并受到重创乃至呈现连锁破产局面，让与之关联密切的官僚买办资本、商业资本和民间资金也饱受侵蚀，从而不得不相互拆借，越陷越深。与此同时，外国银行也停止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拆款，并催促还款，这直接导致中国的新兴工业和民生陷入灾难，并且被外国资本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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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湖广铁路债券（面值20 英镑）
至此，自1903年以来，中国连续六年的经济增长被这次全国性的橡胶泡沫所摧毁，步入大萧条，清末新政的成果毁于一旦。粗略统计，华商在上海和伦敦两地股市损失的资金在4000万至4500万两白银之间，而当时清政府的年可支配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左右。如此巨款的外流，让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不得不启动国际大借款以苟延残喘。于是，后面的事情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发生了：股灾次年（1911年），清政府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以路权为抵押向列强借款，由此引发“保路运动”，并进一步导致辛亥革命的最终爆发。可以说，正是这次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次金融危机为清政府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一张铁路债券，成为“压垮”清王朝的最后那根稻草
中国金融博物馆完整地保存了一张1911年5月20日发行的债券：面值20英镑，年息5厘，九五折实付，期限40年；债券签名的手迹出于盛宣怀，他也是这场借款风波中的关键人物。正是这张沉浸了历史密码的旧债券，告诉了我们辛亥革命背后的金融“颠覆性”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张债券直接引发了这场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大革命。
19世纪末，环顾当时整个世界，许多国家将修建铁路作为启动工业文明和经济建设的国家政策。1889年，在清政府新政期间，朝野上下越发认识到铁路对于国家振兴的重要性。于是，清政府决定修筑铁路，也制定了借债筑路的政策，这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政府批准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向比利时、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借款修筑不同路段的铁路。作为回报，清政府不得不开放铁路修筑权，管理权以及收益权，各国列强也以此控制了中国许多交通枢纽，使得国家权益严重流失。在民间资本的压力下，清政府又颁布新策允许民间集股参与修路，民间人士热情高涨，各省相继设立铁路公司，由此出现了一段民间铁路建设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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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国人和铁路也开始了“亲密接触”
对此，盛宣怀始终坚持铁路建设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对国家财政起到关键作用，必须由政府出面筹款建设。更兼“橡胶股灾”后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需要不断向外国借款，而铁路几乎是大清在海关和港口权益之外唯一可以为外国接受的抵押权益。于是，1911年，时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提议将川汉、粤汉铁路的股票改换成官办股票，有不愿换票者给还股本或发还六成，其余四成发无息股票；川省铁路股实用款项，给国家保利股票，余款或附股或兴办实业，不得由股东收回。事实上，这就是用官订价格强制将民营铁路国有化。
同年5月，盛宣怀又在北京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就是前文所提到债券——又称“湖广铁路债券”的由来），借款600万英镑，由四国均分承担，以两湖厘金及盐厘税捐作抵押，并聘用英国、德国、美国总工程师各一名，分别修造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至此，上述本来属于民办的铁路，被清政府强行收走，并将铁路收益权抵押给外国人。
清政府的这一草率和霸道行径，遭到民间资本的强烈反对，各省于是成立保路同志会，以“破约保路，维护完全商办”为宗旨，抗议清政府出卖路权，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保卫路权运动，四川则成为保路运动发展最为迅速、激烈的地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四川谘议局致函四川总督赵尔丰，要求转奏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但是，清廷非但不顺应舆论和民情，反而下令赵尔丰弹压，最终酿成“成都血案”。由此，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各地群众的武装反抗，同盟会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地发动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赵尔丰向朝廷告急，朝廷派湖北新军入川协助镇压，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筹划已久的革命党人乘机起义，武昌终于得手，辛亥革命从此启动并大获成功。
当然，大清王朝的腐败和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国际压力和国内变革力量已经成熟。风云际会之时，金融的颠覆性力量终于破土而出：600万英镑的四国借款压力直接导致清政府强力收回民营铁路，随之而来的保路运动则成为辛亥革命的助产士。
延伸阅读
值得一提的是，该“四国借款”之后的执行也很复杂。湖广铁路债券利息于1938年停付，部分本金在1951年到期未付。1979年，持有该债券的几个美国公民在美国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偿付本息。法院一审判决中方败诉，中方则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定享有主权豁免而拒绝接受判决。1983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会谈时也谈到这个话题，并再次申明了中方立场。1984年，美国地方法院重审此案，以美国相关法律不追溯国家行为等理由撤销了判决。1987年，原告再次上诉未获批准，此案告终。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责编 | 潘飞 鹤焱（实习）
原刊于《纵横》2018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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